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思索
文 / 徐也晴
这理应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将死亡的阴影以最悄无声息和有力的方式扩散到一群素来不受待见的民族身上。从下火车看到铁丝网的那刻起，犹太人一直以来被隔离、被排斥的命运终于被恶化成了终结的符号。分类、筛选与编号，训练有素的德意志医生的外套永远纤尘不染，冰冷刺眼的手术刀始终咣当作响。奥斯维辛的场域太过于逼仄与紧凑——根本容不下多余的人与物，提供不了额外的补给；同时它又过于宽敞与空旷——毒气室的高效率瞬时就能让人满为患的空气抹杀至零，甚至连洗刷地板的清洁剂都显得单调无趣。
这一段精益求精的效率背后，反映的却是现代文明所翱翔的高度，不仅能让屠杀由幻想落地成周密的计划，更能让数不胜数的正常人参与进来，且毫无道德愧疚之心。大屠杀不是偶然的不幸，而是现代进程的一种必然结果。
正因如此，齐格蒙.鲍曼才在开头揭示出大屠杀是一扇看清过去与未来的窗户，越是因为画面抑郁而拒绝注视，就越是会带来自欺欺人的危险。诚然，大屠杀作为现代性之验证而存在，其成功也就恰恰证明了现代性的辉煌。
一．
阴影延伸下的异端：论现代性、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
犹太人，作为一个历史上经历过大迁徙的民族，其长期与他者的分离使其在历时的连续性和共时的自我认同上都进行了隔离的再生产，逐渐成为了“内部的外人”。其独特复杂的超民族属性一方面不被统治者所信任，却仍然利用他们承担着各种危险与不讨喜的任务，但另一方面——即在民族成为群体自我建构最重要的基础的阶段，逐步抹杀了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差异，模糊混淆了原本清晰的民族界线。
客观上，犹太与希伯来的原始联系也在经历了历史时间的绝对跨度后逐渐削弱，甚至连仅存的精神联系都遭受到了占领圣地人的强烈质疑。而流离失所的他们却连征服土地的行动都无法顺利达成。但对于排斥犹太人的纳粹而言，唯有污名乃至恶魔化他们，才能集众人之力实现清洗的目的。
种族主义强调的是整个阶段中的实践活动，并“通过切除既不适合想象中的完美现实、也无法被改造以适合这种完美现实的当前现实要素，以服务于人为社会秩序的建造”。 在追求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现代社会中，种族主义认为有一部分群体无法通过各种努力而被修正与改善，除了切除以外别无他法。因此，被冠以“无法矫正”的犹太人，只剩下了驱逐和毁灭两种交互使用的疏远方法。
在纳粹所精心设计的社会工程里，为了“种族血统”，一切“无价值的生命”都成为了打击的目标。而会腐蚀其他种族认同和侵蚀自身种族秩序的犹太人，便成为了无贰的选项。
得益于现代性这块幕布，种族主义找到了共鸣的同类——
其一，是能对一切事物进行研究的无所不能之科学，通过遗传科学将种族中心主义的思想再次强化，然后植根于理性人的头脑之中。
其二，是实然层面的管理学，研究如何才能以最小的成本赢取最大的效率，将整个驱逐与屠杀成为一项社会理性的管理活动，也作为系统利用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哲学和训诫的一次尝试。
综上所述，要实施整套社会工程共需要三个必要的条件。
首先是种族主义理论，不仅有种族的构想，也要认定其中一部分群体的本身是具有无法被修正的缺陷。其次是医学治疗综合征，包括成熟医学实践所规定的健康和常态的模式、隔离的策略和手术技术。但最重要的则是官僚体系，即一套改造社会的工程方法、社会秩序之人为性的信念、专家制度以及人类场景与互动的科学管理的实践活动。
同时，群众的漠不关心也是加速其开展的催化剂。而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犹太国际阴谋论”等过度描述则成为了反犹主义最具诋毁性和致命的形式。
以上这一切都值得我们警惕，因为它们都存在与我们现代生活的结构中。后现代主义的、以消费者为导向和以市场为中心的大多数西方社会的环境，倘若都建立在资源有限的市场基础之上，也许终有一天国家又会再一次直接接管社会，诞生种族主义的温床。
《现代性与大屠杀》英文版
二．
日常生活里的毛骨悚然：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一）完美设计与官僚体系
