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思维谬误举隅：诉诸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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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事本应就事论事，而非就人论事，或者诉诸权威、经验、感情、立场、阶级什么的。然生活中类似的例子多有，比如俗语中的“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这是诉诸经验；“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这是诉诸年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而今日我想说的是，遇事不就事论事，而是诉诸洋人（西方学者）或者干脆进行人身攻击。
生民无疆写了篇《西方学者认为：骂义和团的公知全是贱骨头》（刊“生民无疆”微信公众号）。公知者公众知识分子也。仅从标题来看，作者便犯了两个逻辑错误：
一、骂义和团的公知到底有没犯错，应该从其所“骂”内容来分析，而非脱离内容，诉诸西方学者。
二、说这些公知是“贱骨头”，便涉及人身攻击，因为《现代汉语词典》里对“贱骨头”的定义是“指不自尊重或不知好歹的人（骂人的话）”。
接下来看正文。作者在文中分析了义和团的起因：
“1842年，清政府摄于洋大人的枪炮，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自此，耶稣的传教士们开始闯入中国的各个角落，进而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股特殊的邪恶势力”。接着举了马礼逊、裨治文、安治泰、福若瑟等人的例子。
而这些“洋教士、土教民，无不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这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司空见惯，在山东更为突出”，他们强行“灭我圣教”“摊派差役”“擅自收税”“肆意掠夺”“欺行霸市”“放高利贷”等，“于是，山东闹起了义和团”，“洋大人坐不住了，于是组织了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
洋教士、土教民的恶劣行径是否是引起义和团的原因，自有专门的研究论著在，感兴趣者自可去阅读。我在这里只想分析该文中存在的逻辑错误。
作者行文至此，来了句“公知们以为，大骂义和团，能讨得洋大人的喜欢。果真如此吗”。
据我之理解，这里的“公知”，应该是今日中国的公众知识分子。那么，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公知们，假如他们大骂义和团以讨好洋大人，那“洋大人”应该也是今日之洋大人了？然而不然，且看作者怎么说的：
德国《科伦报》1900年7月7日发表题为“我们的中国志愿者”的文章，写道：“我们的传教士的热情对于血腥的起义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
次日，《科伦报》又发表文章指出：“定居在丹吉尔的著名美国人约翰·佩蒂凯利斯向《帕尔马尔日报》报道了已被谋害的克林德先生有关传教士的下列评论：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属于较好阶级的人都很少与传教士交往。投靠外国人的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目的在于获得外国人的保护，而为此他有时要缴纳一点钱财。”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全程参与者、沙俄外交官科罗斯托维茨的回忆录《俄国在远东》说：“义和团的产生及其迅速发展……老百姓对洋人的积愤主要是因传教士的行为引起的……”
首先我要声明，对上述事实我没去核实，但我假定其为真的。如此以来，问题来了，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公知们，如何穿越时空，去讨好一百多年前的洋大人呢？这不是典型的关公战秦琼么？
当然，作者最后还引用了《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主编费正清（1907～1991）的观点，“引起民众不满的一个共同根源是，1860年以后许多中国教徒所表现的傲慢的，甚至肆无忌惮的行为”。但费正清并不能替代1900年德国《科伦报》的评论与沙俄外交官的言论啊。
经过上述分析，作者得出如下结论：
显然，在洋大人看来：
1.义和团是：品行端正、铁骨铮铮的汉子。
2.信洋教的教民：“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莠民”
3.洋教士：一群胡作非为者。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洋大人的眼里，骂义和团的公知，就是：一群贱骨头。
恕我不敏，我实在是无法从作者所给出的1.2.3前提中，推导出他所给出的结论来啊。诸位，有谁能理解其中之奥妙，请一定告诉我。谢谢！
二O一八年五月十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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