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峥峣《道教玉法印初探乙编——对几方释道玉印年代的判断》

杨峥峣

下面这篇小文,实际是为写《关于一方明代道教玉法印的诸多问题》一文做的附带思考,所以主要以道教玉法印为主,几方佛教玉印只作为参考。资料以杭州宋代玉器艺术馆《宋代玉印,你见过多少?》一文为基础,又添加一部分旧传为明代玉印的资料。我以为器物的断代,是进行一切深入研究的基础,然而释道玉印由于常作为镇山之宝代代流传,其来历,即传说的年代往往模糊并普遍存在夸大。本文对一部分玉印进行风格上的归类,从而进行分期。这种方法是直观的,尚缺乏文献上的参照,只能作为一次粗糙的尝试。

本文涉及的释道玉印有:1.贵溪龙虎山六方(其中三方“阳平治都功”印,关系最乱)。(图2-1)2.句容茅山一方(“九老仙都君印”,传为宋徽宗赐)。3.遂宁广德寺二方(“敕赐广利禅寺观音珠宝印”,传为宋真宗赐;四国文玉印(“敕赐广德禅寺”),传为正德八年赐)。4.黄梅五祖寺一方(“敕建天下祖庭五祖大满真身宝印”,传为宋真宗赐)。5.十堰武当山一方(“都天大法主宝”,传为永乐间赐)。6.郧县出土一方(“都天大法主宝”,或以为洪武间物)。7.耀州药王山一方(“敕封妙应真人之印”,传为宋徽宗赐)。8.泰山清顺治十一年出土一方(“天仙照鉴”,或以为宋真宗所瘗)。元明御赐玉印,西藏所存最多(俱属藏传佛教),但相对有条理,这里只涉及内陆玉印(本文实以探讨道教玉印为主,这些道教玉印都属于法印),从赐予的传说上看,这些皇帝往往年祚较长,且普遍对佛道二教有好感。明中期诸帝对释道的尊崇可谓极盛,但他们知名度都相对低,除正德外都没有出现在上述传说里(这从侧面反映了正德御赐这一材料的可信度)。选择在民间传说中脍炙人口的帝王作为主人公,于宣传效果最好不过了。

图2-1

把上述十四方印年代打乱重排,可分为四期:

  • 宋元印二种(滥觞期):

龙虎山直钮“阳平治都功”印与茅山直钮印,是真正的早期印。苏迅先生《张天师的玉印》、赵川先生《道教阳平治都功印初探》(载于《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6期)皆以为此印可能就是周密《云烟过眼录》中著录的“祖印”,对此我很赞同。赵文又根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九“张继先”条,判断此印作于宋神宗时。通过对比《中国历代篆刻集萃》“保捷第一佰三第六指揮使朱記”(庆历八年)形制,也可信。(图2-2)茅山印印钮较细长,似乎不到宋代。且同为“茅山四宝”的玉圭,造型规整,首部较短,同形制者多出于明墓(梁庄王墓等,大墓常出),而贵溪元代张天师墓的玉圭形制差的就比较多了(应该是明器,制作粗糙,未必足据)。(图2-3)又经对照《新定三礼图》(通志堂本)与《三才图会》的玉圭,可以得出一个感觉:明代玉圭形制更谨严,且首部变尖,正与茅山圭相近。宋代的玉圭更像明代的玉璋,其实就是所谓茅山“玉符”。茅山“玉符”和玉圭的组合,实际是明代璋和圭的组合。如此,可以作证茅山印年代,定在元末明初较适宜(此一佐证成立的前提,是茅山印与“玉符”、玉圭同时赐予)。(图2-4)又有香港苏富比2017年秋拍白玉卧龙钮“弘阐佛宗”印,看风格一般归为元代押印。(图2-5)但审此四字印文文辞,在明代御赐印里盛行。参见《弇山堂别集》卷十一“赐印记”条最详。元代赐道教印文辞,见《道家金石略》“金元正一派”“上卿真人张留孙碑”中元仁宗赐张留孙玉印“玄教大宗师印”(转引自《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一章第一节),元代佛教御赐印在西藏有不少实物,也少见类似的文辞。我判断此印应属明初(也存在后刻印文的可能)。龙虎山直钮“阳平治都功”印,很可能是代代相传释道玉印中最早的一方,流传近千年而不失,真无上秘宝!在明代,龙钮印是它的复制品,在道脉传承上远不及直钮印珍贵。但今天很多人只知道评为江西省博物馆镇馆之宝的龙钮印,反不知其祖印,可谓本末倒置了。

图2-2

图2-3

图2-4

图2-5

  • 明中期(成化、弘治为主)(发展期):

