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新选《唐诗三百首》 ——简评《刘学锴讲唐诗》

《刘学锴讲唐诗》

刘学锴 著

2019年，唐诗学界一件引人关注的事情，是中州古籍出版社新出了刘学锴先生的十卷本《唐诗选注评鉴》。第十卷封底，印有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教授的权威性评价语：“刘学锴先生《唐诗选注评鉴》，近三十年最好的唐诗大型选本。”读者请注意，是“最好”，没有“之一”。继而，今年这家出版社又推出了两卷本的《刘学锴讲唐诗》（以下简称《讲唐诗》）。《讲唐诗》实为《唐诗选注评鉴》的缩编，刘先生称之为“再选本”。在《选本时时新（代前言）》（以下简称《代前言》）中，刘先生说：“《评鉴》撰写的初衷，是为刚入门的专业读者提供一部阅读品鉴唐诗的参考读物”；而《讲唐诗》的读者对象，据《出版说明》，是“非专业的广大唐诗爱好者”。由“专业”到“非专业”，范围扩大得多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刘先生着意将清代孙洙选编的《唐诗三百首》（以下简称《三百首》）拿来作“参照对象”，《代前言》以大半篇幅讨论这个“流传广远的著名唐诗选本”，在肯定其作为“唐诗选本中的经典”的同时，指出“从今天的读者要求来看，这本书如作为面向广大读者的唐诗精品读本，它的一系列缺陷便非常明显了”。刘先生的目标，是以“选本时时新”为宗旨，“编选一部既充分吸收前人对唐诗经典业已定型的认识成果和编选成果，又能反映近两个世纪以来经历史淘洗、广大读者品读实践、研究者阐释赏鉴所肯定的一系列新的经典作品和优秀作品，并加以吸纳的新的唐诗选本”。刘先生的用意，显然要使《讲唐诗》超越《三百首》；再进一步做谨慎的猜度，有没有将后者取而代之的意图？我以为容或有之。立足于这样的猜度，我这里不涉及《讲唐诗》的“校注”“鉴赏”内容以及对每位诗人的简介，而仅从选诗的角度将《讲唐诗》与《三百首》加以比较及评论，看看《讲唐诗》是如何做到“选本时时新”的。

首先，是《代前言》挑出《三百首》中孟郊的《列女操》，指出其为“封建糟粕”。这是一首只有6句的五言古诗：“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贞妇贵殉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我完全赞同刘先生的看法。2018年，我在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注析《唐诗三百首详析》撰写的“导读”中曾指出过，《三百首》中只有《列女操》这首诗“字面意义违背人性”。单说“字面意义”，是因为有种说法，认为此诗是以“贞妇”喻有节操的士人。但如果人们读不出这层喻意呢？因此，《列女操》在《三百首》中其实是一个赘瘤，《代前言》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

从诗歌的思想内容着眼，《讲唐诗》选入了多首被《三百首》忽视的重要诗篇，《代前言》指出：“最突出的例证是杜甫的划时代作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反映“安史之乱”的组诗“三吏”“三别”，《三百首》选目也未及，《讲唐诗》则选入了《石壕吏》《新婚别》《无家别》。另一突出例证，是李绅《古风二首》（亦作《悯农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今天的小孩子都能随口吟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清代的孩子应该更懂得珍惜粮食，启蒙阶段应该就能背诵这两首小诗。然而，《三百首》却没有选，这无疑是明显的缺憾，这个缺憾也由《讲唐诗》填补了。诚如《代前言》所说，“经历史淘洗、广大读者品读实践、研究者阐释赏鉴所肯定”的“经典作品和优秀作品”，应该吸纳入新的唐诗选本。比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高适《别董大》、李白《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白居易《卖炭翁》、聂夷中《咏田家》、杜牧《山行》等广为传诵的名篇，或具有积极健康的思想，或具有美好动人的感情，都是《三百首》未选而《讲唐诗》选入的，这无疑使《讲唐诗》显示了后来居上的优势。

时代的变迁，会转移人们对古代诗歌的关注点，改变诗歌的社会影响力。举一个例子，《三百首》选了白居易一首题目很长的七律《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讲唐诗》则选了白居易的七律《钱唐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前诗写社会动乱、骨肉分离，在交通及通讯不发达的古代，“一夜乡心五处同”这样的情感表达很容易引起共鸣，《三百首》选之良有以也。后诗写西湖美景，在和平年代尤其是旅游成为时尚的今天，肯定受到读者喜爱，其颔联与颈联甚至脱离了西湖的特指环境，而成为描写初春风光的“普适性”名句。《讲唐诗》适应当今读者的审美需求对白居易这首七律投以青睐，实为顺时顺势的选择。

