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丨杨冬权：档案编研工作的新趋向和新出路
编者按：
以下是《档案编研工作的新趋向和新出路》全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和档案工作为各项事业服务的深化，档案编研工作也出现了新趋向，这就是档案编研的主体和客体不断拓展，范围不断扩大，形式不断更新，影响不断增强。这一切，可以概括为从“小编研'向“大编研'的转变。
所谓大编研，是相对于传统的档案编研而言的，是对传统档案编研的扩展和延伸。传统的档案编研，实际上主要就是档案馆、室以书刊为载体汇编档案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公布。它的编纂者基本是档案馆、室，它的载体基本是书籍、刊物等印刷物，它的形式基本是文件汇编，它的材料基本是馆藏档案，它的发行范围一般也比较小。我们可以把这称之为“小编研'。而今天业已出现雏形并在今后将进一步成熟、拓展的“大编研'，则是对以往那种“小编研'的全面扩展和纵向延伸，它的编纂者除了档案馆、室自身，还有由档案馆、室广泛地联合社会上的各单位，包括其他档案馆、室，学术单位、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经济建设部门、其他专业主管部门，甚至有关专家、学者和个人；它的载体除了书刊等印刷物以外，还有录音、录像、光盘、缩微胶卷等；它的形式除了文件汇编外，还有档案资料目录汇编、档案资料内容介绍或提要、档案资料的考证或评介、对档案资料经过研究加工而编写的有关资料或撰写的研究论著以及各种文学艺术作品等；它的材料除了档案，还有图书、报纸、刊物、机关出版物、书画、碑拓、印章等各种资料；它的材料来源，除了本单位收藏的，还有本单位以外收藏的；它的发行范围一般也比以前大。
这种“大编研'，包括了对档案以及档案部门收藏的其他资料的原始文献公布、文献信息报道和文献深层加工这三个开发层次，是对档案部门各种信息资源的全方位和立体式开发，能够更有效地为我国各项事业和国际文化交流服务，它正在成为我国档案编研工作的方向和出路。档案工作者应该自觉地树立这种“大编研'的观念，自觉地拓宽档案编研工作的领域，改变档案编研工作的形式，使档案编研工作充满活力，显示生机，提高品位，扩大影响。
那么，应该怎样搞好这种“大编研'呢？笔者认为，该注意“五个结合“。
一是注意档案与资料相结合。各级各类档案部门除了收藏档案外，还收藏包括报纸、杂志、图书、机关出版物、碑拓、书画、印章等在内的各种资料，它是档案部门收藏中的一个重要信息源，同样具有重要的开发价值。从数量上说，全国档案部门所收藏的各种资料总量，相当于档案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在一些单位，资料数量往往与档案数量不相上下，有的甚至还多于档案数量。从内容来看，各类资料都自有特色，各有其独特的编纂开发价值。例如，报纸、杂志等资料现实性比较强，有效信息比较多，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联系较为密切；图书、机关出版物等资料的内容具有系统性和条理性，书画、碑拓、印章等资料具有艺术性和欣赏价值等，它们都能弥补档案在内容方面的许多不足。所以，档案部门应该注意把开发档案与开发资料结合起来，把编纂研究各类资料作为档案编研工作的一项内容，在编纂研究档案的同时，也开展对资料的编纂研究。
二是注意编纂与研究相结合。多年来，我国的档案编研工作虽然号称编研，似乎是编、研并重了，但从总体上看实际却是编的多，研的少，不少单位甚至只编不研。这种状况是同一部分同志中存在有重编纂、轻研究的认识分不开的，今后，我们应该走出这一认识误区。实际上，对档案、资料进行研究，从而撰写出评介、考释、综合、研究性的论著，或者编写成系统、简明的专题资料，是对档案、资料这些原材料的一种加工、转化，是对档案、资料的一种深层次开发或高级开发，它对档案、资料进行了去粗取精，提炼加工，把各个孤立的整理成系统的、有联系的，把表面性的提炼成本质性的，把无规律的概括成有规律的，把非理性的升华成理性的，把枯燥无味的改造成引人入胜的，把冗长繁杂的删削成简明扼要的。它和单纯地编纂公布档案资料文献相比，往往需要花费档案工作者更多的心血，使档案与资料的价值得到更充分的展示和更深入的挖掘，更能体现档案工作的水平，也更加受到利用者的欢迎。