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武帝对外作战越打越穷；唐太宗却越打越强盛？

时常看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汉武帝接手大汉，对外作战越打越穷；唐太宗接手残破的国家，连年对外战争却越打越强盛？

从提问来看，该问题的表述是不妥当的。首先汉武帝接手大汉，最终导致大汉的贫穷并不仅仅是战争，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内政处理不当，以及汉武帝本人的奢侈等；其次，唐太宗也并没有连年对外用兵。

影视剧中的汉武帝形象

1、导致大汉衰败的真正原因不是汉武帝直接发动的对匈奴战争。

我们知道，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对外战争时间长达四十余年，花费巨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汉武帝的奢靡，对民众的横征暴敛，才是大汉走向衰败的根源。这些我们从史书中都能总结出来。

1）通使西域，耗费大量民脂民膏。为了宣扬大汉国威和富庶，在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后的数十年间，汉武帝派出了大量的使团，携带大量的财富物资，结交西域各国。而使团贪污之风盛行，致使大量民脂民膏被无故耗费。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

2）全国巡游，耗费无度。从元光二年（前133年）开始，武帝多次巡游各地，游历名山大川，见诸历史记载的就有二十多次，远远超过当年的秦始皇。更有甚者，武帝讲究排场，每次出巡随行的官员、军队多达十余万。沿途百姓供应粮食果品，修整道路、宫馆，郡国官员都要负责接送，负担沉重，这些都给各地百姓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武帝每次出巡的时候，都要将各国使臣全部带上，遇到大都会或人口稠密的地方，都要大摆场面。

《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hú）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

3）经济上：极尽搜刮之能。汉武帝中后期由于长期征伐，巡游无度，大造宫殿楼阁，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为了改善财政状况，他任用东郭咸阳、孔仅、张汤、桑弘羊等进行了六项改革：

—是盐铁专卖。虽然官营盐铁给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但是却也带来了很恶劣的后果。由于官府生产的食盐苦涩而价高，普通民众只能不食或少食；生产的铁器质量低劣，民众多不用之。汉代的桓宽《盐铁论·水旱》曰：“县官（国家）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

二是算缗和告缗。算缗就是征收财产税。告缗就鼓励人们举报那些隐瞒财产，不足额申报财产的富户，并用查抄来的财产对举报人进行奖励的制度。这一措施的结果正如《史记·平准书》中所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国家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

三是平准均输。这项制度的初衷是好的，希望能够平抑物价，并能通过贡品转运到不同地区获得收益。但是这些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往往变了样：原来地方向中央进贡，是地方产什么有就进贡什么，是当地富余的东西，但是现在成了谋利的东西，这些均输官看什么好卖，利润高，就向农民征收什么。这就成了变相地盘剥百姓的政策。

四是铸钱币。这本是正确的事，维护正常交易秩序，维护了国家的经济稳定。但是汉武帝不只是为了维持经济秩序，更是为了敛财，还发行了白鹿皮币和银锡混合的三种类型白金币等，造成市场混乱。因为铸钱币的事，全国被处死的人多达四十万，受到牵连的人更是多达二百多万人。

五是增加赋税和徭役。尤其是汉武帝征收口赋的行为，导致民间许多贫苦家庭将新出生的孩子都给杀死，以减轻赋税负担。

六是鬻爵。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为筹集军费，推出了卖官鬻爵的政策。规定民众可以购买官爵、用钱赎罪。这种做法，一方面败坏了国家政治形象，另一方面使官员的来源复杂化。用钱买官的人往往没有实际才能，而实际的政务还需要有能力者来处理，造成一官多职，人浮于事。既削弱了政府的职能，从长远来看，又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以上这些因素，才是真正造成汉武帝晚年财政困难，民生凋敝，社会动乱的根源。

2、唐太宗时代，对外战争是非常克制的，并非连年对外发动战争。

从史书中，我们知道，唐太宗李世民对周边民族主要采取的是安抚政策，军事打击只是政治安抚的辅助手段。在军事上，主要有这么几次战争：

1）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

2）贞观八年（634年），吐谷浑寇边，太宗派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出击，次年吐谷浑伏允可汗逃入沙漠，后为国人所杀，太宗另立吐谷浑国王。

3）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以高昌王麴文泰西域朝贡，遂命侯君集、薛万彻等率兵伐高昌。次年，麴文泰病死，其子麴智盛继位，投降唐朝。太宗于是在高昌首府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西域各国皆到长安朝贡。

4）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至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以高句丽摄政弑主虐民为由，或亲征，或派兵多次攻打高句丽，并最终灭亡高句丽。

5）贞观十九年（645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次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

这些战争中，除了唐朝对高句丽的战争中使用的兵力较多外，其他战争规模都不是很大。派出的兵力多则两三万人，少则几千人。同时，在对外战争中，唐政府还经常大量使用少数民族的军事力量，来共同对敌。这与汉武帝时代动不动就征发十多万，数十万的军队出征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唐太宗时代用兵次数虽多，但是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并不大的原因之一。

在对内政策上，李世民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减轻民众负担的措施和手段。

1）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2）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

3）“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

4）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5）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省南昌市）、扬州、益州（四川省成都市）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以上这些，都是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政策或措施。

两厢比较起来，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汉武帝为什么用兵会导致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李世民时代虽然也经常用兵，却并没有出现社会经济遭受危机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