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 |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内容介绍

本文节选自梁思成所著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原载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3卷第2期独乐寺专号。

梁思成

1901-1972

斗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柱式(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柱式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绪言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形美术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我国古代建筑,征之文献,所见颇多,《周礼考工》,《阿房宫赋》,《两都两京》,以至《洛阳伽蓝记》等等,固记载详尽,然吾侪所得,则隐约之印象,及美丽之辞藻,调谐之音节耳。明清学者,虽有较专门之著述,如萧氏《元故宫遗录》,及类书中宫室建置之辑录,然亦不过无数殿宇名称,修广尺寸,及“东西南北”等字,以标示其位置,盖皆“闻”之属也。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犹熟诵《史记》“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遇刘邦于途,而不之识也。

造形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我国建筑,向以木料为主要材料。其法以木为构架,辅以墙壁,如人身之有骨节,而附皮肉。其全部结构,遂成一种有机的结合。然木之为物,易朽易焚,于建筑材料中,归于“非永久材料”之列,较之铁石,其寿殊短;用为构架,一旦焚朽,则全部建筑,将一无所存,此古木建筑之所以罕而贵也。然若环境适宜,保护得法、则千馀年寿命,固未尝为不可能。去岁西北科学考察团自新疆归来,得汉代木简无数,率皆两千年物,墨迹斑烂,纹质如新。固因沙漠干躁,得以保存至今;然亦足以证明木寿之长也。

至于木建筑遗例,最古者当推日本奈良法隆寺飞鸟期诸堂塔,盖建于我隋代,距今已千三百载。然日本气候湿润,并非特宜于木建筑之保存,其所以保存至今日者,实因日本内战较少,即使有之,其破坏亦不甚烈,且其历来当道,对于古物尤知爱护,故保存亦较多。至于我国,历朝更迭,变乱频仍,项羽入关而“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二千年来革命元勋,莫不效法项王,以逞威风,破坏殊甚。在此种情形之下,古建筑之得幸免者,能有几何?故近来中外学者所发现诸遗物中,其最古者寿亦不过八百九十余岁未尽木寿之长也。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皆辽圣宗统和二年重建,去今(民国二十一年)已九百四十八年,盖我国木建筑中已发现之最古者。以时代论,则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之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

翻阅方志,常见辽宋金元建造之记载;适又传闻阁之存在,且偶得见其照片,一望而知其为宋元以前物。平蓟间长途汽车每日通行,交通尚称便利。廿年秋,遂有赴蓟计划。行装甫竣,津变爆发,遂作罢。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克成行。实地研究,登檐攀顶,逐部测量,速写摄影,以纪各部特征。

归来整理,为寺史之考证,结构之分析、及制度之鉴别。后二者之研究方法,在现状图之绘制;与唐、宋(《营造法式》)、明、清(《工程做法则例》)制度之比较;及原状图之臆造(至于所用名辞,因清名之不合用,故概用宋名,而将清名附注其下)。计得五章,首为总论,将寺阁主要特征,先提纲领。次为寺史及现状。最后将观音阁山门作结构及制度之分析。

图1/卷首图一  观音阁及山门平面

图2/卷首图二  观音阁南面立面

图3/卷首图三  观音阁西面立面

图4/卷首图四  观音阁横断面

图5/卷首图五  观音阁纵断面

图6/卷首图六  山门南面及侧面立面

图7/卷首图七  山门横断面及纵断面

总论 

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在我国已发现之古木建筑中,固称最古,且其在建筑史上之地位,尤为重要。统和二年为宋太宗之雍熙元年,北宋建国之第二十四年耳。上距唐亡仅七十七年,唐代文艺之遗风,尚未全靡;而下距《营造法式》之刊行尚有百十六年。《营造法式》实宋代建筑制度完整之记载,而又得幸存至今日者。观音阁山门,其年代及形制,皆适处唐宋二式之中,实为唐宋间建筑形制蜕变之关键,至为重要。谓为唐宋间式之过渡式样可也。

独乐寺伽蓝之布置,今已无考。隋唐之制,率皆寺分数院,周绕回廊。今观音阁山门之间,已无直接联络部分;阁前配殿,亦非原物,后部殿宇,更无可观。自经乾隆重修,建筑落于东院,寺之规模,更完全更改,原有布置,毫无痕迹。原物之尚存者帷阁及山门。