早在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就已对档案部门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档案工作者进行历史研究：“比钻在历史档案里头出不来更好'。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提倡档案人员把对档案与资料的编纂和对档案与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编纂档案、资料，对档案、资料信息进行浅层开发、初级开发的同时，研究档案、资料，对档案、资料信息进行深层开发、高级开发。应该鼓励档案工作者对档案、资料进行考证、研究、分析、综合、概括、加工。利用档案、资料去编写各种专题资料和综合信息，撰写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进行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通过研究档案与资料，去攻克学术难关，参与经济建设，普及科技知识，进行爱国教育及国际交流等，从而更大程度地弘扬档案、资料的价值，更大程度地发挥档案工作者的作用。
三是注意馆内与馆外相结合。这里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是馆（室）内档案、资料与馆（室）外档案、资料相结合。也就是说，如果在馆藏内容不够丰富或者不能直接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话，那么，也不妨走出馆（室），搜集馆（室）外的档案、资料进行编纂，研究。比如，有些档案馆每年让本地区的各机关报送当年的工作情况，编辑成本地区的年鉴；有些档案馆面向本地区的有关企业或事业单位，收集他们的名优产品资料、获奖科技成果资料、较大工程项目资料等，编辑成该地区的《名优产品简介》《科技成果简介》《建设工程简介》等；有的档案馆带着照相机或者录像机，走向社会，拍摄有关素材，编辑成介绍本地区综合或专门情况的画册、电视片、录像片等，都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得到了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好评与重视。这是近年来档案编研工作中出现的一种新思路、新举措，是对传统编研范围的一种突破，也是对某些档案馆（室）藏中现实档案资料劣势、科技档案资料劣势、经济建设档案资料劣势的一种有效弥补，它开辟了档案编研工作的新领域，也开辟了档案馆（室）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新领域，是档案馆（室）贴近经济建设、贴近党和政府各项中心工作、及时为改革开放服务的一种很好形式，因此，应该提倡将馆（室）内档案、资料的编研与馆（室）外档案、资料的编研结合起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档案馆（室）都要走出去收集本单位以外的档案、资料进行编纂。如果馆（室）藏比较丰富，不乏经济、科技等方面的题材，对馆（室）藏档案、资料的编研能够有效、及时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那么，也不必守着粮囤而出去找米下锅。总之，要因馆（室）制宜，视情而定，把编研馆（室）内的档案、资料和馆（室）外的档案、资料结合起来，宜外则外，既立足于馆（室）内，又不排斥馆（室）外，内藏丰富则全力以赴开发内藏，内藏贫乏则找米下锅开发外藏，以外补内，这样就可以把编研工作搞活，把开发工作搞活，把服务工作搞活。
第二个方面是馆（室）内编研力量与馆（室）外编研力量相结合。一些档案馆（室）编研工作陷入困境的原因，往往并不是档藏不足，而是编研人员与编研经费不足，自身无力进行编研开发。这就需要档案馆（室）把目光投向馆（室）外，投向社会，与其他单位合编合研，甚至还可以邀请一些专家来馆（室）进行编纂研究，从而解决档案馆（室）人员不足、经费不足的老大难问题，使馆（室）藏信息及时得到开发。例如，可与海外的某些专家、学者共同编纂研究他们感兴趣的档案、资料，可与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联合编研他们的机构沿革、专业史志、专业史料，可与企业、事业单位共同编写他们的厂史、院史、校史、产品史，可与宗教团体共同编研馆（室）藏宗教史料等。