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苏京春：“供给侧”学派溯源与规律初识（上）
摘 要：本文梳理了“供给侧”经济学派的发展中已呈现出的两轮“否定之否定”规律：第一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为：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第二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为：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在此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本文论述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相关的学理启示及展望。评价方面主要包括两大内容：第一，对“萨伊定律”的评价。包括从历史视角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西斯蒙第对自由放任价值观的批评，马尔萨斯需求管理思想与其的分歧，凯恩斯对其的条件性否定，及马克思基于“劳动产品价值量”、“三位一体”公式和唯物史观引出的对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评。第二，对“供给学派”的评价。通过总结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及重审该学派内部的分歧，总结学界对其的批评和该学派在理论联系实践中的得失。接着，在阐述“供给侧”学派两轮“否定之否定”所给出的启示后，我们阐述“供给侧”学派的展望，是推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根植于中国实践对“理性供给管理”诉求的“新供给经济学”，认为这恰是从发展逻辑上构成“供给侧”学派的理性回归，并论述了其“求真务实”的特征、“否定”的方式以及赋予“复辟”浪潮的新思想，并引伸出支持改革的思路与建设性的政策主张。
关键词：供给侧、供给学派、新供给经济学
（小编：鉴于微信编发文字限制，本篇为全文上半部分）
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决策层特别强调“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在学界内外引发广泛热议。实际上，两个多世纪以来，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对于“供给侧”的研究和应用起起伏伏，但从未淡出经济学人的视野。“供给侧”经济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的开端，可认为是19世纪初“萨伊定律”的提出和发展，而随着“后来居上”的凯恩斯革命，凯恩斯主义对其进行了几近全盘的否定；20世纪70年代，“供给学派”重新兴起，构成历史上在“供给侧”的第一次复辟，且明显带有“螺旋式上升”的新特点，并紧接着又继续湮没于“凯恩斯主义复辟”的浪潮中；直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供给侧”学派才又重新以“供给管理”这一带有继续“螺旋式上升”新特点的形式，重新回归至举足轻重之位。在以史实为依据的长期视野下，以历史时期为横轴和经济哲学为纵轴的坐标系，将“供给侧”学派的发展与实践的发展视为两条曲线，那么必将得到“供给侧”学派曲线始终追逐实践曲线危机点而上的特点（如图1所示）。就“实质”层面的“实际”而言，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供给侧”学派在两个多世纪以来，主要历经四大阶段，呈现出清晰的规律——即两轮“否定之否定”。我们正是在勾画这一轨迹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与反思，总结其启示并作出展望：首先，从历史视角和学术视角对“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的评价作综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从“大萧条—滞胀—二战后危机—次贷危机”为发展脉络的实证维度探析四轮经济危机中“供给侧”学派的曲折发展，另一方面从“萨伊定律—供给学派—供给管理”为发展脉络的学术维度探析“供给侧”学派认识水平的螺旋式上升；并借此思考并论述经济学思潮与危机实践的辩证关系，最后将“供给侧”学派的源流结合经济发展现实，提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展望。以两轮“否定之否定”为脉络对“供给侧”经济学派的探析，可以揭示出此次决策层强调的“供给侧”改革应绝非萨伊定律或里根经济学的复辟或套用，后危机时代采取的“供给管理”及在中国发展兴起的“新供给经济学”，也绝非脱离轨道的偶然，而恰是沿着历史的长周期和发展逻辑，实质地构成了“供给侧”学派的理性回归。
图1 “供给侧”学派发展曲线
一、“供给侧”学派溯源：发展脉络的四个阶段
在19世纪初的法国，萨伊受到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的影响后，提出“萨伊定律”、步入经济学古典自由主义、并成为法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其后经历20世纪70年代追随“萨伊定律”的“供给学派”在美国的高调回归，到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采取“供给管理”的实践。紧密结合经济实践探寻“供给侧”学派源流，我们不难发现其迄今为止历经四大阶段：从“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主义”到“供给学派”，从“供给学派”到“凯恩斯主义复辟”，从“凯恩斯主义复辟”到“供给管理”，并沿着四大阶段的历史发展脉络呈现出清晰的两轮“否定之否定”：第一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是“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第二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是“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我们试图将发端、四大阶段、起始时间、产生原因以及两轮“否定之否定”纳入一个逻辑框图中，即形成如下“‘供给侧’学派发展源流图”（如图2所示）。
图2 “供给侧”学派发展源流图
