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情操之极致】——记瞿秋白
瞿秋白（1899.1-1935），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上海大学原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把上大建设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栋梁之才。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名义赴苏俄考察。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瞿秋白的代表作品有《赤都心史》，《饿乡纪程》和《多余之话》
文 | 讴阳
瞿秋白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其人因为家庭等原因，自然有性格上的弱点，这个在他写的《多余的话》中已经显示出来。这本书很像忏悔录一类的著作。其实，作者本来就是一个文人，所以作品思想观念上夹有文人的率性、单纯和简单，或者说文人的悲悯情结。《多余的话》虽然没有批评自己信仰的主义和自己的组织，但其 “自我谴责”却渲染出政治失败者的消沉和惆怅。他的斗争哲学是依赖。因此在他主政中央期间，他过多听信共产国际的指令，甚至不折不扣。中共在婴儿时期表现的幼稚病在他身上也多有体现。实则也是中国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通病，包括陈独秀、李立三等均有这些稚嫩甚至愤青。不过，陈独秀还有一些反抗精神，瞿秋白几乎就空诸依傍了。其实当时的中共统治一直是文人政治。早期的李大钊、陈独秀，堪称中国的马克思、恩格斯，两人都是北大的教授，而且是文科教授，此后的瞿秋白又是诗人，诗写得非常棒。包括毛泽东，也是满腔诗人气，这在井冈山时期，在江西苏区，都有表现。
文人性格有两种表现，一是毛泽东式的，是积极的浪漫，表现为主观色彩浓郁，以个人为中心。毛泽东在江西创作诗词达十余首，而且在残酷的党内外斗争中，表现得性格刚烈、个性鲜明、乐观浪漫。一种是瞿秋白式的。瞿秋白是一种温顺、延宕性的脾性，有点像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内心感情细腻丰富，讲究文人的纯净和绅士。这与毛泽东性格正好相反，所以他写出了《多余的话》。后来毛泽东有一句话说：《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了。因此瞿秋白在文革中被说成叛徒，成就一桩冤案。不过文革期间讲十次路线斗争，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罗章龙、张国焘、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在其列。这里面很多都冠以机会主义，不是左就是右。陈独秀党籍也开除了，至今没有结论。只是肯定了他的建党功勋。当初，陈独秀属于高收入阶层，一个月几百块大洋，今天算起来他的月薪应该是六七万元的月薪。可是他放弃了，站出来革命，有点像老祖宗恩格斯。这是真正的革命者，可却没有被接受。没办法，他还要革命，因此另外组建组织，于是又被说成是托派。可贵的是他的操守，再穷困潦倒，却至死不降国民党。当然所谓路线斗争里面还有刘少奇、彭德怀、瞿秋白等冤案。那时候的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等，有几个不是听任共产国际的，听“老大哥”苏联的，听“教主”斯大林的。严格数来，这不算是中共早期的毛病，而是所谓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和苏联利益需要所致，好比幼年时候的孩子，不听大人的话，能行吗？
纯净的文人参加政治斗争，非得来一番脱胎换骨。要杀伐决断，要面对血流成河，要不惧枪林弹雨，要直面死亡，性格的柔弱或者过多的怜悯情怀是绝对不成的。瞿秋白在领导中共期间，造成一些损失，根子上还是共产国际的专制和失误，甚至不排除苏联利益对中共的伤害，而且是血的代价。瞿秋白不会反抗，也无力反抗，因为他知道只要反抗，就是陈独秀的结局，就是墙倒众人推的结果。所以他的依赖性、软弱性在中共的老子党共产国际面前表现的很明显。张国焘回忆中，对瞿秋白的这样的听命也有所反映。这样的情形，自然也造成井冈山斗争时期对毛泽东的不公，以及对袁文才、王佐的致命结局。
瞿秋白和鲁迅
瞿秋白的诗文是很纯的。他甚至有些后悔没有在文学领域造就自己成为大家。但是他没有悔恨自己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面对被捕和死亡，表现的是一种从容和淡定，尽管他的感情非常细腻和丰富，尽管他的文人情结是那么浓郁，以及由此表现的君子风度。
