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名家篆刻中的“自我”
一般说来，印章风格实际是篆刻家自我意识的体现，思想决定行动，有什么样的自我意识，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出现。性格拘谨的人常会喜欢工稳一路的印风，举止放浪的人则对写意一类的印风很青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一定的道理。浏览篆刻史不难发现，杰出篆刻大师的成功无一不立足于独立的自我意识，使自身艺术实践独具一格，称雄印林。
丁敬是“西泠八家”之首，作为开宗立派的人物，一生推崇“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他的篆刻创作承前启后，一方面受朱简启发，将切刀广泛应用，流为一派，改变元明以来庸恶之习蔓延的创作；二是形式不拘一格，在创作中吸收应用唐宋印的妙处，尽管他的某些作品还存在不足。
“西湖禅和”在结字上打破平正，章法疏密有致，极有新意。
“小山居”在入印文字上也突破常规，已非“汉家文”，如今看来，确乎存在某种不足，但在当时确实有先见之明。
吴让之是“皖派”中坚人物，篆书篆刻皆从邓石如出，其巧妙改变了邓氏在“印从书出”尝试阶段创作存在的不足之处，如章法布局偶有松散，刀法亦过于振荡等，一洗纤弱之象，而有流利之姿。吴让之在篆刻创作中强调“刻印以平正老实为上，让头舒足为余事”，对照他一生的篆刻创作来说，也确实如此。
“让之”
“师慎轩”两印，确实实践了邓石如“印从书出”理念，保留篆书结体修长的特征，自然舒展，成就一世英名。
赵之谦在篆刻史中是一个集大成者，立志“为六百年来印家立一门户”，其篆刻成就无须赘言。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他的自我意识，“古人有笔尤有墨，今人但有刀与石”以及“汉铜印之妙处，在浑厚而不在于斑驳”。
“何传洙印”用刀古朴，结字舒展，留红自然，得汉印真髓。
“丁文蔚”以单刀为之，展现笔墨情趣，给予后世印人多重启示。
吴昌硕在赵之谦后独树一帜，篆刻追求笔意，探求类似烂铜印和封泥古朴残烂之趣味，他的美学观点是“既雕且琢，复归于朴”。
“染于苍”边栏残断，得封泥意趣，形散而神不散。
“莫铁”四周残断较甚，有返璞归真之妙。
与吴昌硕风格截然对立，同样从赵之谦印作中化出的黄士陵，自我意识可概括成两条，
一是正如他印文所言的“万物过眼即为我有”，以多种文字入印；
二是强调“汉印剥蚀，年深使然，奈何要效西子之颦”，追求光洁劲挺风格，尤其是白文，更体现出这一特征，如“祗雅楼印”。
齐白石是当代篆刻史中开宗立派的人物，与以往篆刻家不同的是，齐白石本质上是一个农民，他以特立独行的精神，创造出独一无二的风格。在所有的篆刻大师中，齐白石的个人意识表现最为极端，最为振聋发聩的就是这一段话：“刻印，其篆法别有天趣胜人者，唯秦汉人。
秦汉人有过人处在不蠢，胆敢独造，故能超出千古。余刻印不拘古人绳墨，而时俗以为无所本，余尝哀时人之蠢，不思秦汉人，人子也，吾亦人子也，不思吾有独到处，如今昔人见之，亦必钦仰。”所谓“不知有汉”，并不是真正的不知汉，而是注重秦汉人艺术创造精神，天趣自然，同时强调“昆刀截玉露泥痕”，篆刻是一痛快事焉，最终形成大气夺目的个人风格。
“不知有汉”学封泥而化，章法静中见动。
“夺得天工”冲刀爽利，自然天真，疏密对比极为强烈。
齐白石之后，可称大师者，非来楚生莫属，正如钱君所言“即使二吴亦当避让”，吸收传统精华，“领略古法生新奇”，自出新格。
笔者认为，来楚生一生得益于古玺最多，如“息交以绝游”，自出新意。在白文留红方面时出新意，不拘一格。
除此之外，来楚生篆刻得汉简法乳，结字形态以及章法布局可看出汉简的影子，如“吴郡岂斋张永恺印”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善于吸收传统精华的同时也善于创造，这是来楚生篆刻在近当代首屈一指的最主要原因，归根结底，是自我意识发挥作用的结果。
综合以上篆刻大师的创作来看，相互间或有声息相通之处，或有借鉴传承之处，或有默契之情，但对照各人创作，皆以特立独行的风格面目展现给世人，根本上取决于创作中的自我意识。反观当代印坛，盲目跟风，丧失自我意识，就没有打造自我印风的先决条件，这是当代印坛缺乏大师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