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丨高晋占：高考前赶上百年一遇的山洪暴发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高晋占，1946年出生，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工学博士。1964年毕业于河北阜平中学并考入清华大学，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留校任教，1979~1982年由教育部公派到荷兰Delft大学电子系学习。曾在清华大学讲授《微弱信号检测》《智能仪表设计》《专业英语》等共计八门课程，多次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科技攻关项目的研究工作，在多相流检测、微弱信号检测以及船舶通讯导航领域达到先进水平。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著有《微弱信号检测》《电子噪声与低噪声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复习教程》等书。曾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术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主任，工信部船舶通讯导航专家组组长等职。
原题
刻骨铭心的一段经历
作者：高晋占
1963年暑假，距离高考不到一年了，该加油了，却赶上河北省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和洪水………
倾盆大雨持续不停，据资料记载，短短几天内，阜平这个冀西山区小县平均降雨量608毫米，胭脂河上游超过700毫米，引起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大沙河洪峰流量高达3380立方米/秒，胭脂河为1914立方米/秒。全县淹死15人，受伤二百多人，倒塌房屋1.9万间。
我的家乡小村位于大沙河和胭脂河的交汇处，形似半岛。下游二十多里处的王快水库大坝已经完工，尚未蓄水。这个小村属于库区，必须搬迁，全村的其他住户都已迁走，到处都是残墙断壁。我家没有劳力，无力搬迁，成了该村唯一的留守户，孤零零的一座小土房伫立在一片废墟中。每天夜晚，整个村子漆黑一片，没有鸡鸣狗叫，更没有人声，死一样的寂静。
大雨滂沱，听得见不远处大沙河的奔腾咆哮声。屋顶漏水了，用几个瓦盆接水，叮叮咚咚响个不停。困在孤房中已经9天，靠接雨水勉强度日，只要有点粮食，人就可以活下去。
1963年8月10日深夜，屈身在煤油灯下，趴在炕沿上练习化学题。化学是我的弱项，需要下功夫，否则在高考中将会吃亏。
当我从一道难题中回过神来时，忽然感觉外面的雨声有些异样，向外张望，伸手不见五指。找到几根麻秸杆，点火向屋外照看，只见四周都是水，很快就要漫入屋内，吃惊不小。按照水库的设计规划，到1964年才会淹没这里，本来打算熬到高考后再着手搬迁，想不到大水猝不及防提前来到，事先没有任何通知或消息。事后得知，为了保水库下游，保住海河和天津，王快水库提前蓄水，而且一夜之间蓄到了最高水位205米高程。
大难临头，首先逃命，叫醒已经熟睡的小弟，冒雨涉水奔向附近高坡。
文革中作者与小弟合影
俗话说破家值万贯。我的破家，唯有几件破破烂烂的生活必需品，值不了几贯，却是过日子必不可少的，还有一点可怜的粮食，也是维持生命的热量来源。赶快找到已经搬迁到山坡高处的乡亲，求他们抢出一点生活物资。
有人在雨中一遍遍呼喊：“XX家遭水淹了！快来救人呐！”凄厉的喊声划破夜空，划破雨雾，在山中回响。
朴实、善良而又贫穷的乡亲们冒雨前来，奋力抢出少量主要物品，眼看水位在迅速上涨，立即着手拆房，抢出房木。这些房木，是我家的主要财产，如果被水漂走，则再也没有能力盖房了。自己动手拆除赖以生存的住房，心如刀割。
天色微亮时，大水已经淹没到半墙，土坯垒成的墙壁被水浸泡软化，几声巨响，轰然倒塌。
黎明时分，大雨停了。当我扛着一根房木，忍着脚掌被扎伤处的疼痛，艰难跋涉上山时，回头一望，只见一片汪洋，房没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家没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想活下去，怎么活？
回味平生，不曾做过缺德事，不曾对不起什么人，不知为什么老天爷给我这样的惩罚，落了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爹没了已经10年，娘没了已经5年，赖以生存的两间房又没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欲哭无泪。那一刻，死的心都有。
转念一想，如果我早睡一小时，或者大水晚来一小时，则我已熟睡，后果不堪设想。既然从大水中逃了一条命出来，说明天不灭我，就应该活下去。看着小弟依赖的眼神，更应该活下去。虽然只有17岁，已经意识到我是这个家的台柱，不能倒下。
要活下去，每天都要做饭吃饭。锅灶没有了，没有办法做饭。搬来三块石头支起一个破锅，凑凑合合也能做饭。
要活下去，每天都要睡觉。房没了，炕没了，没有地方睡觉。好在天不冷，大地为床，苍天作被，也能睡觉。刮风下雨时，驴圈、羊圈都可以遮风避雨。
人的第一需要是生存，猫狗都有一个窝，人更需要一个窝。再过几个月，天气就要冷了，没有窝难于生存。要活下去，首先必须盖房垒窝，上学成了不敢奢望的梦想，我第二次辍学了（第一次是小学三年级时）。
遭此大灾，没有任何政府官员过问，更没有任何救济，只能自己救自己。
十多天后，水退下去了，原来的房子，只剩下一堆泥土和矮矮的残墙断壁。扒开泥土，挖出几件没有毁坏的日常用具，清洗一下还能用。之后的半个多月，带着小弟挖房基，把房基石头挖出来，用作再盖房的基础石料。
东山墙房基被挖成一个深槽，我和小弟曲身在深槽底部，埋头撬动一块大石头，忽见槽壁的砂土无声滑落，拉起小弟急逃，刚出深槽，两侧塌下填平了深槽。谢天谢地，没有被埋在里面。
