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于伯谦先生学拳的日子
于伯谦简介
于伯谦(1901～1981年)，又名于吉庆，翻子、戳脚大师，辽宁复县人。他初师郝呜九，继师胡奉山、杨俊峰，得到“奉天三老 ”全面教授，全面掌握戳脚、翻子拳械。他毕业于东北大学，曾任中东铁路职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赴西安参加东北军，任张学良秘书，参加了“西安事变”。1945年，他返沈阳，先后结识陈子正、毕玉山、李雨山，并交流技艺，又多方得到马凤图、马英图指点。建国后，他任教于沈阳市和平区武术学校，后在继承戳脚文、武两种趟子的基础上，融会其实战经验，创戳脚短踢，并整理充实翻子拳，对翻子、戳脚在东北地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曾任中国武术协会委员、中国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委员。其主要弟子有史春霖、张福生、佟庆辉、白国栋、范垂绂、潘清福等。
年近七十的白国栋先生，是东北戳脚翻子拳大师于伯谦在沈阳的第一个弟子，五十年来他淡泊名利，埋头练功，在辽沈武术界很受人尊敬。本文记述了白国栋先生跟于伯谦学拳的一些回忆。
“学生遇到好老师不容易。老师遇到好学生也不容易。”
我打小就喜欢武术。上小学时，班里同学刘德礼(李振明先生的弟子，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获省市武术冠军)武术练得不错，我一直很羡慕，但始终没有合适的老师。后来我念到初三时，在中山公园认识了比我小一岁的郭宏亮，两个人就经常在公园踢腿。一天，我发现一个老头在公园的树林里练拳，那拳练的，绝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利索的拳，就跟郭宏亮商量一起去拜师。郭宏亮有点打怵，说：“平白无故的，人家一定不肯教。”我不甘心，过去一说，老头果然不教。后来我整整“粘”了他一星期，老头才教了一个“腋来势”，让我站了半个月，这才正式答应教拳。这是1957年的事，这老头就是我后来的恩师于伯谦先生，当时他刚回到沈阳不久。没过多久，又来了翁少甫和张世忠，我们4个人就成了于老师的首批弟子。
那会儿于老师56岁，身体结实，精神头儿也足，一心想带出几个扎扎实实的徒弟来，所以从功法训练、动作示范到拆招讲手都教得非常用心，一趟拳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抠，让我们反复练单式，练成了才往下教。所以开手的脆八翻、头趟戳脚都教得很慢。我们几个也练得苦，张世忠更下死功夫，着了魔一样，平时聊天也不忘练拳，我们二人着劲儿练。于老师很欣赏他和我，常讲“白国栋的翻子，张世忠的腿”。
转眼到了冬天，沈阳的冬天非常冷。有一句调侃话，说公园里练武的是属“青草驴”的——草绿的时候出来练武，草枯了人也不出来了。由于翁少甫的父亲是公园负责人，把公园冷食店的大厅腾出来让我们练，所以我们冬天也照样早晚练功。那时候于老师兴致很高，常说：“一个好学生遇到好老师不容易，一个好老师遇到好学生也不容易。”
“要练实在拳，不要舍本逐末，费时误事。”
第一趟拳学完，该教第二趟拳的时候，于老师开始教我们对打。我们两人一组，前脚互相顶着，不许离开，按照于老师教的方法来回练习攻防。接触到技击内容，我们兴趣大增，这时于老师就给我们加入功力训练。
