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大同明代的茶马互市，会有万里茶路吗｜重走晋商万里茶路
大同站
▲采访团走进大同
边境变腹地
军镇变府县
茶马互市为“万里茶路”奠定基础
翻过雁门关，向西北走就是号称“西口”的杀虎口，北上就到了当初的大同府，这也是去往“东口”张家口的必经地。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商贸的发展，注定了大同成为东西丝绸之路和南北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城市。
▲得胜堡建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
5年后重修，为黄土夯筑城堡。
明万历二年(1574年)石砌砖包。
堡周长630丈，高3丈8尺，墙体厚2丈多，
军事防御意味明显，
是明代大同以北重要的边关重镇。
大同，曾是北魏都城，称平城，也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地。公元五世纪，平城作为丝绸之路东起点，和西亚有密切的商贸、文化交流。随着明清两朝的更替，大同由边境变腹地、由军镇变府县，各民族间的商贸活动益加频繁、更趋兴旺，进而成为各民族贸易不断与国际贸易紧密结合的北都商埠。
▲玉皇阁位于天镇新平堡内中央，又名镇边楼。
明清时期，大同成为晋商崛起的策源地。明代，在这里最早实行了“开中制”，实现了“隆庆和议”。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大同就没有晋商的兴起和发展；没有明代茶马互市的民族贸易，也就没有晋商开拓的万里茶路。
▲位于云冈的“古道车辙”
明清交替之际，大同军事职能减弱，其北都商埠的作用日渐突显，实现了由茶马互市的民族贸易中心向万里茶道国际贸易节点的发展，成为后来晋商经营俄罗斯和蒙古贸易的内陆中转站。
▲大同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节点城市
▲大同古城楼
如今，大同古城马市角、柴市角、东西羊市巷、仓街、仓巷等名称依然延用，众多寺观庙宇记录商号为其修缮捐款的碑记依然清晰可辨，新平堡依然人声鼎沸，得胜口古堡群得胜堡、镇羌堡、得胜口、市场堡依旧保留完整……
▲天镇李二口村的明长城
▲新平堡西马市口遗址
▲市场堡地处得胜堡东北的0.5公里处，
与镇羌堡、得胜堡构成一个品字形的防御体系。
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我们重走万里茶路的寻访之路依然在继续。挖掘历史、重现历史，弘扬晋商精神，我们义不容辞……
▲大同古城内的华严寺。
这座建于辽金时期的千年古刹，
见证着古都大同作为万里茶道重要节点所发挥的作用，
这里的十数通碑刻记载着众多商号名录。
塞外得胜堡
见证晋商崛起繁盛
沧桑两古桥
连接茶路东口西口
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召前街，有座藏传佛教寺院，名为大召无量寺。寺院门口，竖立一尊巨大的坐像。坐像上，用汉蒙两种文字刻有“阿拉坦汗”四字。
明万历七年，大召寺开始修建，次年建成。寺院创建者就是阿拉坦汗。阿拉坦汗是成吉思汗第17世孙，为蒙古族土默特部的杰出首领。他主政期间，与明朝亲善。蒙古牧民用牛马、毛皮换回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
明隆庆五年，明朝政府举行仪式，封阿拉坦汗为顺义王，这就是改变了明朝与蒙古敌对态势的“隆庆和议”。此次封王仪式的地点，设在山西大同得胜堡。受封的阿拉坦汗，在汉语中就是人们常说的俺答汗。
在这之前的明洪武三年，因山西等边地急需军粮，明政府募商人输粮换取盐引，凭引领盐运销于指定地区，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为善政的“开中法”。得地理之优势的晋商，瞅准机遇，纷纷北上走出“口外”“上至绸缎，下至葱蒜”，边地屯田，边贸贩运，或游走行商，或开店坐商，经营商品范围以粮油、棉布、茶叶、牲畜、皮毛、药材及日用杂货等为主，逐渐成为旅蒙商中的一支劲旅。
