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冬时幽赏之雪夜煨芋谈禅2

高子冬时幽赏之雪夜煨芋谈禅2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唯单氏说：“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鸥，至死不饥。”可见，芋头既可入菜，又可充当粮食度荒。“春吃叶，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冬天天气干燥，让人容易上火。根据五行五色的原理，白色食物最能防燥热。讲究适时而食的人们明白：吃芋头，最好是在冬天。

“食常羹芋已忘肉，年迫盖棺犹爱书”，“烹栗煨芋魁，味美敌熊蹯”，陆游称赞芋头比肉和熊掌还要味美。芋头烹制方式多样。最常见的做法，是把芋头煮熟或蒸熟吃，蘸不蘸糖均可，舌齿间，是粉、软、糯、香，味蕾洞开一片温柔天地，让人留恋。

我没有见过煨芋，常见的是煨红薯，更不知芋头原来也可以像红薯一样煨，而且更为松腻养人。隆冬时节，农家柴火灶间，细心的大人，往往于灶火灰中，埋上一两块红薯，那灶火似灭未灭，有微红，暖着的是孩子希冀的温暖。但男孩子多是顽劣不堪的，不顾天寒地冻，爱跑到荒天野地里烤红薯吃。扒个小洞，捡来枯枝败叶，把红薯置于其上，火燃得旺旺的，不大一会儿，烈火中的红薯就透出馋人的香味。孩子们心急，往往会迫不及待地取出来，撕开黑皮，袅袅热气霎时弥散开来，不顾嘴唇染黑，不论生熟，快乐品尝，留在齿间的只是清香。

这样煨芋，自然不是文人雅士的做派。《东坡杂语》上说：“去皮湿纸包，煨之火过熟，乃热啖之，则松而腻，乃能益气充饥。”也有不讲究的。煨芋头，要用稻草火慢慢煨熟。赵两山在诗中说：“煮芋云生钵，烧茅雪上眉。”他乐在其中，浑然不觉飘起的茅草灰，已经落在自己的眉毛上。但他们的快乐是一样的。“人间宰相君莫问，灰中蹲鸱香可拈。”听听这语气，和李太白“天子来呼不上船”一样天真、一样癫狂。

喜欢这种野趣者，并不在少数。“自甘藜藿，不羡轻肥”的林洪，最喜的是“山林之味”和“山舍清谈”。他在《酥黄独》中说：“雪夜，芋正熟，有仇芋曰从简载酒来，扣门。就供之。”爱之切切、恨之切切，酷嗜芋头能到“仇芋”的地步，着实有意思，有魏晋风度。让人更为惊讶的是，这位“仇芋”之人，“煮芋有数法，独酥黄独世罕得之”。他将熟芋头切片，将榧子、杏仁研碎磨细，加酱和在一起，略用些面粉，用油煎，“白侈为甚妙”。“雪翻夜钵裁成玉，春化寒酥剪作金”，这食品淡黄如金、入口酥软，故称“酥黄独”。香榧，杏仁都是极香的干果，想想都馋。但这样的做法，未免太过富贵，反倒不如民家的自然。宋朝有民谣曰：“深夜一炉火，浑家团栾坐，煨得芋头熟，天子不如我。”围炉而坐，静享天伦之乐，何等快哉！

“香饭青菰米，嘉蔬紫芋羹。”初冬之时，用芋头煲汤，汤色微紫，浓稠爽口，香浓顺滑。苏轼的幼子苏过，别出心裁，用山芋来煮羹，色香味俱佳，大受苏轼称赞。苏轼特地作了一首诗： “香似龙涎仍酿白，味为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在被贬于儋州时，倾慕陶渊明的苏轼，写了120首和诗。他在《酬刘柴桑》中说：“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穷冬出瓮盎，磊落胜田畴。淇上白玉涎，能勿过此不？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穷途末路的他，依然拥有“豆饭芋魁吾岂无”的乐观。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至今所言称的红薯，在宋代中国是没有的。杨荫深在《谷蔬瓜果》里说：“薯亦称‘山芋’，而实非芋类，大约以其块根形似于芋，同可供食，以植于旱地或山地，故得是称罢。古或称藷与、薯蓣、山药等。”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上说：薯有两种，一种是山薯，一种番薯，两种茎叶多相类，但番薯是明代从海外传入，分布不多。因此，苏轼是无法品尝到红薯的味道的，只是山药一类的食品吧。

“闭门品芋挑灯，灯尽芋香天晓。”读书偶有所得时，自然心悦。古人的野趣和做派，不好翻版。但在芋头香美之时，和同好之人一起，煮芋头，“载酒叩门”，倒是可以实现的。无论是否冬夜雪时，快乐总是相同的。

更何况，芋头的谐音是“余头”，预示着年年有余。“夜生昼卧腹便便，叹息何时食万钱。莫谓蹲鸱少风味，赖其撑柱过凶年”，在一生颠沛流离的陆游的眼里，山野之物最可人，“以菘菜、山药、芋、莱菔杂为之，不施醯酱，山庖珍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