即龙虎山龙钮“阳平治都功”印与虎钮“阳平治都功”印。此二印玉质皆极佳,印台、篆形、尺寸几乎相同,惟钮制有别。据《七修类稿》等明人笔记数种与《汉天师世家》,成化或弘治年间赐给龙虎山一玉“阳平治都功印”(见拙作《关于一方明代道教玉法印的诸多问题》),但并未提及钮制。不过,我确信御赐这方印是龙钮的。原因之一,龙钮玉印于礼制关系甚大,非御赐不能用。原因之二,龙钮印在天师府张家一直极受珍视,清光绪《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法印”条,开列四方“嗣爵”外出,需要“携以自随”的四方“阳平治都功”印中,唯独的两方玉印即祖印与龙钮印。所以必是御赐无疑。虎钮玉印是龙钮印的复制品,不在四方最尊贵的印之列,我以为这方印很可能是《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镇山印”三颗中的“玉大阳平治印”。因为这方印较祖印大了不少,甚至比龙钮印还大了1毫米(可能是复制时的误差)。这方印既然不是御赐,便是私造,私造成这个水平实在难得。至于为何要造成虎钮,非御赐不用龙钮自是原因之一。另外,可能是为了配套龙钮,凑成龙、虎一对,正应龙虎山名字。此印刀工利落,做工精湛(尤其是印面处理),和龙钮印相差无几,与下文将述及的全盛期玉印明显不同,我以为可能和龙钮印年代相当,亦属明中期。此老虎造型又能作诸多圆雕老虎的参照物。拙作《关于一方明代道教玉法印的诸多问题》中介绍的龙钮“佛法僧宝雷霆都司北极驱邪”印,亦可以补这时期的材料。(图2-6)

图2-6

  • 正德、嘉靖间印六种(全盛期):

先论十四方印中的五种(有释有道),在印面布局、印边图案、印文篆形、钮形等方面,有着微妙的联系,应该归在一组,属同一时期。列叙其关系:广德寺二印,一传为宋真宗时,一传为正德八年。其中四国文玉印属正德年间的御赐颇可信。正德年间,无论铜炉、瓷器都常见阿拉伯文,造四国文玉印也属常理。这方印的是一组五方印中唯一可以确定准确年代的,作为这组断代的标尺。广德寺观音珠宝印是兽钮,其印文一观便知是明清物。此印“敕赐”二字写法、印边图案的布局以及印文行文习惯,都和四国文玉印相似,实际是同时期物。五祖寺印印文开头是“敕建”,和广德寺观音珠宝印一样,都刻在印边上。此印印面布局和文字篆形同于广德寺观音珠宝印,年代相当。郧县与武当是近邻,同出“都天大法主宝”印各一枚,郧县虎钮,武当玄武钮,本以为差距很大。但细观印面,两方印字体构型实在极相似,印边和字体粗度相仿,风格完全一致。但细观又不出于一个母型,因为郧县印“都”字“者”部上方内拐,武当山印则外拐。郧县印印面也比武当山印长2毫米,且前者正方形,后者长方形(长宽只差0.3毫米)。由印面关系,可以判断,这两方印年代相近,其中又有一方对自己的范本做了改动。最后,前述三方佛教印与后面两方道教“都天大法主宝”印关系的纽带,在于五祖寺印和郧县印的印体。这两方印都是侧头的虎钮,身躯较臃肿,头大脖子粗,张嘴露着牙齿,显得肠肥脑满。此外,印台更是直观证据,这种上半部分圆弧向内收的印台可不多见,论及这么多玉印中,仅此二例。不论传说如何天花乱坠,种种微妙联系,还是把这五方印归在了同一时期,可参照的绝对年代,应是广德寺四国文玉印的正德年间。(图2-7)实际上,类似风格的道教玉印中,理应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嘉靖年间(只是目前尚未发现多少)。正德年间在道教史中几乎可以一笔带过(可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三卷“大事记”),但嘉靖朝实在值得大书特书,以往的明代皇帝释道兼重,他则是独尊道教,此处不多论。他的另一大特点是对玉的重视(道教传统本就重视玉),据《涌幢小品》卷三“国宝”、“红黄玉”两条中对玉玺、玉爵的选材的记载,可以看出他对玉器的热忱和挑剔。嘉靖年祚又远比正德长,嘉靖的释道玉印数量多就很正常了。另外,耀州药王山“敕封妙应真人之印”,印面以铜修补,不足为据,只能根据印体断代。此印的印钮很寻常,故宫和西藏都有出现(“灌顶净慈通慧国师金印”在永乐九年),这种印钮似乎就是《重修留侯天师世家张氏宗谱》中所说的“灵芝如意钮”,这种印钮终明之世皆有,变化不大,难以断代。幸好此印上还带有云鹤纹(希望是原刻),这种纹饰本身就具有浓烈的道教风味(宋徽宗有瑞鹤图),常出现在明嘉靖年间的器物上,这里举出一件珐琅器,一件漆器为证。(图2-8)至此,我们统观全盛期与上一时期即成化、弘治间发展期的不同,很容易发现:1.发展期印台普遍偏扁,且宽大(印钮比例小),延续元代以来押印的风貌;到此期印钮与印台面积差距缩小了,印台也普遍偏高(以广德寺观音珠宝印、武当山印最明显)。2.发展期印钮动物形态庄重威严,像石像生一样对称设计,有庙堂之气;到此期印钮动物不对称了,显得随意(以五祖寺印、郧县印、武当山印最明显)。3.无论发展期还是全盛期,目前发现的玉印都出于御赐,体型都很硕大,不惜工料。应该代表同时代玉印制作的最高水平。不过,全盛期的玉印做工还是粗糙了不少。