“隆庆和议”后，蒙汉两族边境贸易来往日趋紧密。明末清初，晋商捕捉到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顺势而为，寻机开辟出通往蒙俄的国际贸易通道——万里茶路。
11月19日，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指导，中共晋中市委、晋中市人民政府、山西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山西晚报社发起并承办的“弘扬晋商精神、重走万里茶路”大型活动采访团一行来到大同。11月20日，采访团首站探访的就是“万里茶路”上的重要遗迹——长城关隘得胜堡。
▲远眺得胜堡
军事要塞成“北都商埠”
明清时期，随着“开中法”的连续推行，商人“走口外”经商热度持续不断。
山势险峻、道路崎岖的雁门关，是扼守中原、屏障三晋的咽喉，也是晋商从“万里茶路”贩运茶叶前往蒙古大草原的唯一途径。
在雁门关黄花梁，有个名为“旗道地”的自然村。据当地人说，这里原来叫作“歧道地”，是商人走口外绕不开的地方。
有一个传说在黄花梁流传至今。走到黄花梁，眼前出现两条去蒙古大草原的道路：一条途经左云、右玉，去往“西口”——杀虎口；另一条经由大同、阳高、天镇去往“东口”——张家口。
面对两条不同线路，初次出“口外”的商人难以选择。于是，面朝家乡，背对两条不同方向的线路，往后扔一只鞋子，鞋尖冲哪边，就义无反顾朝哪边走。
“无论朝哪个方向走，只有少数人成为巨商大贾，大多数人还是靠种地务农、运输货物或者做点儿小本生意为生。不乏穷困潦倒、成为孤魂野鬼者。”11月18日下午，雁门关寒风刺骨，天空飘起了雪花，采访团随行专家田建说：“黄花梁歧道地不仅记载了运茶队伍的滚滚车龙，也见证了山西人‘走口外’的艰辛。”
从黄花梁歧道地前往张家口线路的商人，越过雁门关就一路朝北来到大同。
胡服骑射、白登和亲、北魏改制、辽金融合、隆庆和议……熟知历史者不难发现，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历史事件，均与大同有关。
作为农耕业与游牧业的天然分界线，北魏都城大同既是农耕与游牧文化碰撞和交融地，也是东西丝绸之路和南北万里茶路的重要节点城市。
大同市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马维平表示：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大同特殊的多民族共居的民族结构，也让它形成了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相融、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共生共存的特殊文化环境。这些历史事件缓和了民族矛盾，密切了民族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多民族融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公元五世纪，当时被称为“平城”的大同作为丝绸之路东起点，与中西亚有密切的商贸、文化交流。
明代，“开中法”在大同最早推行实施，实现了隆庆和议。瞅准机会的晋商迅速参与到明代茶马互市的民族贸易。
明清交替之际，随着军事职能的减弱，大同实现了由边境变腹地、军镇变府县的历史性转变，凸显出“北都商埠”的作用。从此，这座茶马互市的民族贸易中心变身为“万里茶路”上中蒙俄国际贸易节点，并成为当时晋商经营俄蒙贸易的内陆中转站。
据粗略统计：清朝年间，大同城乡各地开设过的字号超过10000家。其中，清乾隆三十九年，大同仅当铺就有456户。其他各类商号不光开设于城镇，乡村之间也字号繁多，布行、粮行、杂货行、皮行、缸行、钱当行、铁器行、木业行、柳编行等经营生活用品、生产资料的各行业也司空见惯。
