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登在鄂州迎娶周瑜之女

关于周瑜之女嫁孙登事，在《周瑜传》只有一句“瑜两男一女。女配太子登。”但陈寿在《程秉传》里详述了这次婚嫁，全文如下：

“黄武四年，权为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于吴，权亲幸秉船，深见优礼。既还，秉从容进说登曰：“婚姻人伦之始，王教之基，是以圣王重之，所以率先众庶，风化天下，故诗美关雎，以为称首。愿太子尊礼教于闺房，存周南之所咏，则道化隆于上，颂声作于下矣。”登笑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诚所赖于傅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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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推断出以下几个事实：

1、大婚时孙登17岁，周家小妹15或16岁。

黄武四年，换成公元记年是225年，《孙登传》记载孙登卒于赤乌四年，即241年，卒年33岁，倒推一下，黄武四年孙登17岁。而周瑜病逝在210年，所以225年小妹应该是15或16岁左右，比孙登略小。

2、太子大婚礼仪官是程秉。

《三国志》说“秉守太常”，那么太常是个什么官名呢？《汉书》曰：“太常，古官云：伯夷秩宗，典三礼，欲令国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称太常。”又曰：“奉常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六年更名太常。”《汉书》注颜师古曰：“太常者，王之旌也，画日月焉。王有大事，则建以行，礼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后改曰太，尊大之义也。” 《汉官解诂》曰：“太常，社稷、郊祀，事重职尊，故在九卿之首。”简单说太常是负责掌宗庙礼仪之职的。“守”，本义职守也。“守太常”即履行太常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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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大婚是国之大事，礼仪方面当然不能偏废。程秉是当时的名儒，作为孙权聘的太子太傅，是负责孙登教育的师傅。所以程秉就是主持孙登大婚礼仪的最佳人选。后来程秉对孙登侃侃而谈的关于婚姻的说词，也正和他礼仪官及太子傅的职责。

3、迎亲路线是武昌——吴（今苏州）——武昌（今鄂州）。

周瑜自从辅佐东吴后，宅邸就搬到了吴地，巴丘病卒后也是“丧当还吴”，所以周家小妹在周瑜故后一直居住在吴。而孙权在魏黄初二年（221年）自公安徙都至鄂，改名武昌，后黄龙元年（229年）迁都建业，让孙登留守武昌，在此期间，孙权和孙登都居住在武昌，那么迎亲路线就是从吴迎娶到行都武昌，即“迎妃于吴”。

武昌和吴之间往返可走长江水路，顺流而下，太子太傅程秉当时亲自赴吴迎亲，孙权又“亲幸秉船，深见优礼”，足显孙权对委托程秉此事的高度重视，亦可见太子娶妃之礼是举办的相当隆重的。

黄武四年，离周瑜过世的建安十五年已经有15年之久了，孙权15年之后的此举，虽然有政治上倾向扶植淮泗系统将领和北方南渡大族、平衡各派势力之意，但他对周瑜也算是恩遇有加，至于后来周循、孙登皆早卒、周胤罪徙、周护（周瑜侄儿之子）性行危险不用、周家彻底落败是命运和形势发展所致，亦非孙权初衷，不可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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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提的是，裴注里提到芮玄女也嫁给了孙登，可能给人造成一点迷惑，但周家小妹是太子正妃无疑，而芮玄女极有可能是补选的妃嫔，理由有三。来看《潘浚传》里裴松之援引韦昭《吴书》的原文：“权为子登拣择淑媛，群臣咸称玄父祉兄良并以德义文武显名三世，故遂娉玄女为妃焉。黄武五年卒，权甚愍惜之。”

首先，“拣择淑媛”何解？先看类似例子，《太平御览》引《魏书》一段话：“（甄氏）及为皇后，宠愈隆而弥挹。每因闲宴，常言：‘昔黄帝子孙蕃育，盖由妾媵众多，获斯。愿广求淑媛，以丰继嗣。’帝心喜焉。”拣择淑媛、广求淑媛都是为封建君主充实妻妾、繁荣后代的手段，古代本非一夫一妻，孙登当时是太子，是孙权选定的接班人，更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拣择淑媛很可能是孙权为孙登选扩妃嫔，所待选的也可能还有其他女子。而“淑媛”本身还是一个宫中女官名（自曹丕首创，晋及后世有沿用），位在王后之下，所以，拣择淑媛不可能是选太子正妃，应是补充妃嫔。

其次，东吴宗室联姻基本由孙权一手决断，多是大族间婚配，政治倾向明显，按孙权一贯作风，这种事不会交由群臣来左右。而孙权为孙登拣择淑媛时群臣提选芮玄女，说明娉芮玄女是一个随机事件，孙权之前似并未拿定主意，所以应只是一般的补充嫔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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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按前文，娉娶周家小妹礼节隆重，是太子太傅程秉以太常主持，按程秉身份及其说孙登语，也可见周家小妹是太子正妃，而以芮玄在东吴地位，即使按常理，芮玄女能与周家小妹并列的概率也很小，但推断其娉娶时间也应在黄武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