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资深的媒体记者，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伴随求医过程中的体验、观察，引发了对中国医疗体制的一系列思考。他，就是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凌志军。
自从发现肿瘤，凌志军走过了千万个中国病人走过的历程，体会到了中国式求医的特殊艰辛。他说，将这些经历讲出来，是因为“要帮帮这些癌症患者。
他们是属于大家赛跑中突然摔倒的人，每个人都在往前跑，谁去看他们一眼呢？如果我不是生病，我也会匆匆忙忙往前跑，生怕被潮流落下。但现在，我和他们在一起。”
《生命时报》对凌志军的专访，就从这样一个人，一场病，一次不寻常的体验和思考开始。
凌志军在上海刚刚完成了一本新书的写作，凌志军昏昏睡去，却在头晕目眩中醒来。恶心、头痛、天旋地转，让他这个几乎从来没得过病的人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回到北京后，一系列检查告诉他，他患上了肿瘤，脑子里有，肺里、肝里也有。那好似晴空霹雳的一刻，让凌志军感觉到平生第一次离死神那么近，由此开始了漫漫求医，也是求生路。记者：任何人身体里发现了肿瘤，遭受的打击都是巨大的。在经历了震惊、绝望和怨天尤人之后，你是从什么时刻开始审视医生这个群体的？凌志军：发现颅内有占位病变以后，我们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挂了一位知名专家的特需号。耐心等了3个小时，终于在下班前几分钟见到了他。他只看了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的核磁共振片子上。我当时强打精神，试图叙述我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他对我的话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对我视而不见。我发现，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机器，相信那张没有色彩、温度和生命的胶片。当我妻子急切询问颅内和肺内的占位是否有联系时，这位专家却带着嘲弄和不屑反问一句：“你想让它有联系，是吗？”我没有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回答一个他也说不清的问题。那天，我和妻子在忍受了路上颠簸、漫长等待和期待之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票据”，以及一篇“演讲”、一个“问号”和一个模棱两可的“待除外”诊断。有了这一番经历，我才意识到，原来病人的倒霉事还不只是疾病本身。记者：在看了很多中国医生的门诊之后，你的亲属也向欧洲的专家征求过意见，中外专家有怎样的不同？凌志军：我妹妹是在国外行医的糖尿病专家，她拿着我的片子和病例请国外几位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会诊，得出了和国内医生不太一样的判断。通过妹妹的描述，我了解到，国外专家很认真地对待影像胶片，反反复复看了1个小时，同时更认真地对待病人的自觉症状；而中国的专家草率地对待胶片，同时更草率地对待病人，一次“特需专家门诊”仅用3分钟就完事了。我知道，仅凭一两个医生，就来抱怨所有中国的医生，有点以偏概全，但是从我求医问药的经历来说，一个普普通通的病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有类似的遭遇。记者：你觉得中外医生对待病人的方式不同，其原因何在？凌志军：不单单是医生，中西方人对待陌生人的态度都不一样。中国人对熟悉的人、对自己有用的人会很关心，对陌生人比较冷漠。在欧洲，人们更讲公德，对陌生人也比较友善。体现在工作中，就是职业素养更高。记者：一个医生对待病人的方式，会对病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凌志军：医生对于病人的影响力是迅速和压倒性的，特别是那些拥有专家头衔、每次收取高额挂号费的医生。病人本能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他们的话大多会让病人感到绝望。在我的经验里，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最重要的原因。我不会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记者：你看病时找到了很多相关领域的大牌专家，是不是你的地位和身份让你能够拥有这些医疗资源？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怎么办？