大同各地寺庙现存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各类碑记石刻上，记载了数千家有能力资助重修寺庙的字号店名及其捐款数，其中就有山西榆次常家设在安化、大同的茶叶分庄“兴隆茂”，山西祁县乔家著名茶票号“大德兴”“谦和成”，祁县渠家的著名票号“存義公”，祁县乔家的著名票号“复盛店”等晋商商号。
显然，晋商的蒙俄跨国贸易，不仅为大同带来商业发展契机，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繁荣发展。毋庸置疑，这一时期是晋商崛起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可以说大同是明清时期晋商崛起的策源地。
长城关隘得胜堡前话今昔
11月20日上午，采访团一行前往地处大同北部的新荣区采访。沿途，隔着车窗，大家被眼前延绵起伏的长城壮观景象所吸引。
作为明代九边重镇大同的北部门户，新荣境内筑有“大边”“二边”两条长城防线，全长109.5公里，著名的“边墙五堡”“塞外四堡”以12.5公里的堡距分布在两条长城之内侧，形成蜿蜒起伏、堡台相望，烽堠延绵的巍峨景象。
“边墙五堡”建于明嘉靖十八年，包括新荣区内的镇河堡、镇虏堡、宏赐堡、镇川堡以及阳高县的镇边堡。其中位于五堡中心位置的宏赐堡规模最大。而“塞外四堡”是指镇羌堡、拒墙堡、拒门堡、助马堡。
11时30分，采访团在得胜堡前，等候到新荣区委融媒体中心主任张选、副主任陈荣烨。
作为长城上的军事城堡，得胜堡虽无八达岭长城雄伟，但其气势恢宏壮的观景象足以给人心灵上的震撼和视觉上的冲击。
据陈荣烨介绍：得胜堡地处堡子湾乡得胜堡村，其周边约5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形成了由得胜堡、镇羌堡、市场堡和得胜口在内的“三堡一口”，构成了国内罕见的古堡群落，凸显了边关重地的地位。
▲“万里茶路”上的重要遗迹——长城关隘得胜堡
得胜堡建于明嘉靖二十七年，5年后重修，为黄土夯筑城堡。明万历二年石砌砖包。堡周长630丈，高3丈8尺，墙体厚2丈多，军事防御意味明显，是明代大同以北重要的边关重镇。
堡门门洞上有砖雕垂花门罩，镶嵌“保障”二字匾额，背面匾额为“得胜”，落款为“明万历丙午岁（明万历三十四年）秋吉旦立”。
“现在村里人少了，原来村里有四五千口人。”66岁的邢润所是住在得胜堡内的村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朝堡的北方望去：“长城北面就是内蒙古乌兰察布的丰镇市，距村里也就五六里地。”
沿着得胜堡的中轴线向北前行，有一座砖券拱形四门相通的玉皇阁。
陈荣烨说，玉皇阁原为二层建筑，上部原有木质阁楼，现仅存阁楼底部。四面相同的阁楼门楣上方东、南、西、北面，分别石刻“护国”“雄藩”“保民”“镇朔”。
登上玉皇阁，环顾四周，一览无遗：中蒙俄国际铁路专线中的组成部分——京包铁路、208国道及大准铁路线交汇于此，来往的车辆和列车，在空旷无际的大地上平稳行进……
眼前宁静、祥和的塞外风情，思绪不禁穿越到449年前发生在得胜堡的一幕！
明隆庆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明廷在得胜堡举行隆重授封仪式，即“隆庆和议”。
据史料记载：“当是时，得胜堡外九里建棚，棚长阔各三丈”“厅用兰布五十匹，红布二十匹，席五十领，彩厅四个，彩旗二十对”，庭设黄帏。
当日，明廷钦差大臣及大同各路官员将受封的俺答诸人“大张旗鼓”迎进棚内。钦差大臣宣读圣旨：“封俺答为顺义王，赐金印一方，赏大红五彩蟒衣一袭，彩缎八里表”，封俺答妾三娘子为忠顺夫人。”
就在这年的五月，在“汉鞑两利”的原则下，“马市”在得胜堡开市。
作为明朝边境的军事机构，蒙汉贸易不可能是在得胜堡内交易。
得胜堡“马市”是由得胜堡、市场堡、得胜口及南北致远店等建筑群组成。与宏赐堡、镇羌堡成犄角之势。各个区域分工明确，各自发挥相应功能。
明万历三十四年，经过3年多的扩建，得胜堡由北向南建有标志性建筑神武阁、玉皇阁、木牌楼、菩萨阁、城阁等，同时建有新军营房300间，瓮城、月城以及长十余丈、高一丈五尺的照壁各一处。
如今，除得胜堡及玉皇阁外，其他建筑均已不存。据史料记载，在玉皇阁偏东为参将府，府周建有火药库、制弹房、新营房、箭岛等，曾住正三品参将一员、2960名士兵，马、骡1191匹（头），负责本堡及所辖七堡一营的长城军事防御事务；玉皇阁西设有一座文衙，内住朝廷七品命官，负责处理堡内居民日常事务。