当中央红军长征鏖战的时候，他被俘了。在长汀，因为情况危急，他拒绝邓子恢拉着他跑并背着他撤离的执意。邓子恢逃了出来，他却身陷囹圄。这是他君子气量的一个集中表现，说的高尚一些，就是舍生取义。
对国民党三大主力部队之一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的好意劝降以及情感感化，瞿秋白表现的异常绅士化和文人化。他有自己做人的底线。宋希濂敬仰他的为人和才华，给他一个很宽松的囚室，好酒好饭优待。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提出了三条，一是自己有肺病，不反对有医生来为他治疗；其次他是文人，应该提供书籍和笔墨纸砚；第三是自己的钱被保安团收走了，身无分文，应该有烟酒享用。宋希濂还人性化，一一答应了。
在狱中，他真正过起了他的文人生活。写字、刻篆、作诗、饮酒、吸烟、思考……有如困笼中的神仙。他也随和随便，给国民党的军官、哨兵、看守都留下不少墨宝，也给我们留下了《多余的话》。此文是一次回首的怅然，是一次“自娱自乐”的反思，是一个文人面对逆境的优柔表白。以毛泽东的性格论，他看这样的文章肯定看不下去。里面的优柔和婉丽以及安宁，的确与毛泽东的坚韧决断格格不入。也许，瞿秋白的话显得与他的身份不那么贴切，却是他书生意气、文人情怀在静默环境中的外显，而且里面是那么从容不迫，不像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革命者那么刚强、坚毅和硬朗。虽然此刻他仍然抱着齐家治国、赴汤革命的初衷，但是可以推算，革命成功后，他仍然是个像样的文人或教师。因为置身革命，戎马不息，不幸坐牢，他以为得到一个休息的时候，所以他将被捕作为小憩的驿站。过去的倥偬生涯划了一个句号，他想做做自己的事
我:
在狱中，他生活很有规律，按时起床，按时熄灯。他也知道自己会死，不过他以为那不过是一次长久的睡眠罢了，或者是一篇文章的句号。
有人说，人的名字与命运性格有关。在瞿秋白身上，的确印证了这样的断语。最近有个片子叫做《秋之白华》，很符合瞿秋白人生的韵味。面对死亡，他依然如秋叶之文弱和静美，但是他有自己的做人原则和信仰原则底线。面对宋希濂的引诱，他很坚决地说：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这句话，是诗，包容的内涵极有张力，却不是一般烈士就义之前的口号。
1935年6月17日，蒋介石终于下命令处决瞿秋白。宋希濂的参谋长到监狱向瞿秋白传达密令。听到死期将至，他连头也没有抬一下，继续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面对杀戮，这样的视死如归，从容不迫，以书法中的沉静和飘逸待之，真是一个超凡文化人的高贵之处，只一个革命的文化人的贵族品格。第二天，诗一样的日子，如他的名字，秋天的雪白的花要落了。虽然是生命的末日，秋白视死如归，极其淡然。这是一个文人的气节，是一个书生的情怀。认准了方向，就要坚决地走下去。这就是秋白强大的内心。他换了一件新衣服，泡上一杯茶，点燃一支烟，翻看着一本唐诗。之后又在宣纸上写了一首诗，直到军法处处长的到来。
他潇洒地丢下毛笔，走上街头，走到长汀的中山公园，走到公园里的一个亭子——四碟子小菜，还有一坛酒。瞿秋白坐了下来，他笑了，自斟自饮，小口嚼着，仿佛与文友煮酒论诗，仿佛朋友小聚，仿佛文人送别……喝完了最后一口酒，他起身，做了一些个人装束上的整理，对执法的处长说，有两个小要求，一是不能跪着，他要坐着死，而是不能用枪打他的头颅。这样的绅士风度或者说文人风度，这样的坦然纯净，把死亡当作很美好的东西，让人震撼。他的骨气，他的节气，古今鲜有。秋白向刑场走去，他忽然想到唱歌，唱红军歌，唱国际歌，他把这一切都当做诗意。他走到郊外的罗汉岭，他看到这里绿意撩人，绿草茵茵，是长满诗意的土地，他大声一叫：此地甚好！他是坐着死的，因为他感觉太累了，想好好休息休息。有点像坐禅，像坐化圆寂，那样与世无争，那样坦然处世，那样放松舒展，那样从容不迫，那样自然清丽。面对如此美好的诗意，刽子手理解不了，蒋介石理解不了。他们摧残、撕碎美好的事物，犹如践踏草芥一般无虑和简单，却没想到他的头颅是花，是诗，是画，是自然中最为纯然的美丽。
瞿秋白早早走了，走到一个富有诗意的适合他写诗的地方。但是他留给了我们一笔财富，一笔文人的财富。如此看来，《多余的话》对我们来说，怎么可能是多余的呢？里面的人生韵味、里面的生命原值、里面的生活本源，太多太多的东西，给我们无穷况味。
顾问：徐建星 陈明秋
谭五昌 张炜
主编：欧阳滋生
编辑：金镯 念红 静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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