除了自己每日辛苦劳作，要盖房，还必须雇用木匠、泥瓦匠，脱坯、搬运房木和石料还需要力工。虽然是建造简陋的土坯房，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寻找合适的施工人员，谈施工要求，讲价钱，订立合同，交订金，做监工，为施工人员挑水烧水，检查施工质量和进度，验收付费等等，这些建筑施工中的各个环节一样都不能少。17岁的我，常常感觉脑子不够用。
水库移民搬迁补偿费少得可怜，每间房120元，每亩地60元（归生产队），每个碾子15元（归生产队），房前屋后每颗大树1元，小树2角。就是这些少得可怜的搬迁费也没有及时发放到位，靠拿到手的搬迁费重建家园，远远不够，只能因陋就简，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能够自己干的事情，尽量自己出力，盖房过程中还学会了一些木工和泥瓦工手艺。
脚上被扎伤处已经发炎，疼痛难忍，狠心花了1毛7分钱，买了一包消炎粉，撒到患处很快治愈。这是我18岁前所花的全部医药费。
每日忙忙碌碌，无暇挂念上学的事。将近四个月后，在不远的高处，一座简陋的土坯房拔地而起，虽然还四处漏风，但可以避雨，又可以安家了。有了房，有了家，想上学的念头又萌发了。高三的第一学期已近期末，加把油也许能够赶上去。心一横：上学去！
2000年作者与小弟合影
把家中安排了一下，让年迈的瞎眼姥姥照看小弟，为他们磨了面备了柴挑了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毅然走上返校的路，心中掠过几分凄凉。
往常每年冬季，在王林口南面的大沙河上会建一座临时的草桥，过此桥到县城只需步行40里路。1963年冬，因为特大洪水和水库提前蓄水，没有搭建这座草桥，只能绕道南路多走六七里路，经倪家洼、崔家庄再翻越一座山，由县城西大桥跨越大沙河，才能返回学校。
漫天大雪中奋力前行，走过北果园村后，又向西走了一段路，觉得该上山了，天地之间一片白茫茫，看不到路也找不到人，茫然四顾，雪地里只能看到自己留下的脚印（那个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因为不熟悉这条路，该从哪里上山，犯糊涂了。好在从山的走势，还能辨别方向，认定只要翻越右手这座山，就能到达大沙河沿岸，就能找到县城。心中有了数，毅然上山，没有顾虑，没有悲哀，只知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向前走。翻过山脊后，看到了远处的大沙河，心中一阵敞亮，一块石头落了地。
回到了学校，回到了班级，老师和同学亲切的目光和问候，温暖着我那颗孤苦的心。虽然每天都要饿肚子，这个集体也是一个家。只要能够活着，就要好好地活着；只要有学习机会，就应该努力学习。
耽误的课程，奋力自学赶上，把所有的作业用破纸演算了一遍。除作文外，老师从来不要求我交作业，这是高中3年的惯例，因为我买不起作业本，只能用破纸做练习。由于高中几年考试成绩突出，两次数学竞赛都获第一名，所以老师们对我这个特殊学生格外开恩。物理和化学老师还安排我单独补做了实验。
某次补做一个电学实验，物理课老师李明智向我说明了实验要求，并叮嘱我做完实验别忘锁门，之后就去忙其他事了，实验室中只剩我孤零零一个人。很顺利地完成了实验，看到220V交流电源来自一个调压器，于是突发奇想：我把电压调低一些，会有什么现象？调低电压不应该发生任何不良后果。手握调压器手柄向低端一调，大事不好，只听“啪”的一声，所有的指示灯和照明灯都灭了，任何地方都测不出电压。我知道闯祸了，不知烧毁了什么东西。
我很害怕，烧坏的设备或器件我肯定赔不起。锁门后，战战兢兢地把钥匙交还李老师，没有告诉他发生了什么。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重大的不诚实。
好几天惶惶不可终日，就怕看见李老师。但是李老师并没有找我麻烦，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那时李老师教物理课之外，还担任我们班的副班主任，我知道李老师喜欢我，因为我学习成绩好。猜测李老师在包庇我。
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我为什么闯祸。那时山区供电很不稳定，多数情况是电压太低。为了能够正常实验，李老师把调压器反接，即把输入、输出端对调，以把电压升到220伏。我降压的操作，实际上是升压，结果把保险丝烧断了。
1964年元旦，我所在的阜平中学高中11班举行了联欢会，同学们或唱或跳或逗乐，表演的节目五花八门，校长到我班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我用笛子吹奏了一曲“红梅赞”。置身于一个集体中，真好。
作者高中毕业头像
7个月后，迎来了决定终生命运的高考。又过了一个多月，1964年8月24日，带着老师赠我的计算尺和数学手册，带着遍体伤痕，背起一个简单的行李卷，第一次坐汽车，第一次见到火车并乘坐火车，来到北京来到清华园，第一次见到楼房并住进了楼房（1号楼），开始了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宛如鲤鱼跳入了龙门。
大学的助学金比中学时多了近两倍，虽然仍旧吃不饱，但比中学时好多了，购买教科书和其他学习用品是有保障的，偶尔还可以吃点肉，也能把假期回家的路费节省出来。开始学说普通话，还学着城里人的样子，开始刷牙、洗澡和理发（班上同学互理），结束了剃光头、不刷牙、不洗澡的历史。这也许就是后来的文革中所批判的“一年土，二年洋”，但“三年不认爹和娘”批不到我头上，因为没有爹娘可认。
一段死里逃生的经历，一段艰难的岁月，刻骨铭心。几十年后回首往事，心中仍有几丝酸楚。
1981年8月作者在荷兰海牙国际法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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