此外，堡内置五百斤重的“大将军”炮一门，二百斤重的铁炮十八门，“牛腿炮”若干门，所用兵器应有尽有。
由此可以看出，在明代，得胜堡不仅是重要的军事边堡，也是明代建筑规模最大、互市级别最高、交易数额最大的“马市”。
市场堡谐音“四城堡”，俗称“马市堡”，建于明隆庆五年，显然是“隆庆和议”后取得的果实。
市场堡地处得胜堡东北的0.5公里处，与镇羌堡、得胜堡构成一个品字形的防御体系。城堡原有的砖石、堡门及马市楼等现已不存，只剩一座脱落了的黄土堡围。现存堡围高二丈五尺，周长500多米，呈方形，石砌砖包，有垛口等设施。
因为只是当时官方举办大型茶马互市交易的中心市场，如今市场堡内空旷无屋。
眼前的寂静，让人很难联想出当时“开市”时的热闹场景。
由明朝都御史王士琦所辑的《三云筹俎考》中，对得胜堡开市日的情形有过表述：卯时闻得胜堡晨钟开启城门，寓居南、北致远店的商人便云集市场，进行交易。
得胜口与得胜堡相距2公里，南、北致远店是得胜堡“马市”的配套餐饮住宿设施。
“隆庆和议”后，明朝在得胜口修建了城台、马市楼、街市、紫塞阁、北致远店、南致远店以及庙宇、戏台等。
如今的得胜口，仅剩黄土夯筑的城垛。陈荣烨说，“北致远店”在北门外依山而建，占地10余亩，有房20余间，是专供蒙古商人旅居的。入口东侧有一高一低两个建筑物，即为关口马市楼，它既是开设马市的标志，亦是驻口最高长官办公之所，原建有阁楼、吊桥等，现只剩两座黄土夯筑的墩台。
由口向南原有一条宽阔的南北大街，“南京罗缎铺、杭州绸缎铺、潞洲锻铺、临清帛铺及绒线铺、杂货铺等，延长四、五里许”应有尽有，是得胜口最繁华的街市。
南北大街上原有座紫塞阁，上建楼阁，下开四门，构成封闭式的四条大街，北门与得胜口相通，东门与镇羌堡相望，西门与市场堡相连，南门则通往专供南方汉族商人居住的占地40余亩、有房屋200余间的“南致远店”。
据说，南、北致远店最初均由一个名为郝树平的人所开。上世纪70年代末，南、北致远店被夷为平地，成为附近农户的耕地。
沿路从得胜口徒步往北进入内蒙古境内，山西晚报记者看到路西仍残存着几堵黄土夯实的低矮土墙，大致形成方形屋状，也许是当时北致远店的遗迹吧？
“官市”之后又开“民市”
“隆庆和议”后的首次马市交易规模很大，影响空前，由此引发新平堡、守口堡等“马市”的相继开设。
马市上交易的商品有啥？陈荣烨说：“简单的说，就是烟酒糖布茶，牛羊骆驼马。”
在《明实录》中可以看到官方对双方交易情况的文字记载：“宣大总督王崇古报，北虏互市事竣，大同得胜堡自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官市顺义王俺答部马千三百七十匹，价万五百四十五两；私市马、骡、驴、牛、羊六千，抚赏费九百八十一两，新平堡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官市黄台吉、摆腰、兀慎部马七百二十六匹，价四千二百五十三两；私市马、骡、牛、羊三千，抚赏费五百六十一两……”
据史料记载：这些被称之为“官市”的马市，一般是每年一次，或每年春秋各一次，每次3天至15天，主要经营的商品是以内陆的丝织品、茶叶等生活和生产资料换取蒙古各部的马匹、皮毛等畜牧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由政府主管，有固定的地点，确定的时间，属于定期、定额的贸易活动，制度严，具体入市交易手续特别繁杂。
从得胜堡可以看出当时“官市”开市时的“盛况”：蒙古方与明廷各派文武官员带领兵丁总理监督市场事务。蒙古派300人驻边外，明廷派500人驻市场。市毕，明廷发给守市人一定的赏赐。官市交易额很大，仅大同镇每年规定易马数量均为14500匹，实际每年易马总数都在两万匹以上。
由于官市主要是在明朝政府与蒙族领主之间进行，远远无法满足广大农牧民及各地商人的要求。
为顺应需求，明隆庆六年，明朝又沿边开设了宁虏堡、灭胡堡、云石堡、迎恩堡、杀胡堡等11处“民市”，使大同长城成为“中三边”马市最多的地方。