（一）第一阶段：从“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年出生于法国里昂，19岁赴英国留学并开始接触斯密的《国富论》，受到此经济学启蒙思想的影响，萨伊后来也成为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年轻时期的文学青年，逐步经历从商、从军，后又回归编辑岗位，萨伊在1803年出版著作《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或简称《政治经济学概论》），并在此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按照萨伊的论述，“某人通过劳动创造某种效用，同时授予其价值。但除非有人掌握购买该价值的手段，否则便不会有人出价来购买该价值。所指手段由何组成？回答是由其他价值所组成，即：由同样是劳动、资本和土地创造出的其他产品所组成。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乍一看来似乎非常离奇的结论，那就是生产为产品创造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产品一经产出，从那一刻起就为价值与其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一般来说，生产者在完成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后，总是急于把产品售出，因为他害怕产品滞留手中会丧失价值；此外，他同样急于把售出产品所得的货币花光，因为货币的价值也极易流失。然而，想出手货币，唯一可用的方法就是用它买东西。所以，一种产品的生产，会为其他产品开辟销路。”应当说，萨伊的论证远非完美，但其生产（供给）产品会引发后续需求的思维，却内含了长久的启发性：实质上，这一萨伊定律核心认识的重大贡献在于启发式赋予了经济学研究中“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影响决定市场容量（和产品价格）”的思考。
截至1848年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问世之前，萨伊撰写的由财富的产生、财富的分配和财富的消费三部分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一直在欧美经济学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古典自由主义一直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如哈耶克将其划分为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为代表的、侧重经验主义的“英国的流派”，以及以卢梭、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侧重理性主义的“法国的流派”，但是“萨伊定律”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分支，始终独树一帜地处于主流地位。直至“大萧条”时期的到来引发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萨伊定律”几近被彻底颠覆，“供给侧”学派也迎来历史上对其的第一次否定。
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发起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颠覆性转变的革命，标志是1936年凯恩斯主义奠基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出版。凯恩斯认为，经济中的自动机制不足以使生产和就业达到均衡状态，而这恰恰与认为价格和利息率会自动调整达到均衡的“萨伊定律”相悖。经济学界信奉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历史背景是1929年至1933年由美国爆发经济危机而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即“大萧条”。这一次经济危机以1928年木材价格的下跌为导火索进而以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美国采取强制手段下调基本谷物价格打破全球价格链条，引发美国国内空前投机热，抽回了当时游走在欧洲的巨额资金，并最终于1929年10月引发华尔街股市暴跌，这一衰退进一步通过金融链条传导而迅速蔓延至全球范围，且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这一局面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33年罗斯福颁布以复兴（Recover）、救济（Relief）、改革（Reform）为主要内容的“3R”新政，经济萧条才得以遏制并开始企稳向好。当时的经济实践，尤其是罗斯福新政对经济运行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学理论发展至关重要，实际上是在实践层面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提出了巨大挑战以后，以理论架构的创新给出了对于实践的有力指导。这些相关思考和逻辑演变，纳入凯恩斯的《通论》中，得以广泛传播，其对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供给侧”学派代表——“萨伊定律”所进行的几近全盘的否定，自然也随之成为“凯恩斯革命”所带来的一项有影响的思想否定。
（二）第二阶段：从“凯恩斯主义”到“供给学派”
自1936年《通论》出版使凯恩斯主义开始风靡世界起，全球经济面临的历史背景是一次又一次的战争。翻开《美国经济史》即可见1933年渡过“大萧条”时期后，截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段近现代史大事件几乎由战争填充：1939年—1945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1950年—1953年为朝鲜战争，1964年—1973年为越南战争。二战及二战后时期，即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凯恩斯主义一直在经济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滞胀”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危机现象强烈威胁美国并有可能席卷全球：这种一方面导致经济增长放慢至停滞引起大量失业、另一方面又加剧通货膨胀的新型经济危机，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真正意义的挑战，和实践中凯恩斯主义“干预”操作的无所措手足的窘境一起，宣告了凯恩斯主义辉煌时代的终结。