图8/第二十三图  敦煌壁画净土图

观音阁及山门最大之特征,而在形制上最重要之点,则为其与敦煌壁画中所见唐代建筑之相似也。壁画所见殿阁,或单层或重层,檐出如翼,斗拱雄大。而阁及门所呈现象,与清式建筑固迥然不同,与宋式亦大异,而与唐式则极相似。熟悉敦煌壁画中净土图(第二十三图)者,若骤见此阁,必疑身之已入西方极乐世界矣。

其外观之所以如是者,非故仿唐形,乃结构制度,仍属唐式之自然结果。而其结构上最重要部分,则木质之构架—建筑之骨干—是也。

其构架约略可分为三大部分:柱,斗拱,及梁枋。

观音阁之柱,权衡颇肥短,较清式所呈现象为稳固。山门柱径亦如阁,然较阁柱犹短。至于阁之上中二层,柱虽更短,而径不改,故知其长与径,不相牵制,不若清式之有一定比例。此外柱头削作圆形,柱身微侧向内,皆为可注意之特征。

斗拱者,中国建筑所特有之结构构制度也。其功用在梁枋等与柱间之过渡及联络,盖以结构部分而富有装饰性者。其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order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唐宋建筑之斗以结构为主要功用,雄大坚实,庄严不苟。明清以后,斗拱渐失其原来功用,日趋弱小纤巧,每每数十攒排列檐下,几成纯粹装饰品,其退化程度,已陷井底,不复能下矣。观音阁山门之斗拱,高约柱高一半以上,全高三分之一,较之清式斗拱——合柱高四分或五分之一,全高六分之一者,其轻重自可不言而喻。而其结构,与清式宋式皆不同;而种别之多,尤为后世所不见。盖古之用斗拱,辄视其机能而异其形制,其结构实为一种有机的,有理的结合。如观音阁斗拱,或承檐,或承平坐,或承梁枋,或在柱头,或转角,或补间,内外上下,各各不同,条理井然。各攒斗拱,皆可作建筑逻辑之典型。都凡二十四种,聚于一阁,诚可谓集斗拱之大成者矣!

观音阁及山门上梁枋之用法,尚为后世所常见,皆为普通之梁,无复杂之力学作用。其与后世制度最大之区别,乃其横断面之比例。梁之载重力,在其高度,而其宽度之影响较小;今科学造梁之制,大略以高二宽一为适宜之比例。按清制高宽为十与八或十二与十之比,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宋《营造法式》所规定,则为三与二之比,较清式合理。而观音阁及山门 (辽式)则皆为二与一之比,与近代方法符合。岂吾侪之科学知识,日见退步耶!

其在结构方面最大之发现则木材之标准化是也。清式建筑,皆以“斗口”为单位,凡梁柱之高宽,面阔进梁之修广,皆受斗口之牵制。制至繁杂,计算至难;其“规矩”对各部分之布置、分配,拘束尤甚,致使作者无由发挥其创造能力。古制则不然,以观音阁之大,其用材之制,梁枋不下千百,而大小只六种。此种极端之标准化,于材料之估价及施工之程序上,皆使工作简单。结构上重要之特征也。

观音阁天花,亦与清代制度大异。其井口甚小,分布甚密,为后世所不见。而与日本镰仓时代遗物颇相类似,可相较鉴也。

阁与山门之瓦,已非原物。然山门脊饰,与今日所习见之正吻不同。其在唐代,为鳍形之尾,自宋而后,则为吻,二者之蜕变程序,尚无可考。山门鸱尾,其下段已成今所习见之物,而上段则尚为唐代之尾,虽未可必其为辽原物,亦必为明以前按原物仿造,亦可见过渡形制之一般。砖墙下部之裙肩,颇为低矮,只及清式之半,其所呈现象,至为奇特。山西北部辽物亦多如是,盖亦其特征之一也。