总而言之，“隆庆和议”之后，给长城沿线蒙汉两族带来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入广泛的交流，和平互市让大同成为塞北紧密联结江南经济的腹心地带，带动了运河沿线商业城镇的勃兴，极大地改善了明蒙人民的生活，不仅维系了明蒙边疆数十年的和平，还为清初巩固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正如清代思想家魏源在《圣武记》中所言：“高拱、张居正、王崇古等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于今受其赐。”
便行桥和怀德桥的不凡历史
在长城沿线上，张家口被称为“东口”，杀虎口被称为“西口”。
有人认为，这种说法就是以大同为出发点和基准点而言的，称居于长城中段的大同得胜口为“中口”，是有道理的。清初，“西口”杀虎口监督署署下大关总局辖得胜口分局所在地，就设在得胜口。
11月27日，国家文物局发布首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名单，山西8处明代长城重点段名列其中，而位于天镇县逮家湾镇李二口村的明长城李二口段位居榜首。
▲位于天镇县逮家湾镇李二口村的明长城
距李二口不远处，就是新平镇，历史上著名的新平堡马市就设在镇上的新平堡村。
新平镇为山西最北端的乡镇。新平堡于明嘉靖二十五年土筑，明隆庆六年砖包。据介绍，堡址平面呈方形，边长约450米。
从现存的堡北门进入，古商铺沿街两侧而立。在堡的南端，是一座三层重檐歇山顶式砖木的玉皇阁，砖券拱形门洞，四门相通，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比得胜堡玉皇阁早建13年。
在新平堡村边，距一黄土砌筑墩台不远处的草丛中，有块约1米见方的砂石质方石。方石上雕刻着一个立体圆形俯莲图案，中间有圆形粗孔，其下端刻有“马市口千总张锦钰创建”字样。
据大同学者推断，这块方石应当是驻扎在马市周边的明朝军队使用的旗杆座石。随着时间的流逝，旗杆石孔上长出了荒草，给人留下岁月沧桑之感。
新平堡是历史上的“马市”，距长城东侧一公里处，是因明代设置马市而逐渐形成的村落。据史料记载，新平堡内驻参将、守备各1员，中军、千把总7员，旗军1642名，马、骡596匹（头）。显然，在新平堡设立马市，与堡内驻军兵力较强有关，是明朝官员的戒备心理使然。
新平堡马市是隆庆和议后在大同设置的三处官办马市之一。清初，新平堡为杀虎口监督署署下大关总局辖新平口分局所在地。
明末清初，随着茶马交易规模日趋扩大，晋商茶贸活动逐渐深入蒙俄市场，茶货贸易线路以大同为必经中转枢纽，然后向北、西北、东北延伸。
当时，其中一条茶贸路线为：大同府城——大同县（现云州区）四十里铺——天镇县张西河便行桥——新平堡至张家口，与张库大道相衔接，然后出关前往蒙俄境内。这条线路是晋商万里茶道主要干道之一。
便行桥位于天镇县张西河乡大桥村，原为清康熙元年所建，是大同通往张家口的必经之路。由于屡次被洪水冲毁，所以又多次重修。
▲天镇县便行桥是单孔石桥，为东西走向，
重建时为清咸丰十年（1860年）。
桥体南侧桥洞上有“便行桥”石匾。
桥面上铺就的青石，光滑平整，
桥身长43米、高9.33米。有意思的是，
石券桥洞目测高约2.5米、宽不足2米，
与高大的桥身相比，桥洞显得非常“娇小”。
便行桥是单孔石桥，为东西走向，重建时为清咸丰十年。桥体南侧桥洞上有“便行桥”石匾。桥面上铺就的青石，光滑平整，桥身长43米、高9.33米。有意思的是，石券桥洞高目测约2.5米，宽不足2米。与高大的桥身相比，桥洞显得非常“娇小”。
关于这座桥，还在当地流传一个动人的故事。
据张西河乡党委书记荆云东介绍：清咸丰年间，与大桥村相邻的古前堡镇水桶寺村，39岁的曹弼是远近闻名的孝子。为了给常年生病的母亲祈福增寿，他出资修建这座石桥。这座桥廊南北共有41个造型各异的石狮，南面21个，北面20个。“这座桥修好时，曹弼已经42岁。按照原来的想法，石桥两侧应当分别为21个。可是，现在石桥上的石狮，北面比南面少一个，而且站在桥的中央，南北两端的石狮，全部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将‘目光’向中间汇聚，意为给母亲增寿。”荆云东说，也许是曹弼的孝心感动了上苍，他的母亲寿终时88岁。
