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帕乌斯托夫斯基：雪
波塔波夫老头儿是在塔基杨娜·彼得罗夫娜搬到他家来之后一个月去世的。于是他的这幢小房子里只剩下三个女人：塔基杨娜·彼得罗夫娜、她的年幼的女儿瓦利娅以及一个年老的保姆。这幢只有三个房间的小屋建造在一个小山坡上，山坡的下面是条小河。小屋的旁边有一条小路，屋后则是一片白桦林。塔基杨娜·彼得罗夫娜很长一段时间不能适应这个远离莫斯科的偏僻的小镇，不能适应那些小小的木头房子和那些郁闷的夜晚。“我多么傻啊！”塔基杨娜绝望的想。“为什么我要离开莫斯科，抛下我心爱的剧院和那些亲爱的朋友到这个鬼地方来呢？其实我只要把瓦利娅送到普希金诺来就行了———这儿不会遭到空袭———而我自己呢，则可以留在莫斯科······天啊！我真傻！”注：普希金诺是莫斯科附近一个小镇。二战时为防备法西斯空袭，常有重要人员被疏散到这里。此地还有很多战地医院，收容很多伤兵但是要再回到莫斯科是不可能的了。她决定到那些在这个小镇里还算为数众多的战地医院里去演出，心情也终于平静下来。她甚至开始喜欢这个小镇，尤其喜欢冬天已经到来而四周的一切都被白雪覆盖的时候。塔基杨娜·彼得罗夫娜已经习惯了这个小镇，习惯了别人的房子。习惯了那架老钢琴，也习惯了那些墙上挂着的泛黄的相片。她知道，波塔波夫老头还有一个在黑海舰队服役的儿子。在书桌上就有一帧那个年轻人的相架。有时候她拿起相架，细细的看一看，就皱紧她的那两道好看的眉毛，开始沉思起来。她仿佛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是是在她那桩不成功的婚姻之前好长时间。问题是，相遇，到底是在哪儿，又是在什么时候呢？小伙子静静地看着她，甚至略带点嘲讽的神色，好像是在问她：“怎么样？莫非您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们是在哪儿见的面？”“妈妈，您在跟谁说话呢？”旁边房间里的女儿叫起来。冬天里开始有寄给波塔波夫老头的信来。肯定是那个人写的。塔基杨娜·彼得罗夫娜把它们都放到了书桌上。有一天晚上，她突然从睡梦中醒来，窗外一片雪白。波塔波夫老头留下来的那只灰猫阿尔希普静静地躺在沙发上。她下了床，披上长袍，走进波塔波夫的房间，站到了窗户旁。她点燃了桌上的灯，坐到圈椅上，久久地注视着灯光，然后小心翼翼地拿起一封信，开了封，就开始看起来。“我亲爱的爸爸，”她念着，“我住进野战医院已经一个月了。伤口并不那么严重，而且正在慢慢痊愈。看在上帝的面子吧！别激动，也别一根接一根的抽烟，求求您！”“我经常想起您，爸爸，”她继续读着，“想念我们的小屋，想念我们的小镇。然而，现在这一切都如同天涯海角那样遥远。我几乎闭上眼睛就能看得见：我打开了小门，走进了花园。冬天。雪覆盖着大地。但通往凉亭的那条小路上的雪却已经被清扫干净。屋内很暖和，钢琴还在老地方，我们的老曲谱就放在钢琴上。门上的小风铃现在还在响吗？我甚至都来不及修理它。莫非这一切又都重现在我眼前？您要是知道我是多么地爱这一切，那该多好啊!您别惊讶，我是很严肃的。我知道，我保卫的不仅只是国家，还有那些虽然微小但却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有您，有我们的花园，有河边的白桦林，甚至还有阿尔希普。您别笑，也别摇头。可能的话，出院时就会得到不长的一个假回一趟家。不太确定。最好别等。”她久久地坐在桌旁，看着窗外，心想，也许在最近一两天就会有一个陌生人从前线来到这儿，他将在这儿看见一些意外的人以及那些完全不是他想看见的东西。早上她让瓦利娅带着锹和铲去把那条通往凉亭的小路清扫一下。她自己则把门上的那个小风铃修好了。铃声在风中愉快的荡漾着。晚上她坐到钢琴旁就开始弹起来。当她停下来的时候，瓦利娅说：“为什么你要动别人的东西？不许我动，自己却动了起来。又是小风铃，又是钢琴。还把别人的曲谱放到钢琴上。”“因为我是大人。”她回答说。瓦利娅怀疑地看了她一眼。还在火车上中尉尼古拉·波塔波夫就算了，他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将不会多于一昼夜。假期很短，在路上耽误了太多时间。火车在白天抵达小镇。在车站里中尉就从熟悉的站长那儿得知父亲已经在一个月以前去世，现在他们的房子里住着一个来自莫斯科的还带着女儿的年轻女歌手。“是的，”站长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只是很遗憾没能见着儿子最后一面。”“凌晨五点。”站长回答。沉默了一会儿，又补充道：“到我们家坐会儿去吧。让我老伴招待你喝喝茶，抽根烟。回家对于您来说已经没有必要。”波塔波夫穿过小镇，来到河边。河的上方是灰蒙蒙的天。漫天大雪在天地之间飞飞扬扬。“有什么办法呢？”波塔波夫自言自语。“还是迟了。现在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是别人的---这个小镇，这条小河，还有这幢小房子。”