观音阁中之十一面观音像,亦统和重朔,尚具唐风,其两傍侍立菩萨,与盛唐造像尤相似,亦雕塑史中之重要遗例也。

现状 


图9/第一图  蓟州城园

图10/ 第二图  独乐寺平面现状

统和原构,唯观音阁及山门尚存,其余殿宇,殆皆明清重建(第二图)。今在街之南,与山门对峙者为乾隆十八年所立照壁。街之北,山门之南为墙,东西两端辟门道,而中部则用土坯垒砌,与原有红墙,显然各别。此土墙部分,原为乾隆十八年立栅栏所在,日久栅栏朽坏,去岁蓟县乡村师范学校接收寺产后,遂用墙堵塞。以防游民入校。 虽将山门遮掩,致使瞻仰者不得远观前面立面之全部,然为古物之保存计,实亦目前所不得不尔者。栅栏之前有旗杆二,一杆虽失,而石座夹杆则并存。旗杆与栅栏排列并非平行,东座距壁0.28米而西座距离0.73米。座高1.57米,见方约0.84米。与北平常见乾隆旗杆座旨趣大异。且剥蚀殊甚,殆亦辽物也。

图11/第三图  山门

栅栏之内为山门(第三图),二者之间,地殊狭隘。愚以为山门原临街,乾隆以前未置栅栏,寺前街道,较他部开朗,旗杆立于其中,略似意大利各寺前之广场,其气象庄严,自可想见。山门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格扇装修,已被军队拆毁无存、仅存楹框。南面二梢间,立天王像二尊,故土人亦称山门曰“哼哈殿”。天王立小砖台上,然砖已崩散,天王将无立足之地矣!北面二梢间东西壁画四天王,涂抹殊甚,观其色泽,殆光绪重修所重摹者。笔法颜色皆无足道。

图12/第四图  观音阁远望

山门之北为观音阁,即寺之主要建筑物也。阁高三层,而外观则似二层者。立于石坛之上,高出城表,距蓟城十余里,已遥遥望见之(第四图)。经千年风雨寒署之剥蚀,百十次兵匪祸之屠劫,犹能保存至今,巍然独立。其完整情形,殊出意外,尤为难得。阁檐四隅,皆支以柱,盖檐出颇远,年久昂腐,有下倾之虞,不得不尔。阁中主人翁为十一面观音像,高约16 米,立须弥坛上,二菩萨侍立。法相庄严,必出名手,其年代或较阁犹古,亦属可能。与大像相背,面北部分尚有像,盖为落伽山中之观音。此数像者,其意趣尚具唐风,而簇新彩画,鲜艳妖冶,亦像之辱也。坛上除此数像外,尚有像三躯,恐为明以后物。北向门额悬铁磬一,万历间净土庵物,今为学生上课敲点用。庵在县城东南,磬不知何时移此。

阁与山门之间,为篮球场,为求地址加宽,故山门北面与观音阁前月台南面之石阶,皆已拆毁,其间适合球场宽度。球场(即前院)东西为配殿,各为三楹小屋,纯属清式。东配殿门窗全无,荒置无用,西配殿为学校接待室。

图13/第五图  韦陀铜橡

阁之北,距阁丈余为八角小亭,亦清构。亭内立韦驮铜像(第五图),甲胄武士,合掌北向立,高约2.30米,镌刻极精。审其手法,殆明中叶所作。光绪重修时,劣匠竟涂以灰泥,施以彩画,大好金身,乃蒙不洁,幸易剔除,无伤于像也。

总之,寺之建筑物,以观音阁为主,山门次之,皆辽代原构,为本次研究主物。后部殿宇,虽属明构,与清式只略异,东西两院,则纯属极规矩之清式,无特别可注意之点也。

山门 

图14/第九图  山门北面

外观   

山门为面阔三间进深二之单层建筑物。顶注四阿,脊作鸱尾,青瓦红墙。南面额曰“独乐寺”,相传严嵩手笔。全部权衡,与明清建筑物大异,所呈现象至为庄严稳固。在小建筑物上,施以四阿,尤为后世所罕见(第九图)。

平面  

面阔三间,进深二间,共有柱十二。当心间(今称明间)面阔6.10米,中柱间安装大门,为出入寺孔道。梢间面阔5.23米,南面二间立天王像,北面二间原来有像否、尚待考。中柱与前后檐柱间之进深为4.38米。因进深较少于梢间面阔,故垂脊与正脊相交乃在梢间之内而不正在中柱之上也(见卷首图一)。