便行桥的畅通，为大同前往张家口的茶商提供了便利。
2018年，在大同云冈区高山镇高山村，从抬高的河床上，当地人“拯救”出一座古桥。
高山村地处高山古城遗址。如今，在古城瓮城南墙门有“靖宁门”石匾，城堡顶部中央立面砖雕斗拱、垂柱、花饰基本保存完整。而“怀德桥”就在城堡的西边。
▲位于高山镇的“怀德桥”
2018年10月17日，被人遗忘的“怀德桥”重见天日。“由于河床的抬高，桥体被泥沙所覆盖，仅露出桥面、桥栏。”大同市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古都协会副会长马维平说，经过清淤保护和修缮，怀德桥恢复了昔日风采。
“怀德桥”是一座单孔拱式石桥，为东西走向，桥洞上有“怀德桥”石匾。石桥上的青石板凸凹不平，车辙、蹄痕清晰可辨，不禁让人怀想当时商道上的繁忙景象。
令人惊异的是，在石桥桥洞下的石头券顶上，竟然有一只大大“右手五指印”。站在桥下仰头望去，这只“手印”对石桥似有托举之意。
石桥建于什么年代，也是个谜。
据说，在石桥附近曾经发现两通残缺石碑。从石碑现存文字得出结论，怀德石桥修筑或修缮于清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间。
令人惊叹的是，在发现的一通功德碑上所记述的募捐人名，主要是归化（今呼和浩特）、大同、左云三地的商人，尤以归化城的商人居多。其中，有熟知的晋商老字号大盛魁、元盛德。
随团专家田建分析，商人捐款修筑石桥，除感情因素外，最重要的是与其利益有很大的直接关系，贩运货物经常途经此桥的商人，捐款自然要比其他商人多。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雁门关，在现存的《重修雁门关道路布施碑》等9通石碑中，其中6通刻有266家来自张家口的晋商商号。
从东面来的客商，经怀德桥一路往西，就到了右玉的杀虎口。
如此说来，位于高山镇的怀德桥，就成为大同通过“西口”杀虎口，前往内蒙古归化城，穿越蒙俄到恰克图的“必经之桥”，与天镇县通往“东口”——张家口的便行桥，在万里茶道上发挥着“殊途同归”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
大同古城：
万里茶路上无法绕开的关键节点
初冬时节的暖阳照射在大同古城，巍峨雄俊的古城墙上，城楼、箭楼、月楼、乾楼、望楼、角楼、楼阁林立！这座东连京津、西接丝路、南关三晋、北通蒙俄的明、清军事重镇、繁华商埠，由于地理位置“屏全晋而拱神京”，享有“巍然重镇”和“北方锁钥”之誉。
11月20日，重走晋商万里茶路采访团一行走进大同古城，在大同市政协原副主席、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马维平和大同文化学者翟勇的讲解中，从有“古城第一街”之称的云路街开始了古城的探访之旅。
大同古城
“万里茶路”上的重要节点
脚下是规整的石条路面，两边白墙灰瓦古式建筑商铺鳞次栉比，气象宏大的府文庙前，“云路坊”和“大成坊”两座牌楼对望着，历史的风物恍如眼前。
大同古城经历了十多年的复建历程，从历史遗存的黄土城墙到全面包砖合拢，从鼓楼东西街的整治复建，到钟楼、太平楼、魁星楼、四牌楼等古城内原有古建筑的全面复建，悠扬的晨钟暮鼓重新回荡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上空。
▲大同古城
翟勇介绍说，曾为北魏首都、辽金西京的大同，明清后仍为九边重镇之首，是北方物流商埠集散之地，古城内各种商铺鳞次栉比，尤以钱铺最多，竟达三百四十余家，商业发达，在古城内东西南北都形成了各自的商贸特色街区。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如此评价明代大同的历史地位。他说，在明代，山西的边境城市大同的繁华也是很有名的。谢肇浏《五杂俎》：“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陲所无者……
