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市下滑的第365天0点…… | 跌出新时代
文丨罗超
编辑丨小叮当
时间走过0点，一切的唏嘘与挣扎，得意与失意，兴盛或衰败，死亡与新生，又将进入新一轮的轮回当中，当太阳升起，地铁开动，飞机起飞，深夜里的一切仿佛也随着清晨的一缕和风逝去。
当夺目的市场红利所带来的白昼之光，骤然深藏于夜色之中，形形色色的人在火与焰的翻卷里，既各自承受着迷茫与焦虑，也满怀期待着梦想与希望；他们备受裂变带来的煎熬，犹如大风吹散的落叶，纷纷逃向四面八方，也赞叹时代带来的机遇，亦如黎明前的花朵，迫切等待盛开的骄阳。
上海，6月30日，晚上23点10分，虹桥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降下今日来自武汉的最后一架航班，5分钟漫长的滑行刚结束，机上182名乘客便迫不及待地拿起行李，想要挣脱这空中的牢笼，飞奔回各自住所安稳睡上一觉，以慰藉早已疲惫不堪的身体。
来自神龙公司的冯宇便是其中的一员。在他的记忆中，这是车市下滑开始的第364天。在这一年的日子里，冯宇每天主要的工作便是往返于上海与武汉两地、奔波于各个大小会议之间。
而虹桥机场每年26.36万架次的起降频率意味着上海的夜晚每天都在上演着相似的剧情，忙碌一天后的疲倦使得3400米的跑道似乎被无限拉长，使人产生漫长滑行的错觉。
从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9点结束，除去午餐、晚餐短短的2个小时时间，3次总结会议、2次立项会议、1次汇报会议已经将冯宇的时间塞得满满当当，可即便如此，市场中的消费者还是不会因为他的付出轻易买单。
残忍的现实在这夜晚幻化成汹涌的倦意，此刻的他只想回到家中床上让快要爆炸的大脑得到片刻、来之不易的安宁。好在，今夜的嘀嘀打车并未让他久等，接单后的2分24秒，45岁的曹师傅开着一辆荣威ei5停在他的面前。
在上海这座城市里，还有360,256名谋生者选择和曹师傅一样成为滴滴司机，穿梭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迎来又送走一位又一位失意者或者追梦人。冯宇是曹师傅今天迎接的第26位乘客，也是最后一名客人，连续15个小时长时间驾驶让曹师傅决定送完这一单便回家睡觉，相比于平时每天只能挣得600元左右，今天一天875元的战果，也算是对自己小小的安慰。
曹师傅是幸运的，在上海众多的滴滴司机当中，只有9,756人拥有本地户籍，也就是说只有不到1万名司机拥有合规载人的权利，曹师傅算是其中一员。
曹师傅同时也是不幸的，在上汽大众第二工厂工作的他，原本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可让他措手不及的是，信马由缰的日子却戛然而止。曹师傅还未做好告别往昔的准备，便被时代的巨轮推入又一轮停产整顿的周期之中。于是，开滴滴便成为曹师傅工作空窗期补贴家用的无奈选择。
回家的路上，曹师傅驶过东海商业中心的大楼，楼宇之间依然点缀着灯火，他下意识地看了看时钟，此刻的时间已是晚上23点40分，曹师傅心里暗自念叨着不知又是哪些倒霉鬼在这里接受黑夜的洗礼。
埋头在营销策划案中的刘婉婷当然不会知道路边刚刚驶过的一辆车中竟然有个陌生人在向她表示同情。实际上，对于上海的白领来说，加班绝对只是算是在大都市中求生的基本技能。今晚是刘婉婷这个月以来第15次加班，任职于迪思传媒的她必须在今夜绞尽脑汁的第7次修改为吉利量身定制的营销方案，完成这个月的第5个策划方案。
有一种说法是，一座城市公关公司的数量决定了这座城市的繁荣程度。中国有超过5,000家公关公司，其中2,175家公司将总部设在北京，而3,570家公关公司选择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竞争越发激烈的中国汽车市场，逼迫着中国广告行业进入11.2%负增长期，也让刘婉婷每次策划案的平均修改次数增加了2次。
时钟走向23点50分，历时一周的策划案终于完成，刘婉婷长舒了一口气，瘫坐在办公椅上，轻揉了一会儿眼睛，突然想起明天还有一篇重要的稿件还没交到手中。于是，她便拿起手机，在她1,265个杂乱的微信联系人中迅速找到对接的对象，熟练地敲出，“在吗？老师？”并追加上一张萌猫招手的表情包，“明天的稿子不要忘记了哦。”
屏幕的那头正是一家汽车自媒体的写稿记者，他当然知道交稿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也正努力地压榨几乎枯竭的脑力。看到微信图标在笔记本右下角闪烁，早已经猜出信息的七七八八，点开微信苦笑着回复到，“一定~一定~”，随后配上捂脸的表情掩饰着话语间的尴尬。
坐在电脑前的4个小时内，他总共喝下2杯咖啡，抽了8支香烟，抓了20次头发，阅读了30,000字的写作资料，但却只敲出1,246个字。他并非毫无想法，只是他知道愈发严峻的汽车市场环境正在倒逼媒体的生存状态，车企收缩的宣传费用正在提醒着他必须向受众传达高质量的文字内容，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
自媒体行业300万从业者都正从经济的波动中感受着来自世界的寒意，汽车产业上下游在全面洗牌的过程中更是不可避免地传导至媒体行业，20万汽车自媒体从业者面临去留的抉择，而大部分人却还没能意识到，依旧在悬崖边跳着舞。
想着这残酷的场景，他拿起手机编辑了一条朋友圈“之所以还敢跳着舞，是因为摔得不够疼。”发送出去之后，点上又一根烟，再次投入到码字写稿的工作之中。
10秒钟不到，一位名叫王韬的经销商朋友在下面评论，“我反正是不敢跳了。”王韬此时正与朋友在烧烤摊边喝着酒排解心中那股隐隐之痛，无意间刷到的朋友圈也触及到他内心的伤口。在嘉定经营一家长安4S店的他，刚刚经历过国五国六切换的波折。
在国六正式实施的前半个月，他的店里依然积压着40辆国五排放的CS55以及18辆睿骋CC，即便是之前平均每辆优惠7,000元，即便是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向顾客解释长安品牌产品的优势之处，却并没有收获到理想效果。
为了处理这批国五车型，他不得不接受严重亏损的事实。他一直跟朋友抱怨着市场切换得如此之快，手中的香烟也是一根接着一根，手边的烟灰缸里不知不觉间已经塞满了烟蒂。
时间走过0点，一切的唏嘘与挣扎，得意与失意，兴盛或衰败，死亡与新生，又将进入新一轮的轮回当中，当太阳升起，地铁开动，飞机起飞，深夜里的一切仿佛也随着清晨的一缕和风逝去。
本文节选自《汽车公社》杂志7月刊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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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