台基及阶   

台基为石质,颇低;高只0.50米。前后台出约2.20米,而两山台出则为1.30米,显然不备行人绕门或在两山檐下通行者。南面石阶三级,颇短小,宽不及一间,殆非原状。盖阶之“长随间广”,自李明仲至于今日,尚为定例,明仲前百年,不宜有此例外也。北面石阶已毁,当与南面同。

柱及柱础  

山门柱十二,皆《营造法式》所谓“直柱”者是。柱身与柱径之比例,虽只为8.6与1之比,尚不及罗马爱奥尼克式柱之瘦长,而所呈现象,则较瘦;盖因抱框等附属部分遮盖使然。柱之下径较大于上径,唯收分甚微,故不甚显著,非详究不察;然在观者下意识中,固已得一种稳固之印象。兹将各柱之平均度量列下:

柱高 4.33米 下径 0.51米

上径 0.47米 高:径 8.65:1

收分 25‰

前后柱脚与中柱脚之距离为4.38米,而柱头间则为4.29米,柱头微向内偏,约合柱高2%。按《营造法式》卷五:

凡立柱并令柱首微收向内,柱脚微出向外,谓之侧脚。每层正面随柱之长,每一尺即侧脚一分;若侧面每长一尺,即侧脚八厘。至角柱其柱首相向各依本法。

山门柱之倾斜度极为明显,且甚于《营造法式》所规定,其为“侧脚”无疑(第九图)。

柱身经历次重修,或坎补,或涂抹,乃至全柱更换,亦属可能。观音阁柱头,皆“卷杀作复盆样”(第二十六图),而山门柱头乃平正如清式,其是否原物,亦待考也。

柱础为本地青石造,方约0.85米,不及柱径之倍,而自《营造法式》至清《工程做法》皆规定柱础“方倍柱之径”,此岂辽宋制度之不同欤?础上“覆盆”较似清式简单之“古镜”,不若宋式之华丽也。

斗栱  

山门外檐斗栱,共有三种,分述如次:

柱头铺作

图15/第十图 山门柱头铺作及补间铺作

图16/第十一图  山门柱头铺作侧样

清式称柱头科。(第十、十一图)其栌斗(今称坐斗)施之于柱头,不似清式之将“坐斗”施于“平板枋”上。自栌斗外出者计华栱(今称翘)两层,故上层长两跳。上层跳头施以令栱(今称厢栱),与耍头相交,置于交互斗(今称十八斗)内。其耍头之制,将头作成约三十度向外之锐角,略似平置之昂,不若清式之作六十度向内之钝角者。令栱之上,置散斗(今称三才升)三个,以承栱形小木,及其上之团槫(今称桁)按《营造法式》卷五,有所谓“替木”者,其长按地位而异、“两头各下杀四分……若至出际,长与槫齐。”此栱形小木,殆即“替木”欤?与此“替木”位置功用相同者,于清式建筑中有“挑檐枋”,长与檩同,而此处所见,则分段施于各铺作令栱之上,且将两端略加卷杀,甚足以表示承受上部分散之重量,而集中使移于柱头之机能,堪称善美。

与华栱相交,而与建筑物表面平行者为泥道栱(今称瓜栱)及与今万栱相似之长栱。然此长栱者;有栱之形,而无栱之用,实柱头枋(清式称正心枋)上而雕作栱形者也。就愚所知,敦煌壁画,嵩山少林寺初祖庵,营造法式及明清遗构,此式尚未之见,而与独乐寺约略同时之大同上下华严寺,应县佛宫寺木塔皆同此结构,殆辽之特征欤?

华栱二层,其上层跳头施以令栱,已于上文述及;然下层跳头,则无与之相交之栱、亦为明清式所无。按《营造法式》卷四,《总铺作次序》中曰:

凡铺作逐跳上安栱谓之“计心”。若逐跳上不安栱,而再出跳或出昂者谓之“偷心”。

山门柱头铺作,在此点上适与此条符合,“偷心”之佳例也。

前后檐柱柱头铺作后尾为华栱两跳,跳头不安栱,而以上层跳头之散斗承托大梁之下。使梁之重量全部由斗栱转达于柱以至于地,条理井然,为建筑逻辑之最良表现(见卷首图七)。 

山柱柱头铺作后尾,则唯华栱四跳,层层叠出,以承平槫。跳头皆无横栱,为明清制度所无 (第十一图、第十二图)。此式《营造法式》亦未述及。然考之日本镰仓时代所建之奈良东大寺南大门,及伊东忠太博士发现之怀安县照化寺掖门,皆作此式,虽内外之位置不同,而其结构法则一。此式在日本称“天笠样”,虽称“天笠”,亦来自中土,不过以此示别于日本早年受自中国之“唐样”,及其日本化之“和样”耳。 