于老师非常重视功力训练，他年轻时学艺，一个蹶子脚就曾练了整整一年半。他讲：“跟螳螂、八卦等拳法比起来，翻子拳要简单得多，只有二三十个招式，特点就是'少而精’，凭速度取胜，靠功力赢人。”每天除了讲拳，于老师就是带着我们练功。主要练习站“腋来式”和“转枝式”，打“一步三拳”，练“砸丁”、“ 点脚”、“后腿”，早晚两遍，每次都是于老师在前面带着我们练，一练就是一两个小时。基本功和单式都练完了，我们才逐个打拳给老师看，也就排队的时候能得到一会儿休息。练功是很枯燥的，休息的时候我们几个就玩玩翻跟头什么的，于老师见了就板了脸说：“练这些舍本逐末，费时误事，要练实在拳。”说着说着，于老师自己却来几下空心跟头给我们看。
于老师的腰腿柔韧性极好，能两手端着饺子，用脚掀门帘，自如地钻进钻出。他的拳谱上说“练腿须得有软腿，运腿如臂任自然”，他在教腿功时，传了一个“软腿”的练法，即站成低架的大弓步，保持身体的高度不变，向前迈步，每迈一步都要求后脚抬起“须从口出 ”，非常累人。戳脚的腿功还有站丁、转趾、踢板等等。于老师讲过他年轻时候有一次“走城墙”的事。过去城墙是斜坡的，墙砖一层压一层，每层都有很窄的砖沿，他那次急着给母亲买药，来不及走城门，就踩着砖沿走上了复州的城墙——这便是练习“站丁”的效果。
“多学，少练。”
于老师在教我们的时候，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多学拳，少练功。”称“多学”才能见识广博、技艺丰富，但只有“少练”才能功夫精纯，否则就会贪多嚼不烂。于老师曾遍访高师，在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受到不少名家指点。所以，他会的东西很多，除了“奉天三老”的戳脚翻子外，还掌握了形意、八卦、螳螂、披挂等。在给我们讲拳时，于老师会参照其它拳法将打法、力点、劲道以及武林掌故等等比较着一并介绍。如讲翻子拳的架打，就同时讲八卦掌的迎风推扇，讲翻子拳为什么是挤步，有什么优点，讲八卦掌为什么是上步，要上到什么位置才有效果，讲得特别细。
于老师平时喜欢吃粘食和饺子，早年还喜欢喝上两口，玻璃小壶能喝多半壶，喝高兴了就讲讲手，聊些前辈练功逸事。他讲他的八卦掌老师戴个眼镜，是北京煤厂筛煤球的，干活时总蹲着马步，平时转八卦圈常端着大铁棍子，所以功力惊人，搭手就常常把人放飞；讲刘德宽练枪，扎玻璃上的苍蝇，苍蝇扎死了而玻璃不碎，在门框上练拦拿，把两边门框都磨凹进去一大块；讲西北“棍王”罗文渊用大泥块子练棍，借泥的粘劲操习一打一揭，他能做到用棍打在小石头上，一抬能把石头“沾”起来。这些前辈常年练的功法都是非常简单的。
在我的记忆中，于老师平时所练的东西也非常简单，不过是翻子拳的劈、崩、挑和戳脚的点脚、后腿之类。除了八卦、形意，于老师的东西基本我都学了，到现在很多内容只是记住而已，并不常练，平时只是有选择地练一些功法和手法。我觉得不能理解于老师“少练”的深意，而专以掌握套路多为能事的，不能算是于老师的传人。
“知拍就是丝丝入扣。”
于老师平时待人谦虚，说话和气，但一打起拳来神情吓人，眼睛好像冒火一样，咄咄逼人。于老师以武会友，有很多的实战经历，曾在哈尔滨比刀折服过一个日本人，后来于老师因“思想犯”被抓进日本监狱后，这个日本人知道后把他保了出来。于老师被关时间不长，但没少吃苦，夏天的时候我们还能看到老师胸前被日本人烫的香眼儿呢。