现代种族灭绝事件的突出点不仅在于其耸人听闻的规模，更突出的是它追求完美社会设计的目的，即人类应改造社会，强制它服膺于全面而科学的构想计划。因此，将人类行为工具化的机构大量生成，从事者忠诚而高效地追求着既定目标，统治者垄断最终目的以及把被统治者限制在利用手段的角色得到了合法化。每一个环节都要有条不紊地服务于大屠杀的完美计划里。
因此，从历时性来看，大屠杀的独特性在于其现代的发生时间，从共时性来看，则在于它融合了一部分习以为常的现代性因素，尤其是官僚行为体系与它被制度化、产生、维持和再生产的心态。技术化的官僚体系为暴力的生产与分配提供了无数强制手段，其绝对的行之有效却恰恰出于其纯粹的理性特质。
官僚体系强调将劳动的功能进行划分，并用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二者产生的距离感觉将使行动者都能被完全动员起来去并为目标服务，并把目光聚焦于对上级的服从和效率的提高上。但另一个可怕的后果则是用纯粹技术性和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行为对象，让他们非人化。在集中营里，犹太人被视为一个个纯粹的定量指标，人的价值被无限践踏，重要的只有官员们对于降低屠杀过程中成本的渴望。
总之，现代的官僚体系忽略原初目标而强调实现手段的特征，与理性社会秩序的设计让大屠杀的发生成为可能。
（二）现代防卫的破产
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逐步完善的自我控制机制却使个体倾向于自身得到自我控制，且反对身体间联系过密的文化也无意间造成了群体的冷漠。
而文明社会里暴力从日常中的消除却同时也意味着，公民将个人使用身体暴力的权利，让渡给了政府机构，并对社会中的防卫措施充分信任。因而，当大屠杀以幌子的形式逼近公民时，大众或是冷漠或是表现得熟视无睹。但若继续深思，我们会发现正因为由于纳粹政府对权力几乎完全的垄断，造成社会力量无法自我表达，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民主的结构性基础。
打碎蒙昧时代的科学带来了对理性的崇拜，在冲击宗教与传统的同时，挑战了道德与感性。科学作为工具，其施加的利弊作用都取决于使用者和使用的目的。因此，当科学与理性的力量被纳粹所振臂高呼时，除了对手段和效率的实践以外，带来的是灭绝的灾难性后果。而且更可怕的是，人性的道德被转化为技术与服从的道德，行之有效地培养了一批成功的理性执行者。
三．
无从安放的自由选项：诱使受害者合作
在这场种族屠杀中，其中一个得以进行的重要因素就是受害人的合作。而胁迫条件有二：一是暴力已经强大到摧垮受害者们的意志与韧性，用恐怖手段使其屈服于上层权力，并接受权力强加的秩序；二是身份群体已经被剥夺了进行持续抗争所必须的资源，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身份群体中的一部分被同化与瓦解。
犹太精英于是被纳粹选中，成为犹太委员以一种自治的形式来管理犹太社区，成为一个受到政府控制的中介角色。但在事实上，犹太精英却本无选择——除了最根本的生存目的以外。
但以上的一切，也只有现代理性的官僚化组织能促成。首先，它必须完全专门化，无条件地垄断自己执行的特殊职能。具体而言，官僚机构要划定出准确的目标对象，以避免其他群体的恐慌；而且也要拒绝外来群体的干预行为，最终让目标群体被封锁起来。
最瞩目的手段是直接号召，通过指控犹太人无法被根治的重大罪行，但其对公众的影响效力必然有限。于是，学者和理性代言人的名人形象开始被借用。而只有犹太群体被清洗的对比效应使公民开始逐渐放下戒心，继续囿于私人生活中，同时也是为了过好自己的个人生活而对犹太人不闻不问。
或许令人震惊的是，被一步步进入奥斯维辛的犹太人竟都是有过理性的选择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游戏——让受害者做出缺失性比较，甚至被声称可以要求赦免或特殊对待权利。这是一个从起点就不公平的选择。但结果却也就造成了犹太群体内部结构的逐步瓦解，让其中的犹太委员们做出了生存策略的个人化理性导向。尽管这是不平等的权衡，但给其选择的机会，显然要比直接的屠杀要顺利隐秘得多——借助“最后一次”的谎言与分阶段的步骤。同时，纳粹也似乎给予了合作者们一个让道德安心的理由，包括“牺牲少部分拯救大多数”的判词，以及“拒绝就带来了惩罚”的逼迫。