对于清朝末民国初大同街市经济状况，日本同文会的《山西省志》中有记载：“此地自古以来便是山西北部的重镇和附近物产的集散地……城区略呈椭圆形，以四牌楼为中心，街道向四面延伸。以东、西、南、北四大街及北大街中段向西拐的大府巷等处为繁华地区。”“南关（南门外）住户、商店栉比鳞次，有很多制茶作坊。北关（北门外）地当通往火车站及其他地方的要道，马路宽阔，有不少地方可令人忆起昔日繁华景象。”“此地的牙行均自营批发业务，并拥有仓库设备，故一般称为货栈。有的牙行还备有客房，成立了行栈组织，为客户的交易提供方便。经营的商品有的由北京、天津、张家口运来，再转往各地，有的经此地运往省外。”“钱铺的业务比较繁忙，钱铺除主要办理货币兑换外，据说很多还无限制地发行钱票，以维持资金周转。”……
由程光、李绳庆编著的《晋商茶路》一书中这样描述：清代大同成为连接欧洲的商品集散地，马帮、驼帮终年不绝，更是“茶马之路”上的重要商埠。
“大同城南街、北街、小皮巷、大皮巷主要经营皮毛、熟皮和毛口袋制作，还有很多制茶作坊；北关、玄东门是通往内蒙古丰镇市的要道，客栈和旅店较多；东街、东门附近主要集中经营农具和农牧产品，生活用品等。”翟勇研究大同地方文化30多年，对于古城内的风物如数家珍。
斗转星移，历经沧桑，这些遗存不少遭到自然和人为破坏。翟勇介绍，目前尚存鼓楼东西街、东西南北柴市角、东西羊市巷、北马市角和东西马市角的北半部，还有大有仓留下的街巷名和仓巷。
在古城内的华严寺、善化寺、清真大寺、关帝庙，采访团见到了遗留下来的大量碑刻，这些碑刻上记载了重修这些寺院时众多明清老字号捐赠银钱的商号名录。“这些碑刻，见证着古都大同作为万里茶路重要节点所发挥的作用。”马维平向采访团介绍说：“它们从侧面反映了大同作为‘北方商埠’、贸易中心的地位，同时也为大同古城是‘万里茶路节点’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
毛口袋和马市
“万里茶路”上的特殊标签
资料记载，武夷山茶叶在到达大同前，主要是畜力大车运输。到达大同后，开始分装，大量的茶叶分装在毛口袋里，由骆驼、马匹承担运输任务，北上外蒙、俄罗斯。毛口袋是商贾马帮驼队长途贩运的必备工具，通常两侧架在牲畜的背上，每只毛口袋可以装运一二百斤货物。
大同毛口袋防雨、防潮还防沙，受到茶商的钟爱，尤其是在沙漠中运输茶叶，茶商极易遭遇盗匪，遇到盗匪后，茶商会迅速将装满茶叶的毛口袋埋入沙中躲避抢劫，待躲过强盗后，从黄沙中起出毛口袋，茶叶品质不受任何影响。翟勇介绍，当时，大同城制作毛口袋的加工作坊到处都是，几乎占据了商业经营中的“半壁江山”，年产毛口袋近10万条，带动大量从业人员。
分装后的茶叶西路运输经云冈、左云、右玉出杀虎口至呼和浩特、包头；北路运输翻越孤山野狐岭至得胜堡出关，运往丰镇、集宁，一直向北；东路经阳高、天镇至张家口前往锡盟、京津地区，直到东三省。“万里茶路”回程商队从恰克图和库伦城贩运生皮、粗毛，充实大同古城的皮庄、毛行，然后以大同毛口袋装上大同皮货、铜器等特产一路南下，开启又一轮茶道贸易。
大同被确立为北方茶叶贸易的中心地位后，不仅有当地的茶叶批发和零售商家，而且还出现了骆驼队，进行长途运送茶叶。彼时，从大同到杀虎口，再到库伦，茶路上，驼铃悠扬、鞭声交错，汇成一部晋商发展史的交响曲，络绎于途，终年不绝。有的茶商回程时贩回马匹，进入大同城后即成为抢手货，大同古城内由此而来的东马市、西马市、北马市、南马市四条街巷名称也一直沿用至今。
复建后的大同古城里有一家“晋商茶叶博物馆”，其中就收藏了不同年代、不同产地、不同茶庄、不同包装的多系列紧压茶和其他茶制品，包括长裕川、乔记、福元昌、祥生号、同庆号等一批重量级茶号遗珍，系统地展示了中国茶文化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内涵。进入展室，古拙典雅、古意荡漾的展品逶迤扑面，古茶柜、茶瓶、茶罐、茶瓮、茶匣、茶饼，百年晋商茶庄那些包装古旧、封条字迹漫漶的茶品，穿越时空呈现在面前……
距华严寺景区仅百米的裕盛祥茶庄是新晋商茶企的代表，创建于2003年8月。在短短17年间，裕盛祥已经在太原、大同拥有实体店40家，在云南勐海设有绿色无公害茶叶生产基地，还在大同建起中国北方最大的生态茶仓。茶庄负责人李勇近年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等地逐渐加大了宣传力度，以期利用大同作为万里茶路的重要节点，重振万里茶路，再现茶路辉煌。
