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名家专栏 | 乔延凤 :忆孙望先生
◎文/乔延凤 * ◎图 / 网络
◎主播/ 自在花开
孙望先生教我们《古韵文》课。
他是我们南师中文系主任。
第一次来上课,走进了教室,放下书本,他就操着一口浓重的常熟口音,先自我介绍,然后关照同学们说:“要学好课,学不好,只好回家去吃老米干饭了。”常熟话“老米干饭”连起来念,速度非常快,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大家常常学他的话了。这是1963年9月初,我们刚进大学不久。
孙先生中等个子,长瘦的脸,身体瘦弱,穿一身干净的中山装。
他说话声音不高,讲课时,常用一双眼睛长时间望着大家,流露出善良、慈祥的眼神。
有时,讲课引起了同学们的笑声,他自己也不笑,仍是一丝不苟的面孔。
我们的《古韵文》、《古散文》课,不用统一教材,是授课老师自己编印的。课前,班上的课代表,会提前到学校的印刷厂去,领来本讲的活页,分发给大家;最后一次领时,将封面也一道领来,一学期课程结束了,自己将这些活页装订成册,就成了一个整本。
孙先生的古韵文,选的是中国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诗章。
其中《诗经》、《魏晋南北朝诗》,唐诗,给我的印象尤深。
他对唐诗有深刻的研究,编订有一部《元次山年谱》。
他本人就是一位新诗人,青年时代,他和同学程千帆等,组织过“春风文艺社”;抗战时期,田汉在长沙办《抗战日报》,邀请他编该报的诗歌周刊——《诗歌战线》;他还和常任侠合编出版过一部《中国现代新诗选》。不过,知道他诗作的人并不多。他抗战时期出版过诗集《小春集》,这本书流传也不广,所以,今天知道他诗名的人,就更少。
给我们讲课时,他也从未说起过自己诗歌创作的经历。
1964年秋,学校举行过一次文学交流活动:瑞典青年火炬社来校访问。由我们中文系的师生和瑞典青年火炬社的成员,一起交流、联欢。地点就安排在校音乐楼的二楼。那次活动,大家情绪十分高涨,在全场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结束。现在想来,安排这次交流活动,与我们的系主任是一位诗人,不无关系。
他讲《诗经·芣苢》、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谢灵运的《登池上楼》、陶渊明的《桃花源诗》,都很精彩。
他重视字义、词义的诠释,广征博引,着重字词的准确把握和理解。每次来上课,授新课之前,总要先将学习本章采用的主要参考书、文献,一一写在黑板上。
当时,不像现在大学教室有投影,可以用课件进行教学,而需要授课老师用手来板书。
当时,同学们只是接受知识,对这样的讲授形式并不理解。
其实,这样讲授,对于辨析、把握古诗文词语的实指和能指,从而深刻领会它的内涵,是十分重要的。以前我们对此没有认识,后来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特别是像我这样从事文学创作以后,对这样讲授的体会,就越来越深、越来越清楚了。
1963年,我们南师中文系招收学生共120人,分成三个班,我分在三班。一、二班的固定教室在中大楼,三班的固定教室在北大楼101室。从中文系来我们教室,需要先下几十级台阶,过一截路,再下十几级台阶。每次上课,看到孙先生瘦弱的身影,从台阶上走下,走上,都能感到他的认真和敬业。
他的肋骨年青时截去过六根,所以身体就显得十分瘦弱。
他对教学一丝不苟,给同学们印象很深;他为人谦和、善良,从未见他有过脾气。
所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很少有人贴他的大字报;这与他的善良、和蔼、谦虚的品德,诲人不倦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离开学校以后,我就再也未见到过他了。
孙先生文革以后,又恢复担任中文系主任,后任名誉主任,直至辞世。
他是1990年6月1日去世的,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