经济学界对“滞胀”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应运而起的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新剑桥学派、卡尔多学说、二元系统说、两种价格体系说等学派，都在自己的理论立场上对“滞胀”的原因和对策进行探究，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可说是大潮流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分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人物的货币主义学派认为应当减少政府干预，并在不断发展中分离出著名的理性预期学派，对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与此同时，由裘德·万尼斯基命名、以罗伯特·蒙代尔、亚瑟·拉弗、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人物的供给学派否定了凯恩斯主义在宏观调控中以“需求侧”作为主要视角的认识，重新肯定“萨伊定律”着眼于供给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认为“供给侧”并非是由需求派生的次要因素，而是更为主要的因素，主张大幅度降低税率来对经济增长进行激励。这种思想最终因其有效性以及在政治层面满足决策者诉求等多重原因而在国家宏观政策考量及实践中得以脱颖而出，成为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执政以及英国撒切尔“去国有化”的重要指导思想。1981年—1982年，美国经济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并进入里根总统执政时期，里根认为供给学派思想“同70年代需求学派掌管的、导致通货膨胀的繁荣，适成鲜明的对照”，并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声明要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宏观政策决裂，而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主导思想，且在1985年第二任期宣布继续扩大原计划。这使得供给学派的理论思想在实践中对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空前的影响，供给学派同时也得到“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这一冠称，标志着“供给侧”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第一次否定。
（三）第三阶段：从“供给学派”到“凯恩斯主义复辟”
供给学派指导政策实践时信心满满，但历史记载的实际结果却并不那么合乎意愿，尽管经过供给学派政策实践，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有所提升，但是美国宏观经济没有像预期那样顺利增长，加之供给学派主张全面减税的政策导致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还导致利率攀升、外贸出现赤字，于是它又迅速丧失信任，为20世纪80年代末的凯恩斯主义复辟奠定了基调。
此外，20世纪80年代历史背景中后人应给的出格外浓墨重彩的一笔，就是美国“新经济”时代的悄然到来。美国产业结构从80年代开始产生深刻变化，以信息业为核心、“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得到长足发展，“星球大战计划”等以高科技为标榜的政府宏观导向也掀起美国国内对科技追求的狂潮。以硅谷为例，尽管是似乎带有偶然性地始创于20世纪70年代，伊始以军事技术和无线电技术为基础，但是于20世纪80年代逐步形成了大规模产业园区，成为集生物、空间、海洋、通讯、能源材料等新兴技术研究机构为一体的美国高新技术的聚集区，并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成为美国经济增长和腾飞最为重要的推动力来源。然而，供给学派当时所掌控的宏观政策并没有将这些新动力充分纳入考虑中，仍然“缺乏系统性”地坚守减税政策，实际上很快脱离了经济实践的发展重心，反而造成了财政赤字的巨额增长，也便表现为宏观经济发展的制约。
因为里根时代“供给侧”的宏观调控，尽管取得明显成效，亦带来明显问题，所以后任美国政府决策者在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中多采取需求侧调节和供给侧调节双管齐下的过渡性财政政策，一方面虽不否定通过减税来刺激供给，另一方面又注重通过节支来控制需求，从而减少财政赤字不断增长的困扰，特别是一旦滞胀特征淡化，政策主流便迅速重拾总量“反周期”调控的标准化国家干预轨道，这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对“供给侧”学派启动了第二次否定。
（四）第四阶段：从“凯恩斯主义复辟”到“供给管理”
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承大统者、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继1948年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版问世以来，萨版《经济学》已再版近二十次，是经济学教科书版本中的百科全书，而萨缪尔森倡导的“逆风向”而行的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不仅在凯恩斯革命时期对美国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在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中对全球经济体尤其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调控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这种主要侧重于需求侧调节的“反周期”思想可以作为凯恩斯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复辟”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思路。
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美国经济在以科技发力为先导的巨大增长浪潮推动下，历经十余年的稳定增长，继续坐稳世界经济体之林第一把交椅的位置。截至2007年，尽管中间经历了以罗纳德·科斯和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带来的“第三次革命”和理性预期及信息经济学为经济学界注入的新思想、新发展，但从实践角度而言，经济学界、特别是各主要国家的决策者对凯恩斯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复辟两次浪潮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实践结果仍然信奉无疑。然而，2008年美国金融系统爆发“次贷危机”，并通过迅速传导效应直接引发欧洲诸国陷入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两足鼎立局面发生巨大动荡，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和被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实为与“大萧条”相提并论）的世界金融危机，直接导致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的再次质疑。此次金融危机救市政策中，美国实际上断然摆脱所谓“华盛顿共识”，从“供给侧”进行足以影响全局的“区别对待”的政策操作与结构性调整，明确地对本国宏观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供给管理”，而不限于所谓的货币总量调节或者需求侧调节，标志着“供给侧”调控思想对凯恩斯主义的第二次否定。