凌志军：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挂号、排队的。我觉得这样更能鉴别一个医生的道德水准。靠熟人关系、权势名声或者靠红包寻找到的医生，并不一定是值得信赖的。一个真正可以信赖的医生，不会怠慢一个普通病人，也不会厚待一个有权有势有名有钱的病人。就算知道你有些来头，也不会给你特殊照顾，比如让你加塞儿，或者在你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不管别的病人正在门外等待。记者：后来的事实证明，很多专家，甚至是大牌专家对你的病判断是错误的。你认为是什么让这些医生犯错？凌志军：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医学权威不少。当初大多数医生都认为我颅内的病灶是恶性的，必须手术，结果我执意继续观察，不做手术，最后那个病灶自行缩小了，可见不是肿瘤，就算是肿瘤也不必手术。一开始很多医生说我肺内的占位是良性的，可以继续观察，但它其实是恶性的，幸亏手术做得及时。世界上任何人都会犯错，医生也一样。一方面，受制于人性的弱点，医生有普遍的职业优越感；另一方面，医患之间供不应求会造成医生的麻木和厌烦，再加上利益的纠葛，犯错在所难免。一个自以为是、不懂装懂、贬低同行、不尊重病人的医生，一个对患者病情漠不关心却关心人家身份地位的医生，犯错误的概率更大。这样的医生越是地位高、名气大，他以往的成就越容易成为他犯错的原因。胸部手术后3天，凌志军经历了最难熬的一段时光。剧烈的疼痛加上艰难的呼吸，还有高烧不退，让他每天大部分时间昏昏沉沉。然而在身体慢慢痊愈的过程中，他发现了自身力量的伟大，并开始反思医疗体制中，尤其是肿瘤领域里的“过度治疗”问题。记者：网上有人称，癌症患者在某些医生眼里就像“唐僧肉”。从你的求医经历看，你同意这种说法吗？凌志军：我刚发病不久就有人告诉我，死于癌症的人，1/3是吓死的，1/3是治死的，只有1/3是病死的。那1/3治死的人里，我个人认为，大部分是“过度治疗”导致的。100年来，人类用于癌症研究和治疗的花费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可是中晚期癌症患者的平均治愈率几乎没有提高。我们在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更多得益于检查手段的进步，从而使越来愈多早期发现成为可能。我想，那些最新最先进的治疗手段和药物所产生的疗效，几乎被它们给病人带来的摧残抵消掉了。在一些病人延长了存活期的同时，另一些病人也因为“过度治疗”更快更痛苦地死去。生命时报：大部分患者对医学并不太了解，他们该怎么区分合理治疗和过度治疗呢？凌志军：这个确实很难。同一种治疗手段，用在这个人身上恰到好处，用到那个人身上就可能是过度治疗。即使一个医术精湛、绝无私心杂念的医生，也难以处处周全。坚守一个信念也许有用，那就是“癌症是有可能自愈的”。抵御癌症的最好武器是我们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什么神奇的药物。作为病人，你需要和医生讨论你的治疗。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也不能盲目地全盘拒绝。我建议患者，你不仅要倾听医生的话，也要倾听自己的身体在说什么。同时，如果一个医生拐弯抹角地询问你的收入和职业，那么他多半具有过度治疗和“看人下菜碟”的倾向。中医治癌讲究四个基本的原则：不活检，不手术，不放疗，不化疗。为什么不提倡做活检？活检是指把肿瘤切出来，在显微镜下看一看，如果看到它细胞核形态有变化，长得奇形怪状的，基本上就判定它是个肿瘤、癌细胞变异，这样做的话，其实较为武断！但是现在西医仍然把它作为一个诊断肿瘤的所谓的“金标准”，这是非常错误的。活检的理论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它还是属于形态学的一个研究方法。比如我们看到一个人长得奇形怪状，就凭他的长相、形态，你就能说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或者是一个好人？！能这么判断吗？肯定是不能的！既然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如果你切掉的组织恰好有癌细胞，你就诊断它是癌症，就进行一些治疗，那是非常错误的，对人体的伤害非常大。而且活检还可以把你的一些信息传导通路阻断，把癌组织里面的毒素大量释放出来。所以，做了活检的人，非常容易扩散、转移。手术仅是一种形体修复的一个手段，并不是一个很积极的治疗手段，特别是象癌症这样。就象割草一样，它把上面割掉了，根还在那个地方，它还会长。做了手术是在身体里面看不见，但是里面结构多被破坏，很厉害，你是看不见的。手术是不可逆的。身体里面的脏器无论腐朽、腐烂到什么程度都能够修理，通过中医，它都可以把你修好。但是你把它摘除了，就没有修的余地了，这个损害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说我们对待手术的态度要慎重！