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狂徒】贵州父子学者联手复原石鼓诗文,破译“石刻之祖”的历史密码

2016-07-08 12:47 | 黔中书

刘星、刘牧父子

六十五岁那年,刘星先生的书法学习“由草入篆”。国内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成为其必不可少的临摹对象。《石鼓文》是大篆刻写的十首四言诗,刻在一千三百年前出土的十只石鼓上,一鼓一诗。晚清碑学大家康有为誉之为“中华第一古物、书家第一法则”。
临摹时日既久,刘先生审视石鼓文的眼光,慢慢由“书家第一法则”转向“中华第一古物”上来。自出土之日起便被视为国之重器的石鼓文,“剥蚀已久、世无全本;诗意隐晦、来历成谜;聚讼千年,莫衷一是”,这激起了他学习、研究石鼓文的兴趣。
他将石鼓残余诗文等同于埋藏在地下千年的陶瓷碎片,“不修补复原就难以获得整体的感知与认识”。让他吃惊的是,石鼓文发现的一千多年时间里,无人通过补字、补句的方式复原石鼓诗文,“近代和现代有学者想过这一方法,但未见其发表。”刘先生索性自己做起了石鼓诗文的复原工作。

刘星先生今年八十五岁高龄了。先是于二〇〇四年的古稀之年出版了《石鼓诗文复原》一书,六年后,又与儿子刘牧共同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石鼓诗文复原译释》并顺利出版。前书除完成石鼓诗文的复原外,还以通俗化的注释普及石鼓文化;后书在前作的基础上,以严密的文化逻辑对石鼓的两个核心问题进行了论证:产生的年代及鼓序排列。刘氏观点一出,至今学界没有更系统的论述。

“二十年时间弹指一挥间,我花甲又添二十春秋。儿子为了从事石鼓研究,在二〇〇六年三十六岁时考入西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从一个毛头小伙成了我石鼓研究的衣钵传人。”刘星先生一笑,淡淡地说:“此生已无大事。”

一秦之石鼓

如周之九鼎

 石鼓文拓片(局部)

唐贞观初年,陕西凤翔府陈仓山,一位牧羊老人发现了十面怪异的花岗岩石鼓。清除石鼓泥尘,一些难解的文字显露出来。因其文“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文人墨客前往一探究竟,陈仓顿时热闹起来。
“唐代,石鼓文更多的是引起了书法家和文学家的兴趣。”刘星介绍说,不仅韦应物、韩愈等大诗人作《石鼓颂》赞颂,欧阳询、褚遂良等大书家视之篆书境界的最高艺术,“可是由于石鼓文字古老,大家觉得'忽开满卷不可识’、'词严义密难读晓’,未能引起当时学人的重视。”
唐以后,石鼓文的地位越来越高。“爱好书画、收集奇石的宋徽宗,将石鼓文藏在太学,并令人将用金子填平石鼓文字。元明清三代,石鼓文安放于国子监内。宋人好古,不少大学问家开始研究石鼓,比如欧阳修。”刘星说。慢慢的,古人大致为石鼓文找到了“历史位置”:书法上,石鼓文“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内容上,石鼓诗文通过从秦之建立、立国、发展、创立帝业这一发展顺序,依次赞颂了秦国创始之祖非子、秦始皇在内的十位历史上有作为的君王的事迹。
“我们认为,石鼓诗文仿照《诗经·颂》的体例而作,中心思想是颂秦德,故而是延续《商颂》、《周颂》而来的《秦颂》。”刘星、刘牧父子说。在他们看来,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为树立政权的正统、合法性而造石鼓,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某种意义上,秦之石鼓,如周之九鼎。”
值得一提的是,确定石鼓诗文的体例源自《诗经·颂》后,刘氏父子的工作仅仅围绕两个原则进行:石鼓是秦物,石鼓研究应从秦人的历史中寻找线索与答案;石鼓诗文是《秦颂》,复原工作依据《诗经》的语言、韵律及思想,从《诗经》里复原《石鼓诗文》。