从诗歌的艺术价值着眼，最典型的例证是杜甫《秋兴八首》。《三百首》将这组七律居然弃置不顾，而《讲唐诗》完整地选了八首。《代前言》充分肯定了组诗的“深刻思想主题、严密的艺术构思和深沉凝重的风格”，说“缺了这些作品，杜甫就不再是杜甫了”，这是因为《秋兴八首》是杜甫晚年七律艺术达到峰巅的代表作。另一例证，是《三百首》不选李贺诗，《代前言》则赞许他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天才诗人”，说“唐诗中缺了李贺，恐怕减色不少”，《讲唐诗》选其诗9首，也是看重艺术标准的显例。

从学术性来说，《讲唐诗》尽可能地吸收了几十年来唐诗研究的实证性成果，也是“选本时时新”宗旨的生动体现。如家喻户晓的《登鹳雀楼》，《三百首》置于王之涣名下，《讲唐诗》将作者纠正为朱斌。《三百首》选有贾岛《寻隐者不遇》诗，《讲唐诗》将其著作权回归孙革，诗题也正为《访羊尊师》。贾岛名下原有一首《旅次朔方》，《讲唐诗》将其作者变更为刘皂。尤可注意的是杜牧的七绝《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由于不载于本集，其著作权在学界一向存疑。《讲唐诗》采入此诗，在“校注”中考曰：“成书于宋初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升州（治所在今南京市）已云：‘杏花村在（江宁）县理西，相传为杜牧之沽酒处。’可证此前已有杜牧沽酒于杏花村之传说，则此诗传为杜牧作在五代时或五代前即已如此。”我十分赞同刘先生的结论，尤其赞赏其所持考证原则及方法。面对《清明》这种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的诗篇，作者文集是否载入固然须要虑及，但诗以别种形式存在于其它文献中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实，诗在世世代代人们口头流传更是一种鲜活的、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口传版本”。文字的传承可能散佚，口头传承却永不消逝。无论纯学术研究，抑或文化普及，都不能不重视“口传版本”的存在。

最后，我想就《讲唐诗》扩大传播、以达致与《三百首》争胜的目标，向刘先生贡献两点建议，芹曝之忱，敬祈明鉴。

首先，是选诗的数量。据《唐诗大辞典》，《唐诗三百首》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二百五十余年来广为流传，以致“三百首”已经成为一个深入人心的“优选法”概念，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作为后来者的《讲唐诗》，欲与《三百首》争胜，则在选诗数量上宜向“三百首”靠拢。《三百首》实选诗310首，而《讲唐诗》选诗376首，两者在数量上尚有明显差距，因而可比性就打了折扣。这好比球赛，双方的队员必须一样多，这是进行比赛的前提。因此，我建议《讲唐诗》以310首为上限，再做一回瘦身，做成《刘学锴新选唐诗三百首》。借鉴、弘扬《三百首》“脍炙人口”的选诗尺度，割舍《讲唐诗》中一些作品，如卢照邻的歌行长篇《长安古意》，如李商隐的七古组诗《燕台四首》，等等。

其次，进一步放低身段，削减“专业性”，增强普及性。《三百首》是“童而习之”的“家塾课本”，《讲唐诗》如再瘦身为《刘学锴新选唐诗三百首》，索性将读者对象也由“非专业的广大唐诗爱好者”降格为“少年儿童”。书中诗歌原文之外的内容，包括作者介绍、校注、鉴赏，都可再作删减，最终做成一本便携的书。在这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初版的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可资参考，此书除诗歌原文外，内容有作者介绍、注释、说明三个部分，全书27万字。此书的各种版本累计印数已达到“二百四五十万之巨”（据金文男《父亲金性尧与〈唐诗三百首新注〉》，刊于2017年3月28日《古籍新书报》）。我期待中的《刘学锴新选唐诗三百首》，规模大体与之相当，行世后也希望获得如此规模的读者群。

《唐诗三百首》问世以来，由于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历代读者中已经形成一种“接受惯性”，于今看来其书虽有诸多缺陷，但欲取而代之，洵非易事。据我所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曾出现过数种《新编唐诗三百首》或《唐诗三百首新编》，但社会影响远不及《唐诗三百首》。我热切期待《刘学锴新选唐诗三百首》的出现，期待刘学锴先生“选本时时新”的理念变为成功的现实！

2020年7月13日于京东八里桥寓所

古籍新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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