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流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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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铭 | 文 ·
“下流青年”，像西西弗斯巨石，哪怕现在是向上运动或静止，但永远保有向下运动的趋势。在某个时点，可能就会滚落山崖。
说的其实是阶层流动问题。你以为是？
——题记
北京总是这样，温度说降就降，冬天说来就来，一点准备都没有。
今年的冬不同往年，似乎映照着萧瑟的经济，更容易让漂泊在外的人想家。
冬日里，本来就不想出门、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连工作都不想，最大的梦想是不上班也有钱花的年轻人，更宅了。
好不容易周末，正百无聊赖地躺在出租屋里享受难得的宁静，家里长辈打来电话：
“有个相亲对象，你找时间见见。”
瞬间，一股疲惫感袭来。
这其实不仅仅是个人的疲惫和疲倦，更多的是一种群体的疲惫和疲倦。
什么是“下流青年”？
日本的社会学家三浦展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下流社会》。开头给出一个问卷，如果符合一半，就属于“下流社会”，把问卷切换到中国，大致应该是：
年薪不到自己的年龄0.8倍（比如20岁的年轻人，年薪应该是16万人民币）；
不考虑将来；
觉得人应该活出自己的色彩；
只想做喜欢的事，不想虚度此生；
事事嫌麻烦；
喜欢独处；
不喜欢被关注；
不追逐流行服饰，重视自我风格；
向往自由职业；
觉得做饭吃饭麻烦；
常吃外卖；
平时喜欢在家里看书看剧听音乐玩游戏，玩一整天游戏上网不会厌倦；
偶尔一个人出门喝喝咖啡；
未婚（30岁）。
按照这个定义归类，相当多漂泊在京上广深、一二线城市的打工人，都可以归属于“下流青年”。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学历尚可，已经在他乡漂泊两年以上，适应了出入高档写字楼和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工作稳定收入偏上但靠一己之力绝负担不起当地房价、原生家庭非富非贵，年龄集中在28-35岁之间的非本地青年。
最大的特征是，他们努力过，奋斗过，稍有存款但不多，沟通能力、工作热情、学习意愿、消费欲望开始下降，慢慢准备逐渐放弃在一线城市买房安家的奋斗欲望又怀有最后一丝希望，不甘心就此回乡。
此“下流”非彼下流。
从静态来讲，他们大多数是没有本地户籍的城市白领且大龄未婚。
从动态来讲，他们处于城市的中间阶层，向上突破很难。但随时保有向下流动的趋势，或许只需要一个念头，他们就可能回到中小城市，生活归于平淡。
这不仅仅是中国二元体制下的一种城市文化现象，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为什么出现“下流青年”？
有“上流”才有“下流”。“下流青年”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农村和中小城市青年选择进入一二线城市。
青年为什么来到城市？
为了发展。
为什么不留在中小城市发展？
因为资源集聚越来越厉害，好的工作岗位都集中在大城市。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小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赚不到钱，不想考公务员，没有发展空间。
一个直观的例子，就拿互联网来说，北京月薪两三万的职位，杭州给一两万，成都只给八千一万。更多的中小城市压根没有相关职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城乡居民收入五等分的数据，也可以看到这个差距。
将城镇最高20%收入组与最低20%收入组进行比较，差值为6倍；
如果将城市收入前20%的人群和农村收入最低的20%的人群相比，差距是22倍。
衡量收入差距的另一个指标是基尼系数。
人民银行主导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为317.9万元，中位数为163.0万，两者相差154.9万元。
资产规模最低的20%家庭，持有的资产仅占全部家庭资产的2.6%，而资产规模最高的20%家庭持有资产占比达到63.0%。
城镇家庭资产的基尼系数是0.51。
换句话说，城乡的贫富差距显著，一线城市意味着更高的收入。
这仅仅是官方数据。
以个人业务著称的招商银行数据为官方数据提供了佐证。
根据招商银行2019年的年报，可以看出客户大致的资产占比，“金葵花”和私人银行客户，人均分别持有存款为150万和2721万，只占客户总数的1.8%。剩下98.2%的客户持有的资产，只占总量的20%。
贫富差距的拉大，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前景而进入一线城市工作的青年，构成了“下流青年”的基础。而在为成功奋斗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取得了初步成功，但无法更进一步，从而慢慢认命，在这种心态之下，大家慢慢地、不自觉地沦落为“下流青年”。
“下流青年”为什么重要？