服部胜吉《日本古建筑史》所引《东大寺造立供养记》关于寺中佛像之铸造,则有“……铸物师大工陈和卿也,都宋朝工舍弟陈佛铸等七人也,日本铸物师草部是助以下十四人也。……”等句,是此寺所受中土影响,毫无疑义。前此只见于日本者,追溯其源,伊东先生得之于照化寺,今复见之于蓟县遗物,其线索益明了矣。

至于斗栱之正面,则栌斗之内,与华栱相交者,有泥道栱(今称正心瓜栱)其两端施以散斗( 散斗之在正心上者今称槽升子);其上则为柱头枋,枋上刻成长栱形。再上为第二层柱头枋,亦刻作栱形,长与泥道栱同,其上为第三层柱头枋,又刻作长栱形。其全部所呈现象,为短栱上承长栱之结合共二层,各栱头皆施以散斗。

上述泥道栱,即今之正心瓜栱。其长栱殆即《营造法式》所谓“慢栱”是。《营造法式》卷四有各栱名释,谓“造栱之制有五”,而所释只四。同卷中又见“慢栱”之名,慢栱盖即第五种栱而为李所遗者。但卷三十大木作图样中,又有慢栱图,其形颇长。清式建筑中,与之位置相同者称“万栱”,南语慢万同音,故其名称无可疑也。 

图17/第十三图  西安大雁塔门楣石柱头铺作(刘士能先生制图)

在结构方面着眼,将多层枋子,雕作栱形,殊不合理。营造法式以至明清制度,皆在慢栱之上,施以枋子,无将枋上雕作栱形者。然追溯古例,其所以如此之故,颇易解释。按西安大慈恩寺大雁塔门楣雕刻所见,乃正心瓜栱上承正心枋,正心枋上又有小坐斗(《营造法式》所称“齐心斗”?)斗上又有正心瓜栱及正心枋。是同一物而上下两层叠叠者也(第十三图)。今若将此下层正心枋雕以慢栱之形,再将上层正心瓜栱伸引成枋,则与山门所见无异。其来历固极明显也。

梁枋 

阑额横贯柱头之间,清名额枋。其高0.37米,广0.15米。广约当厚之五分之二。额上无平板枋,异于清制。补间铺作即置于阑额之上。

图18/第十六图山门大梁柁橔

山门有梁二架(卷首图七),置于柱头铺作之上,梁端伸出,即为耍头,成铺作之一部分。清式耍头只用于平身科(即补间铺作),柱头科上梁头则大几如梁身,不似辽式之与栱同大小也。耍头既为梁头,而又为斗栱之一部分,梁与斗栱间之联合乃极坚实。同时耍头又与令栱交置,以承替木及“撩檐槫”(今称挑檐桁),于是各部遂成一种有机的结合。梁之中段,置于中柱柱头铺作之上,虽为五架梁,因中段不悬空,遂呈极稳固之状。梁上檐柱及中柱之间置柁橔,然其形不若清式之为“橔”,乃由大斗及相交之二栱而成,实则一简单铺作(第十六图);其前后栱则承上层之三架梁,左右栱则以承襻间(今称枋)。然此铺作,不直接置于梁上,而置于梁上一宽0.21米,厚0.06米之垫板上。其位置亦  檐柱及山柱之正中,而略偏近檐柱。距檐柱1.88米,距中柱则2.41米。

图19/第十七图  山门侏儒柱

三架梁与下平槫相交于此铺作上,梁头亦形如耍头。枋上复有散斗及替木以承平槫。梁之中段则置于五架梁上直斗之上;其上则有驼峰,驼峰上又为直斗,直斗上为交互斗(或齐心斗) ,口内置泥道栱及翼形栱一。泥道栱上为襻间(今称脊枋),枋上置散斗,枋端卷杀作栱形,以承替木及脊槫。自枋之前后,有斜柱下支于三架梁,平槫之前或后,亦有斜柱下支于五架梁。斜柱下空档,现有泥壁填塞,原有玲珑状态为此失去不少(第十七图)。

五架梁于《营造法式》称“四椽栿”,三架梁称“平梁”。平梁上之直斗称“侏儒住”。斜柱亦称“叉手”,见《法式》卷五《侏儒柱》节内。翼形栱不知何名,《法式》卷三十一第二十二页图中有相类似之栱;以位置论,殆即清式所谓“棒梁云”之前身欤?