而以杀死癌细胞为手段的化疗、放疗更是玉石俱焚的行为，据澳洲癌症中心一个调查显示，成人恶性肿瘤中，化疗后5年的存活率，澳洲是2.3%，美国是2.1%。如果不化疗反而生存率更高。要知道，癌细胞比人体的正常细胞要强大得多，用对抗的方式去杀癌细胞，很多时候癌细胞没有杀死，好细胞却杀死了。这与请巫医治病一样，巫医说病人被鬼邪缠身了，应该拿鞭子狠打病人以驱赶鬼邪，结果鬼邪未见着，病人却被打死了。很多时候西医是搞错了治病的方向。如果有人认为黄河、长江发大水应该去研究水分子的结构，或者认为应该去研究那堵塞河道的泥沙，弄清它的组成成份，当然会被人当作笑话。现在我们治疗癌症去研究癌细胞、杀死癌细胞不是犯同样的错误吗？科学无论如何发展，它无法给现代医学提供帮助，因为它的研究方向错了。任何一种医疗行为是应该让病人的情况越来越好，感觉也是越来越舒服，病症也是越来越轻才是。然而，现在的事实却是很多病人是走着进医院的，抬着出来的。本来能吃能喝能睡，也有气力。经过放化疗之后全身插满管子，吃不下饭，走不动路，没有免疫力（正气不足了），头发全掉光（气血不足）。很多癌症病人经过放化疗之后用不了多久就走掉了。而与之相反的是有些癌症病人没有选择去放化疗，而是选择了一些自然疗法，却可以带癌生存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可笑的是，西医还称这是医疗奇迹，这真的是奇迹吗？与其说是医学奇迹，倒不是如说是西医的无知无能。因为他们不知道人身是非常智慧的生命体，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他们只知道杀细胞，只知道攻邪而从不知扶正！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宣称癌症是慢性病，它和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一样，是缓慢发生的过程。美国也已公开承认了三法治癌的失败，他们放弃这种错误疗法后便开始了癌症是慢性病的宣传。而我国于上世纪70年代，许多医学专家到美国学习化疗，回国后广泛传播这种治癌方法，至今仍然乐此不疲！于是便出现了这截然不同的一幕:美国放弃三法后，癌症死亡率不断下降；我国开展三法后，癌症死亡率不断上升。但是我们依旧崇拜西方，相信“科学”。《广州日报》曾刊出一则《各科室为何特爱癌症病人》的报道：“明明是医院治不好的病，但各个科室却争着要。是各科室认为自己有能力治疗吗？但事实是谁也治不好，岂不可笑！当然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癌症治疗费用昂贵，少则十几万，多则上百万元。因此，癌症患者一直是各大医院争相夺取的‘肥肉’，甚至医院内部各科室之间也展开抢夺癌症病人的争斗。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挣钱。外科赚了钱，就把患者转到化疗科化疗，然后再转到放疗科放疗，等到这些科室的钱都赚够了，再把病人扔到中医科去。”真是细思极恐！根据QuintilesIMS的调查，2015年全球癌症治疗市场值为1070亿美元，预计每年增长7.5%-10.5%，至2020年，整个市场值将达到1500亿美元。对于医院来说，癌症是世界上唯一治死人不用负任何责任的疾病，不管是什么癌症，上来就是惯用三把刀——手术切除、射线烧死、药物杀死。不管有没有疗效，医院最终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患者没有几个能够活下来的，可他们却一点责任都没有。还有就是各样的药企，癌症患者中国有几百万，大量药企加入了抗癌药物的研发，都想在这个市场中分得一杯羹。现在中国很多治癌贵重药都是进口，我国每年产生的癌症患者为220万人，治疗死亡者为160万人。如果每人为治疗付出的费用为10万元，一年要花掉1600亿。很多成了药商财团的利润。只要大家认真去阅读这些药企的财报，就可以知道了。今天的医疗很多时候都变成了商业，病人早已成为了商品的一部分。美国有一本书叫《不治而愈》（安德鲁·韦尔著，洪漫，刘立伟译，新华出版社，1998.1）第三节写一个名叫阿兰的，毕业于耶鲁大学，又在洛克菲勒大学学了六年治疗癌症，取得了生命学博士学位。他着重是研究化疗的。但是，他自己得了癌症后，却没有用化疗来治疗，而是采用饮食疗法。老中医潘德孚先生在写《天下无癌》时就采访过多位化疗医生，问他们如果自己的子女得癌症，用不用化疗，答案是否定的。那为什么要给别人做化疗呢？他们说不做化疗死了，一怕领导会不高兴；二怕患者家属有起诉的理由。另一位是销售放疗机的朋友，问他：“如果你的家人得癌症，你会不会叫他做放疗？”他的回答是：“放疗会导致癌症，我怎么会用导致癌症的方法治癌呢？”做化疗的医生，不让自己的家人做化疗，卖放疗机的商家，不让自己的家人做放疗，而医院肿瘤科的医生们，却拼命使用这两种方法来治疗癌症，这虽然有点反讽，却是当今医疗的现实！文章内容仅供临床思路参考，非中医专业人员请勿试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