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兰：在哈佛听讲座
2012年9月至2013年8月，我有幸参加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哈佛大学文理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后项目，在哈佛学习了一年。在这一年短暂而珍贵的时光里，除了埋头于哈佛大学宏伟而奢华的Widener图书馆里如醉如痴地读书、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里旁若无人地查阅资料，在哈燕和东亚系如饥似渴地旁听哈佛大学东亚系著名汉学家的各种课程之外，闲暇时间也旁听了很多讲座。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讲座盛况
哈佛的讲座很多，尤其是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讲座，几乎每天都有。讲座时间多安排在中午、下午课后或者双休日，这样可以避开上课时间。在费正清研究中心注册一下，管理员就会将本周的讲座活动提前发到你的信箱里，这样你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讲座去听。除了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讲座，另外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也会经常举行各种讲座。
总之，只要你有时间，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讲座和活动来冲击你的大脑，让你目不暇接。因此，到后来，也只能选择一些和自己专业密切相关的，或者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讲座来听了。我在哈佛听过的印象比较深刻的讲座有以下这些。
一、杜维明教授关于“文化中国的外延和内涵”的讲座
讲座是在哈佛科学中心一楼的大会议室举行的，这次讲座是用中文进行的，因为前来听杜维明教授讲座的主要是中国人。杜维明教授之前已经在哈佛燕京学社进行了几场讲座，这一次是哈佛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邀请杜维明教授做的讲座。杜维明教授的讲座由阐明他关于“文化中国”的定义展开，他认为文化中国是区别于“政治中国”的，前者要远比后者宽泛。
杜教授的“文化中国”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等地区，第二个层面是包括旅居海外的华人，第三个层面是包括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有兴趣和关注中国问题的海外友人。这个观点应该是比较令人信服的，也使得中国的涵义更加广阔，更具有包容性。中国成了一个文化上的符号，这是杜维明教授早期观点的一个重复，同时也是杜维明教授一以贯之的一个重要思想。
杜维明教授是哈佛燕京学社前任社长，早年在台湾东海大学师从牟宗三和徐复观，来哈佛大学读书后，从事哲学研究。杜维明教授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刚到哈佛大学读书时期夜以继日地读书的情形，说到他当时将每一分钟的时间都用到读书上，在哈佛大学学习的三年多时间里，他甚至没有去过离剑桥镇只有三公里远的波士顿，没有出外游玩过一次，而是将所有的时间用到读书上。
在他求学的那个时代，在哈佛研究哲学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哈佛的学生因此也瞧不起研究工程的MIT的学生，因为研究哲学是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的，而MIT所研究的问题，在哈佛学生看来，只不过是一些机械工人所做的事情，杜维明教授幽默的说法获得了在座所有听众的笑声。他说他当时对青年王阳明的思想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因此他的博士论文所做的题目也是研究青年王阳明。同时他不但研读中国哲学的著作，还广泛研读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著作。
杜维明教授
杜教授的讲座让在座的听众觉得很惭愧，现在来哈佛的学生，可没有杜维明教授的这份用功，就我自己而言，便经常坐波士顿红线地铁去波士顿的中国城买食物，也经常去波士顿的梅西百货和Marshall购物，并没有把宝贵的一年来哈佛学习的机会全部用在读书学习上。
杜维明教授深情地说到，他现在虽然从哈佛退休了，但并没有完全在家休息，他选择了回到文化中国的最核心的地域——北京，继续为儒家文明的传承和文化中国的推广继续努力。
杜维明教授从哈佛燕京学社退休后又受聘于北京大学，长期居住在北京，他幽默地说道：“你们现在住在剑桥镇多好，环境这么优美、宁静，呼吸着这么洁净的空气，而我现在长期住在北京，北京的雾霾那么严重，五步之外就看不到对方。”一言刚落，大家又轰然大笑。杜教授说：“我现在这么辛苦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文化中国和儒家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大力推广，让儒家思想在全世界生根发芽。”在座的听众不禁为杜教授的奉献精神动容。
杜教授又讲到了儒家文明和孔子思想的核心思想是一个仁字，仁即是两个人友好相处，仁者爱人，仁的精神是说人和人之间要友好共处，整个社会也要和谐相处，这样才能达到仁的精神。他说现在中国离仁的精神原来越远，必须要复兴仁的思想，中国才能可持续发展，文化中国才能真正有依托。
他忧心忡忡地说，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很多，环境恶化问题、贫富差距扩大化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思想信仰危机问题，他说中国现在处在强烈的拜金主义时期，一切向钱看，人的脸上不见有从容和缓之气，大多数是戾气。
他说有一次他和中国大陆的一位朋友讲到台湾问题的解决，此人便说：“很好办，直接给台湾丢一颗原子弹就可以了，看他们听不听话。”大家听到这里，轰然大笑。然后，他又问那位中国人：“那怎么解决日本问题呢？”大陆的这位友人说：“那也简单，丢两颗原子弹就行，看他们听不听话。”大家又轰然大笑。他说：“你看，目前中国很多人的思想和认识水平就是这样，这根本不符合儒家仁的思想。儒家的仁不是仅仅地动武就可以解决问题。”
正因为中国目前的文化精神的极度欠缺。他目前就是要努力复兴儒家的仁的精神，让文化中国的内涵重新发扬发明出来，文化中国或中国文化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得到全世界的认可，成为和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的东方文明。
杜教授提到的中国现象和问题都让在座的听众心有戚戚焉。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在哪里？杜教授认为就是他目前所致力于做的事情，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孔子的仁的精神。不要用政治中国取代文化中国，要肯定文化中国存在的意义。他说全世界的华人都在为中国文化而努力，肯定文化中国就是为了能够发展中国文化，如果不肯定文化中国，只承认政治中国，那么中国文化就会越走越狭隘，大家深以为然。