《营造法式》卷五《侏儒柱》节又谓:

凡屋如彻上明造,即于蜀柱之上安斗,斗上安随间襻间,或一材或两材。襻间广厚并如材;长随间广,出半栱在外,半栱连身对稳。……

图20/第十八图  山门脊传与株儒柱并内备补间铺作

“彻上明造”即无天花。柱上安斗,即山门所见。襻间者,即清式之脊枋是也。今门之制,则在斗内先作泥道栱,栱上置襻间。其外端作栱形,即“出半栱在外,半栱连身对隐”之谓欤?(第十八图)。

此部侏儒柱之结构,合理而美观,良构也。然至清代,则侏儒改称脊瓜柱,驼峰斜柱合而为一,成所谓“角背”者,结构既拙,美观不逮尤远。

侏儒柱之机能在承脊槫,而槫则所以承椽。而用槫之制,于檐槫—清式称檐桁或檐檩—一部,辽宋清略有不同,特为比较。

清式于正心枋上置桁(即槫),称“正心桁”,而于斗栱最外跳头上亦置桁。称“挑檐桁”。营造法式卷三十一殿堂横断面图二十二种,其中五种有正心桁而无挑檐桁,其余则并正心桁亦无之,而伐之以枋。嵩山少林寺初祖庵,建于宣和间,正与《营造法式》同时,亦只有正心桁而无挑檐桁,其为当时通用方法无疑。

独乐寺所见,则与宋式适反其位置,画有挑檐桁而无正心桁者。同一功用,而能各异其制如 此,亦饶趣矣(第十一图)。

《营造法式》造梁之制多用月梁,于力学原则上颇为适宜。《法式》图中亦有不用月梁而用直梁者。山门及观音阁所有亦非月梁。其最异于清式者,乃在梁之横断面。《工程做法则例》规定梁宽为高之十分之八,其横断面几成正方形。不知梁之载重力,视其高而定,其宽影响甚微也。《营造法式》卷五则规定:

凡梁之大小,各随其广,分为三分,以二分为厚。

其广与厚之比为三与二。此说较为合理。今山门大梁(法式称“檐栿”)广(即高)0.54米,厚 0.30米,三架梁(《法式》称“平梁”)广0.50米,厚0.26米,两者比例皆近二与一之比。梁之载重力既不随其宽度减小而减,而梁本身之重量,因而减半。宋人力学知识,固胜清人;而辽人似又胜过宋人一筹矣!

梁横断面之比例既如上述,其美观亦有宜注意之点,即梁之上下边微有卷杀,使梁之腹部,微微凸出。此制于梁之力量,固无大影响,然足以去其机械的直线,而代以圜和之曲线,皆当时大匠苦心构思之结果,吾侪不宜忽略视之。希腊雅典之帕蒂农神庙亦有类似此种之微妙手法,以柔济刚,古有名训。乃至上文所述侧脚,亦希腊制度所有,岂吾祖先得之自西方先哲耶?

举折 

今称“举架”,所以定屋顶之斜度,及侧面之轮廊者也(卷首图七)。

山门举折尺寸,表列如下:

部位                              长(米)    举高    高长之比

撩檐槫中至平槫中         2.72       1.11    十之四强

平槫中至脊槫中             2.41      1.46    十之六强

撩檐槫中至脊槫中          5.13      2.57    十之五强

此第一举(即撩檐槫至平槫)之斜度,即今所谓“四举”;第二举(平槫至脊槫之斜度,即今所谓“六举”。而全举架斜度,由脊至檐,为二与一之比,即所谓“五举”是。其义即谓十分之长举高四分五分或六分是也。《法式》卷五:

举屋之法,如殿阁楼台,先量前后撩檐方相去远近,分为三分,从撩檐方背至脊槫背,举起一分。如砖瓦厅堂,即四分中举起一分。又通以四分所得丈尺,每一尺加八分……。

若由脊槫计,则砖瓦厅堂之斜度,实乃二分举一分,即今之五举。山门举架之度,适与此合。宋式按屋深而定其“举”高,再加以“折”,故举为因而折为果。清式不先定屋高,而按步数,即(宋式所谓椽数)定为“五,七,九”或“五,六五,七五,九”举,此若干斜线连续所达之高度,即为建筑物之高度。是折为因而举为果。清式最高一步,互折达一与一之比,成四十五度角,其斜度大率远甚于古式,此亦清式建筑与宋以前建筑外表上最易区别之点也。

椽 

与举折有密切关系,而影响于建筑物之外观者,则椽出檐之远近是也。清式出檐之制,约略为高之十分之三或三分之一,其现象颇为短促谨严。《营造法式》檐出按椽径定,而椽径按槫数及其间距离定,与屋高无定比例。然因斗栱雄大,故出檐率多甚远,恒达柱高一半以上。其现象则豪放,似能遮蔽檐下一切者。与意大利初期文艺复兴式建筑颇相似。 

山门自台基背至撩檐槫背高为6.09米,而出檐自檐柱中线度之,为2.63米,为高之十分之四·三二或二·三一分之一。斜度既缓,出檐复远,此其所以大异于今制也。椽头做法,亦有宜注意者,椽头及飞椽头(即飞子)皆较椽身略小。《营造法式》卷五檐节下:

凡飞子,如椽径十分,则广八分厚七分;各以其广厚分为五分,两边各斜杀一分,底面上留三分,下杀二分。……

此种做法,于独乐寺所见至为明显。且不惟飞子如是,椽头亦加卷杀,皆建筑上特加之精致也(第十图)。

梢间檐椽,向角梁方面续渐加长,使屋之四角,除微弯向上外,还要微弯向外,《营造法式》称为“生出”,清式亦有之,但其比例略异耳。

瓦 


图21/第十九图  山门鸱尾

蓟县老绅士言,观音阁及山门瓦,原皆极大,宽一尺余,长四尺,于光绪重修时,为奸商窃换。县绅某先生,曾得一块,而珍藏之。请借一观则谓已遗失。其长四尺,虽未必信,而今瓦之非原物,固无疑义。其最可注意者,则脊上两鸱尾,极可罕贵之物也(第十九图)。鸱尾来源,固甚久远,唐代形制,于敦煌壁画及日本奈良唐招提寺见之,盖纯为鳍形之“尾”,自脊端翘起,而尾端向内者也。明清建筑上所用则为吻,作龙头形,其尾向外卷起,故其意趣大不相同。《营造法式》虽有鸱尾之名,而无详图,在卷三十二《小木作制度图样》内,佛道帐上有之,则纯为明清所习见之吻,非尾也。此处所见,龙首虽与今式略同,而其鳍形之尾,向内卷起,实后世所罕见;其辽代之原物欤?即使非原物,亦必明代仿原物所作。于此鸱尾中,唐式之尾与明清之吻,合而为一,适足以示其过渡形制。此后则尾向外卷,而成今所习见之吻焉。 

正脊与垂脊,皆以青砖垒成,无特殊之点。但《营造法式》以瓦为脊,日本镰仓时代建筑物亦然,是独乐寺殿堂原脊之是砖是瓦,将终成永久之谜。垂脊之上有兽头(今称垂兽),脊端为“仙人”,《法式》称“嫔伽”,而实则甲胄武士也!嫔伽与垂兽间为“走兽”,《法式》亦称“蹲兽”,其数为四。宋式皆从双数,而清式从单。其分布则不若清式之密,亦不若宋式“每隔三瓦或五瓦安兽枚”之踈,适得其中者也。

塑像 


图22/第二十图  山门东间天王塑像

南面梢间立塑像二尊,土人呼为哼哈二将,而呼山门为“哼哈殿”。像状至凶狞,肩际长巾,飘然若动。东立者闭口握拳,为哼(第二十图)。西立者开口伸掌为哈。实为天王也。像皆前倾,背系以铁索。新涂彩画甚劣。

匾额 


图23/第二十二图  山门匾

山门南面额曰“独乐寺”,匾长2.17米,高1.08米,字方约0.9米。相传严嵩手法(第二十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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