他回头看了一眼伫立在暮色中的小屋。烟囱中升起几缕炊烟。风把炊烟吹进了那片白桦林。他慢慢地朝小屋走去。他决定不走进小屋，而只是经过它。如果可能的话，看看花园，再在凉亭里小坐一会儿。一想到在父亲的故居里住着漠不相识的人，他的心就一阵刺痛。最好什么也别看见，离开它，忘记一切！波塔波夫在暮色中走近小屋。他小心地推开了篱笆门。一条洁净的小路通向凉亭。他穿过了凉亭，停了下来。他摘下军帽，用手拢了拢头发。非常安静，只是在小山坡下有女人在说话，她们在小河边打水。有个人轻轻碰了碰他的肩膀。他回过头来。在他面前站着一位年轻的妇女，她的脸色苍白而严肃，头发上扎着一条色彩柔和的头巾。她默默地看着波塔波夫。“请戴上帽子。”她小声说，“您会着凉的。进屋去坐会儿，别站在这儿。”他沉默着。她牵着他的手走上了那条洁净的小道。波塔波夫在台阶旁停住了。他感觉到呼吸困难，由于痉挛喉头一阵发紧。他喘不过来气了。年轻妇女小声说：“这没什么，您别害羞。一会儿就没事了。”波塔波夫走进房子，喃喃地说了句什么。他在过道里脱下军大衣，看见阿尔希普。它躺在沙发上打哈欠。沙发旁坐着一个扎辫子的小姑娘，用她那双愉快的大眼睛看着波塔波夫，但不是看他的人，而是看他军服上的袖章。“走吧！”塔基杨娜·彼得罗夫娜把波塔波夫领进了厨房。塔基杨娜·彼得罗夫娜走了出去。小姑娘给波塔波夫拿来了香皂，看着他脱下外套，看着他洗脸。波塔波夫依然很窘迫。“她觉得她是个大人，”小姑娘小声说：“但她完全不是个大人，她甚至比我还小呢！”但是小姑娘没有回答他，笑着跑了出去。一整个晚上波塔波夫都觉得自己好像是在梦中。房子里的一切都像他想见的那样。曲谱放在钢琴上，燃着的蜡烛照亮着整个书房。书桌上放着那些他在野战医院时给父亲写的信。喝过茶后塔基杨娜·彼得罗夫娜领着波塔波夫看了看坐落于白桦林后的父亲的墓。然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塔基杨娜坐在钢琴旁，转过身来对波塔波夫说：他看了看她。蜡烛光从侧面射过来，照亮了她的半边脸。他站起身，从房间的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终于还是停了下来。波塔波夫被安排在书房里的沙发上睡，但他久久不能入眠。他听见，阿尔希普在走廊里踱步，听见，塔基杨娜在和老保姆说话。但是塔基杨娜的房间里一直亮着灯。她可能是在读书，但波塔波夫宁愿猜测：她之所以不睡，是为了叫醒自己去赶火车。他想告诉她自己也没睡，但他没敢招呼塔基杨娜过来。凌晨四点钟的时候塔基杨娜轻轻地推开门，叫醒了波塔波夫。塔基杨娜领着波塔波夫穿过夜色笼罩中的小镇，来到了火车站。第二道铃声响过后他们开始道别。塔基杨娜紧握着波塔波夫的手说：才过了几天塔基杨娜就收到了波塔波夫在路上寄来的信。“我，当然记得在哪里见过您。”他写道，“只是在家里我不想告诉您这个。您还记得1927年的克里木吗？秋天。老里瓦基斯基公园。我走在去阿列安达的路上。在路边的长条椅上坐着一位姑娘。她那时大概是十六岁左右。她也看见了我，站起身，迎面朝我走来。当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看了她一眼。她就是那样飞快、轻盈地从我身边擦过，手里还拿着一本打开的书。我停下来，久久地凝望她的背影。这个姑娘好像就是您。我不可能记错。当时我看着您的背影并深深地感觉到，这个与我擦肩而过的姑娘，从此将在我的生命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并将给予我巨大幸福。我明白，我已经是深深地爱上了这位姑娘。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一定要找到您，不管花多大代价。当时我这样想着，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从那以后我就爱上了克里木，也爱上了那条我与您在瞬间相会却又转瞬即逝的小路。生活对于我来说是如此的宽厚，我终于又和您相遇了。如果这一切将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或者您需要的话，我的一切，当然都会归属于您。是的，我在桌上找到了自己写给父亲的信。我明白您为我所做的一切，而我所能做的，也仅仅只能是在远方深深地感谢您。”塔基杨娜·彼得罗夫娜放下信，用她那双布满愁云的眼睛看了看窗外被白雪覆盖的花园，喃喃自语道：“我的天啊！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克里木！从来没有！莫非冥冥中早已注定有我们现在的这次相遇？我到底是应该说服他放弃自己的那段回忆呢，还是应该说服自己相信那件事？”她微微笑了一下，用手合上眼睛。窗外坠着一轮红红的落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