这样做，一可弥补档案编研人员对专业不熟悉的弱点，使专业档案的编研体现出专业特点和水平；二可双方共同负担经费甚至可以完全由对方承担经费，弥补档案部门编研经费的不足；三可借助他们的力量，在他们的单位或系统推销编研成果，为编研成果找到“婆家'，解决档案部门编研成果积压难售的问题；四可直接为用户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使档案资料信息的开发更准确、更直接、更及时、更有效。有的档案馆（室）收藏的那些开发难度特别大而又具有特殊价值的档案资料，甚至可以从社会上邀请一些专家来馆（室）进行研究，以使这些死档案变成活宝贝，例如，一些单位保存有一些少数民族文字或者外国文字、历史上的死文字等特殊文字的档案资料，不但本馆无人认识，无法释读，甚至在本地区或整个档案界也无人认识，无法释读。因而只好长期束之高阁，连它们是什么内容、形成于什么时代等都不知道，成了“死档案'。对这类档案如果能从国内外聘请一些能够认识解读它们的专家学者来加以研究，不就可以使这些档案、资料变活，从而显示出其珍贵价值了吗？
第三个方面是馆（室）内的编研课题与馆（室）外的编研课题相结合。一些编研人员比较多但内部编研课题又吃不饱的档案馆、室，在完成本单位编研任务的前提下，还可以考虑适当接受一些馆、室外的编研课题，有偿地为其他单位进行编研服务，完成他们委托的代编任务。例如为一些企业家撰写传记，为一些企业编写厂史、产品史，为一些项目撰写论证报告，为一些旅游景点编写名胜志，等等。这样既可为委托单位解决他们的问题，扩大档案馆、室向社会的服务面，又可为档案馆、室增加一部分经费，增强档案馆、室进一步开发自身资源的力量，也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四是注意书刊与其他形式相结合。传统的书刊形式是档案馆、室编纂公布档案的主要形式，也是比较有效的形式，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形式。前些年，一些单位开始用发行档案资料缩微复制品的形式编纂、公布档案、资料，就大大地增加了档案部门公布档案的容量，加快了档案部门公布档案、资料的步伐，同时也为档案部门增加了数目可观的经济收入。近年来，一些档案部门更开始运用广播、电视、录音带、录像带等视听形式编纂公布档案，这些形式更以其可听可视、新颖活泼而深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和好评，其传播手段更为先进，宣传效果也更好。因此，档案馆、室今后的编研形式，应该更加多样化，要结合运用报纸、杂志、书籍、缩微复制品、广播、电视、光盘、录音带、录像片等各种形式，从而使档案、资料的编研成果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引起更强烈的社会反响，使档案资料信息的开发收到更大的效果。
五是注意严肃性与通俗性相结合。迄今为止的档案编研成果绝大多数都是以严肃的面孔出现的，以通俗性、趣味性形式出现的档案编研成果，在档案界还很少见到。但在文学界，却出现了一些大量引用文件、电报的纪实文学作品或以档案为素材而撰写的人物传记，成为市场上十分抢手的畅销书。这种现象，就给了我们一种启发：我们的档案编研成果能否尝试也以通俗的形式出现呢？能否变得稍为通俗一些、趣味一些、大众化一些、可读性和艺术性都强一些呢？那些在过去惊险斗争中形成的文件，我们何尝不可以用它们作主线，运用一些文学的技巧、艺术的技巧，把它们编织成悬念迭出、跌宕起伏的惊险故事呢？那些曾经记载或体现了历史荒唐的档案，我们何尝不可以用它们为实例，来编写一些历史上的趣闻逸事，重新展示一下历史的荒唐可笑呢？那些传奇人物、英雄人物一生所形成的材料，我们何尝不能用之来描绘这些人物的传奇故事或英雄故事呢？在今天和今后严肃形式的编研成果销路趋于萎缩的情况下，我们似乎也应该考虑用通俗形式的编研成果去开拓市场、争取读者或观众，甚至是创收盈利，以通俗来补严肃、养严肃了。只要我们能够运用档案、资料编写出一批趣味性强、艺术性强、可读可视性强、通俗易懂、大家爱看、市场畅销的，以报告文学、小说、故事、传奇、传记、戏剧、电影、电视剧等各种艺术形式出现的编研成果来，我们就一定能够进一步扩大档案和档案编研成果对读者的影响面和对社会的宣传面、教育面，扩大档案和档案成果对市场的占有面，提高档案编研成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果。（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