历史文化名城
有众多弥足珍贵的遗产
大同是国务院于1982年公布的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着众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众多稀缺资源，特别是大同古城的唯一性、独特性和相对完整性，与全国其他历史文化名城相比独树一帜。
“明代大同的历史，虽没有北魏首都、辽金西京时的辉煌，但也是藩王之城、九边重镇之首。明王朝在这里置卫屯田、纳粮开中，特别是‘隆庆和议’结束了战乱局面，促进了山西商帮的兴起和发展，形成了‘繁华富庶，不下江南’的良好局面。随着明清两朝的更替，大同由边境变腹地、由军镇变府县，民族间的商贸活动益加频繁、更趋兴旺，进而成为民族贸易与国际贸易紧密结合的北方商埠、‘万里茶路’的重要节点。”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会长安大钧接受采访团采访时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同市由于对挖掘城市文化资源、弘扬古城文化价值认识不够，对于作为其文化、商贸象征载体的大同古城的保护，一直停留在局部保护和个别修复的被动层面。2008年6月，大同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的决定》，吹响了大同名城复兴的号角。
2008年，刚刚从大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位置上退休的安大钧应大同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邀请，带领大同市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奔走于各个古城修复工地，盘清了古都文化家底，用实际行动丰富着古都文化内涵，在古城修复中倾注了无数心血、汗水，为大同古城修复做出了极大贡献。
为了搜集整理万里茶路申遗节点城市——大同的有关资料，安大钧用了整整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每天上、下午各四个小时扎在工作室里，雷打不动，阅读调集涉及大同在“万里茶路”中的史料记载、专家的著作和学者的论文，共计一千多万字，摘录了有关的十万多字，写出了三万多字的论文。
2016年11月18日11时，历时8年的大同古城墙修复工程完工，城墙合龙的那一瞬间，现场的安大钧感慨万千，禁不住泪流满面，大同老百姓通过直播电视镜头记下了那一刻……十数年时间内，大同城市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同古城的历史文化魅力充分彰显，大同作为“大古都”的重要地位和“万里茶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也更为学界所认可。
“在大同，最早实行了‘开中制’，实现了‘隆庆和议’。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大同就没有晋商的兴起和发展；没有明代茶马互市的民族贸易，也就没有晋商的万里茶路。”安大钧接受采访团采访时表示：“万里茶路不可能绕过大同，历史遗产申遗也不应该少了大同。”
▲古城内的华严寺
文｜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吉毅 郭斌 刘俊卿
图｜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马立明 寇宁
视频拍摄、制作｜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马立明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审核｜方天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