所谓“下流青年”，是演绎自日本的概念。
其实过去几年内，这个称呼一变再变，北漂、草根、屌丝、佛系青年、打工人。
不同称呼下，对应是不完全相同、但存在高度重合的群体。
“下流青年”为什么重要？
因为他们是生产和消费的生力军、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日本提供了经验。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后，开始进入“低欲望社会”，出现大量“下流青年”，彼时称为“平成废宅”“失落一代”。
具体表现为：
购房率低，年轻人不愿背负过重债务，宁愿租房也不愿意背负房贷；
性生活频率低、结婚率低、生育率低，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加速；
年轻人对奢侈品消费嗤之以鼻，宅，花费在手机、电脑的时间更多；
无论物价和银行信贷利率如何降低，依然无法提振消费，改善经济。
日本一直很像中国，中国也越来越像日本。
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以苍老师闻名世界的日本，18到34岁的青年中，没有性经验的女性和男性占比分别为39%和36%。在35岁至39岁的年龄段中，这一比例为26%和28%；40岁的已婚女性中，没有性生活的比例占63%。
中国的相关数据比较驳杂，但综合各渠道的数据取交集发现，与过去相比，中国人的性观念确实越来越开放，但18-34岁的青年人群至少有18.7%的年轻人从未有过性生活，表示对性生活没有兴趣的人群比例比15年前高出2-3倍。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外地年轻人的真实性生活频率、质量和兴趣均低于非一线城市，但自慰和性玩具使用比例高于非一线城市。
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的结婚率（每千人中的结婚对数）为4.8‰。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2019年依法办理结婚登记的对数近十年首次低于千万对，结婚率6.6‰。2019年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3%。
这背后反映的是中日两国年轻人的共同特征。
“饿了点外卖，无聊可以看剧打游戏，偶尔想恋爱可以叫爱豆‘老公’，看二次元‘老婆’跳舞，一个人自由自在，不香吗？”
有人说，现在能生得起孩子的大多是两种人：一种是特别有钱的，原因很明白，有钱养得起；再一种就是真的很穷没有钱的。
为什么没有钱还要生孩子？
没有钱的时候，孩子就是唯一的生产力，适当的多生孩子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当前环境下摆脱贫困的最优解。
年轻人越来越多选择不生孩子或者晚婚晚育，比较成熟的中产阶级本身已经被房子掏空了6个口袋，一个孩子的抚育成本已经耗尽了他们口袋中的最后一个硬币。
说实话，生活在城市中的大部分中产阶层简直就是在钢丝上跳舞，家庭中任何重大的变故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致命的。
有人说，尽管中国的人口和婚姻趋势与日本高度相似。但中国的消费与日本完全不同，依据是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连年增长。
但其实，最近几年，中国消费在整体增速下滑的同时，也开始出现分化。
以LV、Chanel和Gucci为首的奢侈品牌的价格今年逆势大幅上涨不假，但和高端消费品销售火爆同时出现的是，一些以中低收入人群为客户群体的品牌，近年也有较快发展。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客户群以下沉市场为主的拼多多的活跃买家数，今年上半年增加了近1亿人，二季度末达到近7亿人。
而一个显然的真相就是，能消费得起奢侈品的人群毕竟是少数，仅消费来说，由于消费的边际递减，富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弱于穷人。
所以，拼多多崛起代表的消费才是真正的主流。
这也再次从侧面反映了“下流青年”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综上，中日在人口、生育、消费甚至生理欲望等方面，呈现高度趋同的特征。
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
购房率。
这主要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尽管结婚率在降低，但由于基数较大，所以结婚的绝对数量依然很大，所以买房就成了刚需。
如果没有丈母娘逼着，谁还买房呢？
话说回来，毕业后回到中小城市发展的同学朋友们陆陆续续都结婚了。选择到一线城市发展的婚龄青年每年都少不了包红包。
有时候也会想，“别人都已经交卷了，我还没开始答题呢。”
“要不然我也结婚算了，起码把红包收回来。”
可是，看着年长几岁的同事背上三十年房贷，不敢养娃、不敢生病、生怕离职、非常焦虑。又觉得，“其实吧，也不着急。”
纠结来纠结去。解决单身的问题只能“再说吧，随缘”。
聊到“下流青年”，我总是想到诗人三毛和哲学家尼采。
前者是半生的漂泊，后者是绝对的孤独。
三毛漂泊在诗情画意中，最后以神秘的诗情画意结束了漂泊；尼采孤独得近乎疯狂，最后在疯狂中摆脱了孤独。