图2-7

图2-8

  • 明晚期及清代(衰落期):

龙虎山剩余三枚法印。“五岳真形”印(做工寻常,只5cm见方,必是私造)看印钮可能早到晚明,剩余两方都应是清代物(其中双龙钮者颇精,9.7cm见方,应是清中期官造,可能与下述清代“阳平治都功印”有联系)。此外,北京保利2016年秋拍出现一方白玉双龙钮“阳平治都功”印,印面翻刻明印而略小,应该是清中期御赐,可以补这一时期资料的不足。(图2-9)嘉靖朝是道教在朝廷地位上最后的辉煌,此后一落千丈。这时期的道教玉法印,不但数量少,而且体量小,做工差,明显以私制为主。明晚期商品经济渐兴,玉器总量兴盛,为这种私制创造了条件。但这些道教玉法印的水平还不如文人玉印高。这使我们不禁发问:明晚期的玉法印还是属于大型道观或真人、高士所专有吗?抑或是普通道士也可以拥有。明晚期优质玉器较明中期容易获得的多,玉器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是有钱就可以置办的。大型道观、真人高士完全有能力置办更高级的玉印,但他们为什么停止了对玉印的渴望,使玉法印流传变少?这说明,随着嘉靖以后道教在朝廷的失势,玉法印也走下神坛,失去了标示身份的意义。新制成的玉法印,法力较铜印并无特异之处,而且笨重、易碎,反不如铜印、木印实用。这再一次印证了拙作《关于一方明代道教玉法印的诸多问题》中对玉法印用途的设想。至于形似玉玺的清代“阳平治都功”印,可视为极个别的封赏。

其他:十四方印中十三方或者相互关联,或者有较强断代因素,只剩下泰山“天仙照鉴”印未尝探讨。此印形态晚期仿汉鼻钮印,仿得如此相近,宋代是很罕见的,在明代却常见。晚明顾氏《集古印谱》一出,更使此风大盛。印文中,“天”、“照”二字上下中分,也是明代的风貌。结合上述诸印总结出明嘉靖及以前释道玉印皆出御赐(达到官作水平的虎钮“阳平治都功”印除外),体量硕大的规律。大略地把此印归在明晚期为宜。由于和前面这些印风格关联不大,入附录。(图2-10)

图2-9

图2-10

这四期玉印,基本可以概括宋明间道教玉法印的大貌。嘉靖以前,道教玉法印有极强的地位标识作用,几乎都出自御赐或与御赐有密切关系。凡出现一枚皆体量硕大,制作精致。这些玉印理应集中出现,即对道教格外青睐,甚至于打破礼制的朝代(成化、嘉靖等)出现密集。嘉靖以后道教玉法印规范消失。整个道教玉法印实际上也是一部道教政治地位的沉浮史。不光如此,在整个明中期,玉器稀少,玉押风气渐弇,文人玉印尚未流行。明代宫廷玉玺印又几乎不存,上述几方道教玉法印几乎成了明中期玉印章的孤例,是绝对的标准器。

对内陆释道玉印研究的构想:由于身边书少,时间有限(11月初起近二十天),我所利用的材料是很匮乏的,有不少是对人家既成文章的转引(皆标明出处)。还有一些原始材料,由于限于篇幅,没有大段引用,只简要说明并标明卷数,以便查考。未来如果对这一方面进行系统研究,首先要尽量竭泽而渔,对实物资料尽可能搜罗(这些资料大多数存在有名一点的道观和地方博物馆,不容易检索),然后与相应的名山、寺观方志,地方金石志和《道家金石略》等书所收碑刻材料等作比对,如果可以幸运地发现可信来源,那就相当于提供了一把准确的标尺(如龙虎山龙钮“阳平治都功”印、广德寺四国文玉印),标尺多了,对这方面的断代工作就变得越来越精确。不过,要探讨这类印章地位、用途等较深层的因素,就不得不依靠文献资料了。根据这几天形成的一点经验,正史往往失载此类材料。明清人笔记、各种方志及《道藏》里资料反多。当然,这些资料实在浩如烟海,也需要更仔细的鉴别。

附录:对明代道教玉法印的断代,在形态方面尚可以参考明代宫廷玉玺印。我收集了六方的图片做资料,有四方出自故宫,两方出现在拍卖会。搜集应该不全,现在一股脑附在这里做参考。要注意的是,上述印章印文与印章本身往往时代不一。其中,仁孝皇后谥宝和崇祯玉押应该是一致的。“慈圣钦书”应该属于万历生母孝定李太后(《明史》又有孝贞皇后王氏,“正德五年十二月上尊号曰慈圣康寿”,但没有提到单称“慈圣”的,应该不是),此印和“大观宝瑑”都制作于元到明初,被后刻。“隆福徽音”印体年代稍晚,但应该早于成化弘治间的龙钮“阳平治都功”印。交龙钮未刻章对照西藏元代、明初交龙钮印,大概也在明中期之前。(图2-11)

图2-11

2020年11月18日

都门阳阿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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