杜教授的讲座娓娓动听，深入浅出，谈到的是最重大的，最深远的问题，所用的语言却是最浅近的，也是最打动人心的，他的讲座得到了大家强烈的共鸣，也让我们看到了蔼然儒者的气象，看到了儒者优游不迫的气度。他有思想，有明确主张，同时也能够躬行实践，真正能做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所以，才能够成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二、葛兆光教授“从朝鲜通信使文献看中国”讲座
葛兆光先生在哈佛做讲座
葛兆光教授近年来开始重点研究从周边看中国，来致力于探讨中国形象的建构和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辐射。这个问题和杜维明教授的文化中国有相关之处，即是看到中国不仅仅地域上的一个涵义，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涵义。
地域上的意义是受限制的，而文化中国则具有扩充性和发展性以及渗透性，由此可以看到哲学家和思想家在研究中国问题上的高瞻远瞩，这种视角、立场和长远性也和政治家所关注的中国问题迥乎不同。
葛兆光先生此次的讲座主要是从朝鲜通信使的视角看中国，也就是通过研读朝鲜使者的文献记载来研究清朝时期的中国，研究周边国家眼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葛兆光先生选取了使清的朝鲜使者的文献记载，强调朝鲜使者的小中华意识，朝鲜使者认为清朝入主中原是异族入侵，是蛮夷之国，非正统中国，因此，朝鲜使者认为朝鲜才是中华文化的真正继承者，是以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因此，朝鲜使者在对待清朝人物和制度时有着一种奇怪的自大的心理，他们瞧不起清朝的礼仪文化和典章制度，认为相比于明朝而言，鄙陋了很多，明朝才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所在，朝鲜自明朝灭亡以来，一直以明遗民自居，采用的纪年依然是崇祯纪年。
但是另一方面，朝鲜由于国力衰弱，在政治上又不得不屈服于清朝，成为清朝的臣属国，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这种不一致性，导致了朝鲜看待清朝的奇怪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使清的燕行使中存在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如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中记载的情形即是如此。葛兆光先生对政治中国和文化中国乃至中国文化的几个核心概念的阐释，和杜维明教授乃至近年来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的视角和方法不谋而合，体现了海内外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一种密切相关性和一致性。
三、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关于中国现当代社会经济问题的讲座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讲座多而频繁，多着力于关注中国当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而不仅仅限于文化问题。如更多着眼于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研究，注重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民生日用和生存状态，因此，所研究的问题多是容易被国内学者所忽略的一些问题，如农民工问题、民间宗教信仰问题、民间的通俗文化和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等。如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有一期的讲座选取了广东东莞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调查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思想。
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关于中国广东东莞农民工生存状态问题的讲座
另有一期的讲座是讲述中国民间一位大爷用自制的大毛笔蘸水写字的水书写，演讲者进行了现场录制，国外的学者看得津津有味，而这种民间文化在国内却是司空见惯，不太可能引起我们的关注。还有几期的讲座集中围绕着中国东南地区，主要是福建和广东一带包括台湾地区的民间的宗教信仰。
这种关注于具体而微的研究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和重视，国内的研究倾向于关注主流文化思潮和精英文化而容易忽略民间的力量和滋生的一些问题，国外的研究在这方面可以补国内研究之不足，值得肯定。
除了旁听与自己专业关系密切的讲座，如果碰上其他比较感兴趣的讲座也会去旁听。从哈佛科学中心经过时就会经常碰见这一类的讲座。讲座开始之前，在门口的桌子上陈设着各色的甜点、水果和饮料，吸引路过的学生驻足去听讲座。
哈佛科学中心经常会有一些国际最顶尖学者的讲座，相对于中国学者的讲座，这类讲座的气氛很热闹，讨论也很热烈。因为学生的思维很活跃，演讲者经常会被提问打断，不得不停下来应付各种刁钻古怪的天才式的提问。而同时演讲者的演讲也很新鲜生动，形式不拘一格，风趣幽默，互动性很强，经常会逗得听众哄堂大笑。
有一次在哈佛科学中心旁听了MIT一位诺贝尔获奖者关于基因问题的讲座，这位老先生的讲座就被频繁打断。有一位学生很不客气的站起来说，你的声音太小了，听不见，老先生只好抱歉地回到说是音响问题，赶快停下来调整麦克风。不一会儿，另一位学生站起来说PPT放映效果不好，老先生只好请工作人员来协助他调整PPT的播放效果，这样经过各方面的调整，讲座也达到了最理想的状态。
哈佛科学中心MIT诺贝尔获得者的讲座
整体而言，国外的学生和学者的讲座都更加强调交流互动，堂上堂下融为一体。如果有学生不满意或者不同意的地方，他们会站起来质疑和发言，有的甚至不用举手，直接就会打断演讲。这样，演讲者必须得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一节演讲下来，往往会狼狈不堪，汗流浃背。因为，这些理工科的学生思维实在是太活跃了，太不好应付了。饶是一位诺贝尔获奖者，他们也不会对你多么客气，有了问题照样会质疑你。
这在国内的讲座，包括前面提到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讲座上很难见到这种情形。因为中国问题的讲座上，听讲座的人也大多是中国学生。我们长期以来受的教育就是要尊师重道，不敢轻易打断老师的演讲。而国外奉行的大概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前者是对权威的崇拜，后者是对真理的崇拜。各有侧重点，所谓求仁得仁，各得其所，各有自己的合理性和优长，不能轻易否定哪一方。在这个方面，典型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值得深入思考和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