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韵悠长 | 叶良骏
文/ 叶良骏
11岁，我被父亲送去上海行知中学。父亲说，那是陶行知办的学校，图书馆的书多得不得了。听说有书看，我高兴地去了。进校第一天，我到处找陶行知，可在开学典礼上也没见到。讲话的校长姓马，不姓陶。
后来才知，当时陶行知先生已经去世若干年，连他的照片都看不到。
在陶行知创建的学校就读六年，我感觉它如此与众不同。我的许多老师都是陶门弟子。他们以自己的生命接过陶先生浩然之气、赤子之忱的光亮，点亮过我的青春光华。陶韵悠长——而今我想到的这四个字，太值得琢磨，它们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
作者于1958年摄于沈家楼村前野坟上
第一次听到学长称校长为马爸爸，是在操场上。我们每天清晨做好早操，其余时间可以自己玩。那天，正在跳橡皮筋的我，忽听有人喊，“马爸爸！马爸爸！”校长笑眯眯地来了，一群学生围上去：“马爸爸，打拳，打拳！”校长点点头，打起了太极拳。我一肚子疑问，怎么校长成了“爸爸”？校长打完拳，更多学生围着他，七嘴八舌，听得最真切的是不断有人这样喊。校长则笑着说话和回答问题。我远远地看着，因为胆小，没敢走过去。
终于，与校长有了交集。那天，刚上初二的我在广玉兰树下看书，忽然有人坐到我旁边。一看是马校长。他问：“你有一个秘密？”“没有啊！”我不知所措。校长说，你的文章发在《青年报》了？我吃了一惊。这篇处女作，用的是笔名，谁告诉他的？校长说：“你很了不起，我要奖励你。”他从口袋里摸出钢笔，我双手接过。他又说：“你喜欢看书，又爱写文章，将来当个作家，写很多书。到那时，别忘了送给我看。”我想说什么，却说不出，脱口便喊：“马爸爸！”马爸爸摸摸我的头，笑着走了。小小的我，在盛开的玉兰花下，心里满是欢喜。
后来我才知道，马侣贤校长是陶行知大弟子。陶先生去世后，他把学校从四川迁至上海。在没人提陶行知的特殊年代，是马校长实践陶先生的“爱满天下”和“六大解放”。还有不少陶门弟子，把学校变成了一个大家庭。马爸爸之外，有闵妈妈、汪婆婆、夏大姐、林大哥、王姐、彭姐等，他们追随陶先生“教育是从爱里产生的”教育理念，以爱育人，把学生当作儿女、弟妹，在我们的心里种下爱与善的种子。
学校实行“小先生制”，每个学生都要去教农民识字。那天轮到我。农民只有晚上有空，可当时农村没电，晚上一片漆黑，小路旁、田头，到处是野坟。看着远处磷光闪闪，我吓得在校门口大哭。马爸爸来了，温和地说：“害怕了？”“路上会遇见鬼！”“你见过鬼吗？”“没有。”“我也没见过，如果你遇上鬼，抓一个系在裤带上带回来，让我见识见识。”
原来鬼可以系在裤带上？那一定很轻，不用怕的。我拭干泪，向前走去。马爸爸大声喊：“我在这儿等你回来。”我走过小路，进了村里，完成教学任务。两个小时后，我回到学校，却见马爸爸还站在那里。他一把抱住我说：“你是个勇敢的好孩子，你看，去了就知道有没有鬼了。没有做，莫说做不通！”过了多少年，这件事还历历在目，从此我不再怕走夜路，更不怕任何鬼魅。
学校早锻炼没有统一时间，晨曦刚露，广播喇叭就响起乐曲《托儿所的早晨》。五分钟内，要穿衣、叠被、洗漱，然后去操场。风雨无阻，寒暑不停。
入学第一个冬天，有天清晨，喇叭响了，我一看外面在下雪，心想下雪怎么锻炼，继续躺着。想想不对，校纪不能违反，赶紧起床。心里着急，胡乱套上衣裤，卷起被子，就从上铺往下跳。糟了，裤带蹦断了！那时穿的是大腰裤，用根布带系着。没裤带怎么出门？我在屋里团团转，又悔又急，大哭。班主任金姐闻声寻来，为我接上裤带，整理好衣裤，柔柔地说：“你这么爱哭，将来长大了，不知有多少难事等着你。伤心，哀叹于事无补，记着，要勇敢地向前走！而不是流泪！”
高中毕业时，金姐已被打入“另册”，但经我请求，她仍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向前走是勃勃的黎明，往后看是沉沉的黑夜，一步步地走，一步步地近，千万不要回过头来，自己的力量要尽。”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陶行知的话。金姐和纪念册都已消失在风雨中，但这些话，我至今仍记着。
学校在农村，校园里也有农田，中学生们都要学干农活。我爱看书，最好分分秒秒都捧着书，别的事少有兴趣，对下田有点抗拒。
那年夏天，要收麦子，每人发把镰刀，割半陇麦子。麦子黄灿灿的，在田里沉甸甸地摇。我想赶快完成工作，急忙挥手割。麦子根本不理我，我往左，它往右；我用力，它纹丝不动。割了一会，麦子没割下，手倒被麦芒刺得通红，脚也割破了。我一气，把镰刀扔下，不干了。
一起下田的生物老师康先生是全校最年长的老师。他走过来说：“不会，要学，你不学，永远不会做，难道麦子自己生脚，跑到粮库里？”我被逗笑了。康先生教我怎么用左手反着握麦子，右手挥镰，用巧劲从下面割。我一遍遍试，终于割下了第一把麦子。
太阳火辣辣地晒，麦田里又闷又热，弯腰低头真累。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能割完好去看书，我便越割越乱，长一刀短一刀，有的麦子割不下，我索性拔了起来……康先生又来了：“你语文学得好，成绩全校第一，劳动可不及格啊！”他念了几句诗给我听：“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否则，就是残缺的人，明白不？”
我当然不明白，可是记住了这几句话。原来它们来自陶先生有名的《手脑相长歌》，教学生动脑又动手，才能成为真正有用的人。
作者初中毕业照，摄于1955年
校图书馆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书很多，据说有三万多册，全部开架。管图书馆的是夏大姐。因为我看书快，夏大姐准许我一次可借三本书（后又增加到十本）。我顺着书架一排排借，那天看到《十日谈》，没在意内容，就借走了。正好爸爸来学校，他看到这本书很生气。“去还掉，你不能看这样的书。”我只好去还书。夏大姐得知原因，却不接书，说：“要看好书，也要适当看反面的书，正面、反面的都要看，以此辨明是非，提高自己的识别能力。这本书并不是坏书，只是你年龄小，也许有点不适宜而已。”我兴奋地问：“可以看？”“我觉得可以。”我遂好奇地看完这本名著。
当年大人眼里这样的“坏”书在图书馆并不少，并不禁止学生借阅。书看得广而杂，开拓视野，提高免疫力，是陶先生提倡的“活读书、读书活”。练就一双慧眼金睛，对识别真善美和假恶丑，有用。六年“行知”生活，留下了许多回忆。在我成为陶行知研究工作者以后，才明白母校对学生的教育，完全是陶行知提倡的“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这些教育的光亮，不仅授人知识，更启迪人生，若干年以后深深地影响了学子的做人、处世。
作者于1958年高中毕业时在校园种下了一棵雪松小树苗，如今还在原地，已长成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