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马红邑
最近剧集《长安十二时辰》热播，马伯庸以其细腻的笔端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为观众打造了一个繁盛瑰丽的长安城。故事虽然发生在一天的时间里，但所涉及到的人物和故事线却很复杂，处处充满奇妙的构思，让人耳目一新。
故事的起点是围绕着一场针对长安的恐怖袭击展开，反恐衙门“靖安司”为了抓住真凶，运用大数据（“大案牍术”）的计算，任命现为死囚犯的前不良人张小敬破案。但随着故事的展开，这次不同寻常的袭击背后隐隐浮现出朝堂上两只政治势力的较量。原来，皇帝有意要将统治权交给右相林九郎，自己则退处宽闲，悠游岁月。皇帝的决定，引发了太子与林九郎之间争执的明朗化和白热化。本文无意讨论剧中情节，倒是作者偷偷在紧张剧情中安插的对话勾起了笔者的兴致。在第21集中，“反派”林九郎与其臣属吉温的一段关于“代政”的对白颇为耐人寻味。
右相问吉温：“如果圣人真的让我代政，会是什么结果？”
吉温道：“太子一党无力与右相抗争，右相可权势通天。”
右相冷笑，对吉温的回答不甚满意，言道：
“今日若圣人彻底让渡皇权，我唐便开了天地新法，君臣明暗配合，君，以相为盾，以守为攻，无为而治。自此，无对无错，无功无过，无善无恶，如此治国之术，先进无匹，前所未有。如此，更可摘去诸位臣工在圣人面前的表演之状，凡事仅由法制，只要法理正确，千秋万代，将铭记我大唐在天保之年是如何繁盛无双。”
剧情至此，弹幕里纷纷都是“佩服右相”、“君主立宪”之类的文字。无论这番自白是否是剧中林九郎的真实想法，但看得出来，亲王一定没少YY过君相分权的事儿。作者借右相之口说的这番话，以及弹幕中的评论，想来也是许多读者阅读历史时不禁遐思的场景：如果怎样怎样，历史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这种心态的背后当然饱含着对历史和现实的惋惜，同时是对另一种政治历史轨迹的艳羡。诚然，右相口中的君臣分治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情境下委实不太现实。但“君相分权”的确是古今中外不少政治家孜孜以求的目标。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指出，皇权与相权的划分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的核心问题。君权与相权的相对分离和相互制约构成了中国古代早期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虽有批评者认为，钱穆的判断失准，是对真实历史的修饰，中国历史哪里有真正意义上的分权，但也不难看出，文人对分权潜在的好处是有着深刻认识的。君权与相权的分立，本质上是国家主权与政府行政的分离，有助于政治稳定和政治监督，是现代政治通行的制度安排。恰逢梅姨辞职，鲍里斯接任英国首相。鲍里斯觐见女王的照片再次引发网友的议论：“流水的首相，铁打的女王”。每次英国首相更替之时，这样的议论都会来一波。“超长待机”的女王也确实堪称立宪君主制度的标志。“保守主义评论”公众号也曾推送过多篇相关的文章，详述英国制度的优劣。英国君主制的二元化设定在政治上非常的巧妙，它解除了国家合法性与政府有效性的绑定，荣耀归于女王，责任归于政府。女王（国王）坐享尊荣，代表国家形式上的最高权力，但政府的实际运作却在议会之下的政府。西方君主立宪制度的核心乃是贵族权利（或人民权利）对君主权力的约束。但在中国历史上，皇权不断强化，相权不断削弱。中央集权官僚制度成为君主专权的制度安排，相权越发依附于皇权，而皇权越发丧失其神圣性。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如英国那样探索出一条虚君共和的路来呢？内里原因之复杂，怕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虚君共和、君权与治权的分离，需要极其特殊的外部条件。事实是，无论中外，君主让渡权利从来不是心甘情愿的，毋宁说是君主面对强大外部压力时一种不得已的妥协和选择。而逼迫君权妥协的外部力量，也没有取而代之的意图和机会。约翰王签订大宪章，不是自己要主动签，而是被贵族和教士们按在草坪上摩擦。这在中国帝王和儒家传统士人的眼里，岂非犯上作乱和奇耻大辱？贵族中也没有一个人有统御全局、领导一切的能力，而是基于共同的利益达成了一种默契。否则，只能是打倒了虎，迎来了狼，诸侯纷争几时可休？从产权角度上看，在英国，每个贵族都是一块私产的主人，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因此，在叫板国王时，他们能挺起腰板；而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自秦汉大一统后，诸侯就鲜有抗衡皇权的资本。显然，促成君臣分权共治的条件，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中国的“集权”传统使国人更接受一元化的权力来源。历史上，诸侯并起必然导致战乱纷争，诸侯无不追求帝位带来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便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不求问鼎中原，他们也必然在自己的领地里说一不二。中国历史上那些相对稳定的君臣分权过于依赖帝王的政治自觉，只能短暂地存续，难以形成长期的制度性安排。类似“王与司马共治天下”的情形必然随着一方的凋零而宣告终结。即便林九郎真心实意，有意开历史之先河，但历史恰如剧中吉温对右相所说，旁人眼里哪里看得到这层，便只看到右相的权势通天。因此，无论是君主还是其他政治势力，都不可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只要“限制权力”还没有融入进我们的政治文化，社会缺乏对绝对权力的抵御力量，那么“君相分治”就绝难成为可行的政治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