那么，中国这一代“下流青年”的未来在哪里呢？
“下流青年”的未来在哪？
既然在大城市像一座孤岛，那就回到中小城市，结婚生子，生活归于平淡，去过那种生得起一个孩子的生活？
逃离大都市并非只在中国发生。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受众多因素影响，纽约一年净流出10万人，平均每天净流出277人。洛杉矶和芝加哥紧随其后，平均每天净流出201人和161人。
多数是因为经济压力。
但是，与中国不同，在美国，大学生、研究生很少有把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生活作为人生目标的。
由于没有落户限制、城市密度高、整体经济水平强、工作机会分布比较均衡，美国各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比较接近、物质差距也不那么大。
在纽约和洛杉矶这样的城市丰富履历，搬去中小城市甚至可以找到更高薪的工作机会，住上带院子的二层独栋洋房。
比如，在收入排名全美中位数的田纳西州，20万美金就能买一栋房子。
在中国，情况很不一样。
逃离一线未必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困扰。更多时候，搬到新一线城市不仅不能转移矛盾焦虑，不能实现阶级跃迁，回归中小城市后的工作岗位和生活质量有巨大落差。
问题在哪呢？
现在很多人的工作，只有在京上广深供得起。
对很多人来说，京上广深不仅仅是机会多，而且是唯一的机会。
比如，一个专科毕业的IT技术人员，在北京工作两年后，月薪一万到两万，远超大部分应届硕士毕业生的起薪。
可是， 在老家，提到专科毕业生，第一反应就是“这孩子没出息”；在老家，提到计算机专业，城里人觉得是修电脑的，乡下人以为是卖计算器的。
曾经社会弥漫着“读书改变命运”的乐观，他们正好是“读书改变命运”的典型，是父老乡亲们眼里“有出息”的孩子。回到家乡，可能就要面对那些原本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其实并无恶意的异样眼神。
更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在大城市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他们太清楚不过的是：
对普通青年来说，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但不读书一定改变不了命运。
确实，现有的社会制度、固有的社会模式，产业、人才和户籍政策、社会结构分工机制、财富分配机制、生活与安居成本等都成为个人进步的阻碍，通过寒窗苦读而跨越阶级的机会大大减少，名牌高校的生源数据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
中小城市的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即使上了大学，进入社会后也难有上升空间，难入主流社会。
这不是个体的失望，而是一个时代的焦虑，与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焦虑一样。
我觉得这与我们处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因为建国初期的经济底子弱，我们的经济发展比较注重增长速度，而相对忽视发展质量和民生。
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世界范围内偏低，廉价劳动力才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所以，普通的劳动者没有感觉到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我们的个人收入里有特别明显的体现。
现在，中国经济处在快速转型的关键点。
社会需要直面民众对于幸福感、安全感、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的需求。
这来源于我们每一个“北漂”“草根”“屌丝”“佛系青年”和“打工人”的客观需求，这叫社会发展规律。
我们一直羡慕日本的社会文明和经济发达。但最近几年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日本留学生选择留在中国。
他们说：回到日本可能会很安逸，但留在中国，每天都是新的。
每天，都有很多人收拾行囊，返回家乡。
“行囊”是这个时代的印记。
其实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追寻“宁静”，物质财富的追求只是一个手段和阶段。“吾心安处是吾乡”，心安处，便是京上广深。
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面向北京的冬夜，眼里是北京的春天。
作者介绍：贾铭，青年经济学者、自由撰稿人。研究领域为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关注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与博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