二、“供给侧”学派源流呈现的两轮“否定之否定”
“供给侧”学派源流发展的四大阶段呈现出相当清晰的规律性，即两轮“否定之否定”。第一轮“否定之否定”是指“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第二轮“否定之否定”是指“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一方面揭示了“供给侧”学派自产生以来的发展变化起伏轨迹，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认识后危机时代的“供给管理”提供了可供探寻、值得重视的逻辑路径。
（一）第一轮“否定之否定”：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
“供给侧”学派的第一轮“否定之否定”即从开端到第一次回归的阶段。19世纪初萨伊提出著名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标志着“供给侧”学派的开端，并伴随古典自由主义在19世纪一直位于主流经济学地位，直至20世纪初经济危机的出现打破这一平衡。1929年—1933年“大萧条”时期，以“萨伊定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无法解释更无法扭转经济急剧衰退的局面，美国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革命”相得益彰，并对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思想及“萨伊定律”进行了几近全盘的否定。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解释并有效解决了如何走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危机，追随者将其奉为圭臬。然而，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爆发新型经济危机即“滞胀”危机。在对凯恩斯主义提出巨大挑战后使两大学派最终脱颖而出，一个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后经继续发展分支出理性预期学派，而另外一个是由裘德·万尼斯基命名、以亚瑟·拉弗和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为代表人物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的正确性，主张在政策层面侧重供给侧的调节，实现了自从凯恩斯主义盛行后由供给学派复活“萨伊定律”对其的否定，构成了“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这一轮“供给侧”学派“否定之否定”的完整轨迹。
（二）第二轮“否定之否定”：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
“供给侧”学派的第二轮“否定之否定”实质上是从第一次回归到第二次回归。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遭遇“二战后最严重的一轮经济危机”之后，尽管在供给学派指导思想下，宏观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优化，但直至里根政府第二任期的结束，美国经济一直没有兑现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承诺，并且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供给学派逐渐丧失人心，引发了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虽仍然延续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但是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下，主要奉行的又是“逆风向”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且主要从“需求侧”调节来刺激宏观经济增长。在“新经济”浪潮下，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凯恩斯主义的思路仍然占据主流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直至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在救市实践操作中实质上采用“供给管理”手段，标志着“供给侧”学派的第二次回归。由此，又很快构成了“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这一轮“供给侧”学派“否定之否定”的完整表现。
（原文刊载于《全球化》2016年第2期，未完待续）
贾 康 介 绍
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税务学会、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和中国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北京市、上海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福建省、安徽省、甘肃省人民政府顾问，西藏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广东商学院、首都经贸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多次参加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和主持或参加国内外多项课题，撰写和出版多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数千篇财经文稿。多次受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2013年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院长、秘书长）等交流活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和跨界、跨部门学术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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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 贾 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