我曾问于老师：“您那么多招法在比武时都用过么?”他摇摇头说：“用不上。能用上的是功力，招法就是用上了也看不出'个儿’来。”他说起曾在上海跟十多个人动手，都是一拳一脚解决的，拳脚须得临敌生变，不能套用死招儿。于老师让我体会“知拍任君斗”的话，我问于老师“知拍”怎么理解，于老师解释：“知拍就是'丝丝入扣’。”沧州的李雨山先生是“真高手”，他的技击就达到“丝丝入扣”的程度。于老师曾有一段时间住在李雨山家学拳，他说李雨山先生“不想打你时，可让你随便打；想打你时，你没个跑”。一次，有个擅长擒拿术的“练家子”从天津来访李雨山，经过一番切磋之后，来人服了，承认每次抢手李雨山都快他一把。于老师从李雨山那里学的拳叫通臂螳螂，又叫“前七后九”螳螂，共十六趟，我比较喜欢前七趟，里面很多实用的劲力、技法可与翻子拳相映成趣。
有一年我利用出差机会，顺路去沧州李雨山家拜访，那时李雨山早已过世，李的儿子李书亭都七十多了。我带去了于老师的照片，李书亭先生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还给我指点了摔法。席间，李先生谈到于伯谦在沧州时很“淘气”，对着烈马踢“蹶子脚”，竟然将马踢倒沟里去了，后来有人跟于伯谦过手，都事先约定不让他起脚，说“留着踢马吧”。
“拳是人编的，练拳不能墨守成规，要有自己的东西。”
“奉天三老”之一的胡奉山先生，当年从河北饶阳学回戳脚短踢后，经过捡精取纯成了独家的“文趟子”，又创编了“总拳”。于老师一直推崇胡老先生这种创新精神，他说：“练拳就要练出自己的东西，不能墨守成规。”
于老师传下的戳脚翻子有二十多个套路，大多短小精悍，这当中除了胡奉山先生的九趟“文趟子”外，主要是得自郝鸣九先生传授的九趟鸳鸯腿、一趟“九转十八跌”的地躺腿法、四趟翻子拳以及八趟辅助的小拳。其中地躺腿法不成套路，而且练时需要铺地毯，比较麻烦，所以学的人少，后人没能传下来，八趟辅助小拳练的人也少，现在传下来的只有一趟金刚拳，另外还有八路归拳、八快手等散手，不成套路。器械有刀、枪、剑、鞭等，于老师擅长使刀，常说“咱家的刀法好”。
于老师是早年东北大学毕业的，有文化，练拳善于动脑子，什么东西到他那里都能被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我们练的腰腿拳、架子锤、开门炮、地宫鸳鸯脚就是于老师从高百川先生那里吸收来的。我当初学的脆八翻没有“撑抹”和“折江”这两个式子，老谱就没有，这两个式子是于老师后期在教学中加进去的。于老师的脆八翻不同时期教得都不一样。于老师后来结合实践创编了“波浪翻”和“戳脚摘要”，他还鼓励我们按照自己的体会练，练出自己的风格。现在人们练二路戳脚，在 “展翅”之后都有个“回身腿”，这是当年张世忠加的，于老师看了觉得很好，认可了。后来还有人为了表演，把脆八翻的“盖马三掌”换成了披挂拳中的“倒发五雷”，我从没见于老师这么练过。于老师强调拳术的发展要以实践为依据，不能只图好看，没有原则。于老师对老拳改动的地方都明确告诉弟子，让我们清楚来龙去脉。
“拳是老师教的，功夫是自己练的。”
我整整苦练了一年多，到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于老师因历史问题被“戴帽”了，他跟我们说：“以后你们别来了，人家不让教了。”这时我们正学到“车轮功”，本来于老师打算亲自给我们“砸架子”呢，白松木棒都准备好了，可遭此变故，于老师的心性就淡了，不再详细讲拳，甚至很少说话。“车轮功”始终也没有完整传下来。