在犹太区，贫民最先受到遭难，剩下的人为了争夺有限的“通行证”而竞争攀比出价。仿佛行尸走肉围城的前夜，有能力的人为了生存的资源而相互背叛与厮杀，巨额的财富在一夜间贬值得不如一张几分钱印出的通行证。但在旁人开来，犹太委员的道德堕落却也成为了一种自证预言。
综合来看，大屠杀可以作为一个现代官僚理性的范式。它用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收获，成功动用了每个人的资源和能力，也将无关与反对行为目标的行为排除在外。但其中最值得铭记的，是不应把理性视为衡量组织效能的唯一尺度的教训。
《现代性与大屠杀》豆瓣评分9.1分
四．
距离的双重罪恶：服从之伦理
将施暴者与受害者隔开的社会距离，从心理上暂时地免除了施暴者的不安。但使暴行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为“序列化的行动”——每个行动之间的差异都小到无法产生心理印象的程度，当事人沉浸在上一次影响小的行动里，一步步持续着整个行为过程，直到最后终于产生了一种爆发式的“累积效应”。而让受害者被孤立，施暴者三五成群则加剧了暴力的群体情感，从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合作成就感与愧疚平分感。而这就是第二个制约性因素——“情景责任”。
官僚体系下的道德是技术性的，告诉其中的每一个行动者要去遵循与服从上级命令看作最高道德。而越是将受害者与行动者隔开、越是将行动者和上级权威拉近，就越会模糊其每一个公务式行动与受害者痛苦间的关联，愈发地降低行动者内心的不安程度。
服从上级的命令也同时意味着一种责任转移机制的应运而生。如此，即使日后被追责时，行动者也可以坦然地将持刀的血腥推诿给曾经的上级，然后从心底里认可自己被操纵的清白。
值得注意的是，被操纵的一端必须要是专一、明确和垄断的权威之源，避免多元主义，才能彻底控制每个人的良知与行为，塑造大屠杀的计划。
若要追溯罪恶的本源，则每个人都不能幸免，恶其实沉睡在每个人的心里。但恶意的激化却来自于邪恶的社会安排中——用权威的口吻宣读麻木与残酷角色的合理性，抹去参与者的道德良知，堕落为权力的附庸。
五．
结语：行尸走肉与使女的希望
纵观全书，从目前对大屠杀的理论研究与关键问题上少的惊人的现状起笔，探究了团体敌对的种族主义与种族灭绝计划的联系。作者力图直面大屠杀与内部的现代性因素的独特性与常规性，结合米拉格姆与齐姆巴多的社会心理实验，分析了现代官僚体系下受害者的合作与行动者的道德盲从，就道德的研究做出了根本性的修正。
现代文明化的进程之下，完美的社会设计与理性的官僚体系是前提与条件，至高垄断的权威定义了“清洗”的命令，等级的服从与施加对象的隔离让过程肆无忌惮——自保是无可厚非的选择，被群体分散的责任在空中自由漂浮，技术道德终于奉为圭臬。
据二战后统计：截止到1945年，经历大屠杀后的波兰，原有的350万犹太人只剩下7万余人，荷兰的14万犹太人只剩下3.5万人，而德国和奥地利的33万犹太人仅有4万人生还。
Astonished. Abhorrent. And dejected.
比《1984》惊悚，比《第二十二条军规》绝望。然而历史仅仅只是可怕的一隅，我们必须直视大屠杀二次发生的可能性，仍然潜藏在我们所栖居的现代性社会中。甚至而言，参与的行为并不是罪的极限，唯有逃避羞耻感并拒绝理性反思，才会使形式上的非道德变成极端的恶意。
大屠杀的教训是双面的规诫，有着光与暗的二维意味——
第一，当面临危险或一个选择代价过于高昂的窘境时，大多数人很容易说服自己抛弃道义伦理，心安理得地选择自我保全的生存利益。
人性的恐怖故事就此上演，比病毒更强大的传播在官僚机制下运行良好。为了仅剩的虚构安全证明而非沦为行尸走肉，更何况还有施暴与受害者的中介距离的存在，于是你我按下了屠杀的按钮，目光所不能及的千里之外有爆炸的蘑菇云腾升而上。
第二，对少数人而言，邪恶并非全能，自我保全也并非永远凌驾于道德义务之上。
总有红衣的奥芙瑞德记住多元自由社会的影像，比掷硬币的二分之一概率还小的希望依旧存在。拯救之途漫长而艰险，但只要有人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都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恶意就总会有结束的一日。
——“让我们希望一切不至于糟糕到那个地步。我希望不会。”
通往奥斯维辛的铁路尚存。
而世纪后的我们，但愿能与那个时期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