二石鼓兴废皆因秦始皇
石鼓及石鼓诗文

“最难解的问题是,作为秦国重器的石鼓,理应在秦王室家庙所在的庸城出现,为何反而在陈仓被发现呢?”刘牧坦言,这一问题在其父的《石鼓文复原》一书中没有得到解答。这促使刘星先生申请国家社科基金,继续进行石鼓文的研究。
随后,刘星先生深感石鼓研究涵盖古文字、音韵、考古、历史、书法等多学科领域,“深感一己之力有所不足,故让儿子也加入进来。”为此,刘牧先生特地考上西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求学期间,他以秦文化研究为主,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对石鼓进行了新的思索和阐释。
在梳理秦人的历史中,刘氏父子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刘牧首先向记者拈出了两段文字:
其一:“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其二:“三十四年……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风子弟功臣……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焚书坑儒。”
刘牧阐释说:第一条材料揭示石鼓的产生,即与“刻石颂秦德”之事密切相关,说明石鼓《秦颂》的倡导者是秦始皇,石鼓诗文作者是“鲁诸儒生”;第二条材料披露了石鼓的废弃,即因儒生主张分封制、反对秦始皇的郡县制,遭到始皇帝不满,始皇帝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
“这样一来,刻有鲁诸儒生所作诗文的石鼓,自然受到了牵连。事实上,石鼓诗文里存在着含沙射影贬低秦始皇先祖的现象。这直接导致石鼓在运往庸城的陈仓途中,废弃在当地荒野。”刘牧作出了合情合理的推理。由此可见,石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废弃于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石鼓兴废,皆因秦始皇。”对石鼓文化史上最难解决的问题,刘氏父子自信给出了满意的解答。

三上阵父子兵与石鼓有缘
复原图

就石鼓因何兴废、为何在陈仓出现的问题,自石鼓面世之日起便一直存在。据刘星的不完全统计,唐以来的一千三百年间,关于石鼓的论著不下八十余部、诗歌散论数百篇。
“但始终没有一家一说能够真正成为定论。”究其原因,刘氏父子的分析是,面对剥蚀残缺的石鼓诗文,学者们多未进行整体的复原研究,以至于未能对石鼓诗文内容、中心思想、产生年代和鼓序排列等取得实质性的认识。
历代以来,喜爱研究石鼓文的人不计其数,其中更不乏名家、大家,为何复原工作是有贵州的刘氏父子完成的呢?刘星先生的夫人杨炯珠女士提供了一个说法:“古人未能完成,一是缺乏资料,没有诗歌的语言框架;二是没有集中安定的时间。”相应的,刘氏父子因“有时间、有资料、有学科框架”而完成了任务。
“在复原工作中,有时一笔一字,都要花费好几天的时间。”工作艰难,但刘星坚持下来。他书:“因为爱好书法,教语言文学,才有学习钻研石鼓文的兴趣与基础;因为退休在家,才有充裕的时间用于研究;因为爱好文娱体育,才有健康的身心,坚持每天十多小时的书写与研究。这一切,都说明我与石鼓有缘。”
至于刘牧先生,他为石鼓研究获得硕士学位,目前以物质文化的视角进入到文化人类学的领域。古筑双星石鼓缘

 刘星、萧星“双星”合影

石鼓面世后,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受其感创作了流传千年的《石鼓歌》。刘氏父子完成《石鼓诗文复原译释》之后,省内知名书画家萧星先生对书中提出的新观点极为赞同。受其感召,他仿照韩愈《石鼓歌》体例,撰写了《新石鼓歌》。

《新石鼓歌》有这么几句:“贵州学者名刘星,修残补缺七百个。后期父子齐努力,诗文复原始通过。如此石鼓全复原,诗顺字识易传播。”
萧先生特别看重“易传播”三字。在他看来,石鼓文作为“石刻之祖”、“中华第一古物”,具有人文、史料、文学及书法上的多重价值,历朝历代受其滋养的文人墨客不在少数,但由于文字古奥、诗文残缺,普通老百姓很难进入。
“通过对石鼓诗文的译、释、注,刘氏父子让阳春白雪的石鼓文通俗化、大众化,促进了石鼓文的传播。”萧星说。而他本人也拿出自己的篆书功底,试图以书法的形式传播石鼓文。
萧先生是贵州著名教育家萧文灿先生次子。自幼热爱书法,临习柳、欧碑帖。离休后,潜心研习书法二十余年,书法作品仍以篆书居多,对石鼓文研习最多。“尤其是吴昌硕对石鼓文作了遗貌取神的创新发展,更显其雄浑苍劲的神采。”待与刘星交流多时后,萧星十分认同其《石鼓文诗文复原译释》。后经他多方研究比对和临习多日,完成了复原后的10只打鼓的大篆(石鼓文)书法和行书诗歌译文,共七百一十八字。

 萧星石鼓诗文复原书法(局部)

此后,萧星、刘星两先生往来不断。因两人因石鼓结缘,且名字中恰都有一“星”字,萧先生在《新石鼓歌》中用“刘星精研萧星写,古筑双星石鼓缘”来概括这一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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