老师不到公园来，我就往老师家里跑。于老师住在市文化宫附近的一个二层小楼的一楼，家里很简陋。于老师有个老式的小皮包，里面装着他二弟于仲伦的遗物：一本手绘的拳谱，发黄的红格纸，竖写的毛笔字，画着小人，内容是大杆子的练法和八母枪谱。于老师在家里把八母枪传给了我，该枪只有八个单式，很是少见，于老师从来没向外传过。老师去世后，于老师的长子于正平、孙子于刚带着枪谱来找我学回了八母枪。
为了迎接1959年的全运会，沈阳市举行武术选拔赛，于老师送了我一把单刀，让我去试试，俨然有“划句号”的意思。我练的脆八翻和昆仑刀被市里选卜-后，接着参加省赛，又被选上了。省里这次一共选上5人，除了我还有穆秀杰等人。选手要参加为期半年的集训，由于父母反对我练武，我练拳始终瞒着家里，加上面临高二升学，所以就没去参加集训，眼睁睁放弃了全国比赛的机会。从那以后，我再没参加过任何比赛。后来吉林体育学院选中了我和张世忠，我没去，张去了一个月又回来了，那时候人们认为搞体育的前途不大。
1959年的夏天，于老师离开了沈阳。走之前，于老师让人通知我和张世忠晚上到公园去一趟。我们去了，就见于老师已经等在那里。他说：“九趟腿你们还差两趟，今天就把它学全了。”那一晚上，于老师教到很晚，传了我们“八卦连环鸳鸯脚”和“九转还阳行式鸳鸯脚”，嘱咐我们好好练功，说：“拳是老师教的，功夫是自己练的。”第二天，于老师到长春他的大儿子家中去了，直到1960年才回来。于老师离开那段，师兄弟们都不肯散去，就推我领着大家练，我把“一把总” 等套路教给了大家。
“练的人多，说明咱们的东西好。”
于老师一生授徒众多，1958年、 1959年都有陆续来学拳的，从1961年以后于老师名气越来越响，来求学的就更多了。虽然此时于老师教拳的兴致不像头几年那么高了，但他还是说：“来了就练吧。”这时候，第一批的四个弟子当中只剩下我一个。郭宏亮忙着挣钱养家，放弃了习武；翁少甫、张世忠英年早逝，翁少甫得了大叶肺炎，死的时候还不到 20岁；张世忠死的时候也只有21岁，住院期间，他还在不停地练功，于老师去看他时，不住地落泪。
于老师教拳从没搞过什么拜师仪式，我们师兄弟都按年龄排，不按入门先后论。于老师从来也不收学费，有时还掏钱给我们买冰棍。到了文革期间，于老师被揪出来批斗，后来就被下放到了农村。我们师兄弟才这两元、那三元的，加上粮票，凑一定数量就给老师寄过去。到20世纪70年代于老师才回来，但又要与家人“划清界限”，只好住在王永财、范垂绂等几个弟子家。这时于老师的身体大不如前了，有时候看到他光膀子，上臂的皮能垂下很长，可见他年轻时候胳膊非常粗壮，也说明他现在肌肉萎缩得厉害。
除了王永财、范垂绂，还有几个师兄弟也是非常仗义的。一个是鞍山钢管厂的工程师郑忠奇，还有一个是辽阳的单汝柏，他们见老师有家不能回，就把于老师接到鞍山、辽阳，供养了很长时间。再一个是史春林，他在老师的宣传和平反上是出了大力的。遗憾的是，于老师平反后，安定了不到两年就离世了。于老师是1981 年走的，活了80岁。出殡那天，我与史春林两个给老师抬的头。
于老师一生颠沛流离，晚年更是在沈阳、鞍山、辽阳之间飘荡多年，在各地他都留下了一些弟子，甚至别的门派的年轻人，只要真心求教，他都予以指点。我的好友李德玉就在中山公园的“园中园”跟于老师学到不少手法。于老师讲“不要保守，要教下去，练的人多，说明咱们的东西好。”平反后，他曾给《新体育》撰文介绍戳脚武功，还被聘为国家体育文史资料编委会成员。
于老师生前坎坷不得志，始终远离名利场，从来没有公开参加过各种赛事，这使他的东西没有受到武术“长拳化”的感染，所以有人说，于伯谦传授的练功体系保持了传统武术的“原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