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模式：铁打的道义，流水的朝代
现在的人们总是按照西方思维想当然地认为，政治形态仅有两种，要么是民主政治，要么就是专制政治。中国没有实行民主选举，不是民主政治，因此中国就是专制政治。
其实“民主-专制”的二元政治思维根本不适合中国，中国既不是民主模式，但也非专制模式，而是道义模式。今天中国的政治形态，从根本上说，是传统的政治形态的延续，依然是道义政治。
在中国历史中，道义还有很多别的叫法，譬如理义、仁义、天道、天理、道、理等。
有学者认为，儒家所说的天道就是民意，而民主政治是最好的民意政治，因此中国政治的必然发展方向就是民主政治。他举了很多儒家经典中的经典句子。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邦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等。
说天道就是民意，原则上是正确的。中国传统中，尤其是“三代”所盛行的“天”并非西方宗教意义上的神，是一个虚体，没有独立的情感和意志，而是以人民的情感为情感，以人民的意志为意志。天也更多是天然之天，其含义更多是自然。正如清朝名儒戴震在其名作《孟子字义疏证》中所言：“天理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即自然而然，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物理的自然。
但是，把民主等同于天道中的民意就是大谬，因为天道中的民意涵盖范围比民主的民意大的多。天道中的民意，不是一时一地的民意，而是所有时间的，天下所有人的民意。而民主政治中的民意，只是一时一地的民意，这样的民意不能叫天道，而只能叫私见。以私见为基础的政治，中国传统中叫朋党之争。
尽管美国人口有3亿多，但是相对世界70多亿，相对于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中曾存在的所有人口，还是一个小朋党。即便美国的民主制度理想发挥，真的能够体现3亿美国人民的民意，在世界范围内，在天下范围内，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也不过是朋党之争。更何况，事实证明，美国的民主政治从未真正体现过当下全体美国人的民意，而只是体现一小部分“精英”的民意，可谓是朋党中的朋党之争。
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何谓同然？他进一步解释道：“一人以为然，天下万世皆曰‘是不可易也’，此之谓同然”。
同然即共识，但不是一时一地人的共识，而是“天下”“万世”人的共识。孟子用“天下”和“万世”两个关键词，也是两个维度来界定同然，界定共识。天下就是现在说的全球全世界，万世不仅包括当下，还包括历史，甚至还包括未来。
民主选举不仅排除了其他国家的民意，而且也排除了历史的民意。因为民主政治的选举程序决定了，不仅本国之外的人无法参加选举，而且死去的人也无法参加选举。
因此，道义是最高级别的民意，是“同然”之民意，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全体人类之公义，不仅涵盖当下之民意，更涵盖历史之民意。民主政治所反映的民意，则是低级别的民意，是一时一地之民意，是某个民主国家中的当下民意，仅仅关注当下之民意，而忽略甚至否定了历史之民意。
孔子把顺从当下一地之民意的人称之为“乡原（愿）”，并痛斥到：“乡原，德之贼也”。孟子对乡原做了进步一的解释：“阉然魅于世”，“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乐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
因此，所谓的民主政治也就是乡原之政。即便理想发挥，民主选举程序所选出来的总统也不过是一个个的乡原罢了，一个个的德之贼罢了。
所以，以民为本的儒家绝不谈民意，而只谈道义。政治状态好坏的衡量标准不是当下民意，而是道义。最好的政治状态是天下有道，最坏的政治状态是天下无道。最好的皇帝是有道之君，最坏的皇帝是无道之君。
即便是农民自身，也从不以民意为最高价值，同样以道义为最高价值。历次农民起义从无以民意为旗号者，而皆高举道义之大旗。宋江在梁山树起的杏黄旗上写的是“替天行道”。农民起义中的“起义”，就是仗义起兵。“义军”就是道义之军。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的序中写到：“余少读《论语》端木氏（子贡）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读《易》，乃知性与天道在是。”
戴震对子贡的话的解读是，孔子的文章可从其他地方也能得到，并不突出，而孔子对性与天道的阐释却是独一份，其他地方得不到。
引用戴震的这段话，是想表明，他认为天道起源于易经，从易经出现的伏羲时代，天道、道义理念就在中国出现了，这种认识是儒家之主流。而政府在中国的出现则是尧舜时代的事，这意味着远在政府出现之前，道义就已经成中国固有传统了，中国就已经历史悠久的道义社会了。
这样一来，道义就构成了对政府的制约，政府必须成为一个倡导和践行道义的政府，才能够在中国存在。道义成为政府合法性的基础，无道的政府就失去存在的理由，就注定会被人民奋起推翻。汤武革命，以及秦汉之后历次的农民起义，包括共产党的革命，从根本上说，都是有道代无道，有道摧毁无道。
因此，可用八个字概括夏以来的中国历史：铁打的道义，流水的朝代。
自农业尚未出现的伏羲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就一直是道义社会。到了尧舜时代，政府开始出现和存在，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道义属性。并非政府摧毁了道义，而是道义俘获了政府。不是道义依附于政府，而是政府依附于道义。
现代西方人常说的话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自以为很高明。殊不知，自政府在中国出现起，中国就把权力“关进道义的笼子”。现代西方人沾沾自喜地认为“宪政”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新发明，殊不知，自政府出现以来，中国就是“宪政”的，用道义来限制政府，即儒家所说的“以道事君”、“格君心之非”、“从道不从君”。道义就是中国永恒的宪法。
儒家之所以“祖述尧舜”，高度推崇尧舜之道，因为尧舜时代是政府在中国的初创时期，是政府的最早形态，尧舜等中国最早的政府领袖在行为方式依然是传统的民间的，他们不仅主动自愿地践行传统的道义，而且也正是他们设计了道义政府的基础框架，用道义为政府立宪，把政府关进了道义的笼子。
目前有一些不明就里的所谓的“新儒家”们提出要搞“儒家宪政”。殊不知，儒家本身就是宪政的。新中国的政治形态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儒家的，也是宪政的。道义在中国是超越时代的，超越朝代的，超越政府形态的。任由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政府变革，道义都岿然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