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钱穆:中国之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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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素来关注教育问题,并常从中国传统人文教育思想出发,对当代建基于知识分科和实用主义的教育观念及教育体制提出批评。与教育直接相关的,是“师道”的问题。在钱穆看来,教育是一种精神事业,中国文化传统中并未产生宗教,故“中国社会之学校,即已代替其他民族之教会,而中国社会之师道,也已兼尽了教会中的神父与牧师的职责。”由之可见,“师道”之“师”,是不同于通常意义上职业化教师之“师”的。
随“师道”问题而来的,是道统与政统的问题。“尊师重道”是中国社会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特有精神,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师道为中心而维系的,故有“作之君,作之师”一言。而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师所代表的道统重于君所代表的政统的。这一点,始自孔子。孔子首倡“师道”,被称为“至圣先师”,而孔门弟子亦称“夫子贤于尧舜”。为师者的最高理想,不仅能学究天人,将道统传于后人,而且能教人以“成人”。这亦是以孔子为代表。故而,钱穆认为,“中国人理想中的'圣',同时便该是个'师’;而为师者,在理想上也该是个'圣’。”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无论教育、文化传承抑或政治传统,在孔子这里皆有一个转折点。孔子之前,教育多为贵族教育,学术掌于宗庙,天文、历法、音乐、农事、医药等皆属史官之职,所谓“王官之学”。自孔子收徒讲学,私学兴起,诸子百家均有徒属,教育之权渐从政府下移至社会。社会自由教育的兴盛,尤以先秦与两宋为典型代表。孔门六艺,非“王官旧统”,《春秋》亦为“家言”,学术自由风气由之兴起,所谓“家言盛而官学衰”。故而,孔子又被称为“素王”。孔子以前,道统于君,即所谓“王官学”;孔子以后,道统于下,所谓“百家言”。可以说,道统于师不统于君、道统重于政统,自孔子以下,这一局面形成并逐渐定型。因此,钱穆先生提出,教育重家言,不重官学,循下统,不循上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绝大特点”,并且政府亦当“具洪度雅量,不轻肆压制包揽”。
以上为本文的大致相关背景。本文是钱穆先生在1969年9月28日发表于台湾《中央日报》专刊,谈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师道”及其发展历史。当时台湾以9月28日孔子诞辰日为教师节。1970年9月教师节,香港《人生杂志》重载此文。
今年为孔子去世2500年,又适逢教师节,选本文以作纪念。文章选自钱穆先生著作《文化与教育》(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文 | 钱穆
中国文化有一特质,即在其无自创之宗教。亦可谓在中国文化体系之内,宗教并未获得一种圆满之发展。此因中国文化传统极重视教育,教育善尽其功能,则宗教自无发展之机缘与必要。
因重教育,故重师。中国第一大圣人孔子即是一位大教育家,后代称之曰“至圣先师”。
孔子是鲁国人,在今山东曲阜,但孔子学生则来自四方,有从齐国来的,有从卫、晋、宋、吴其他各国来的。孔子只是私人授徒,自由讲学;但孔子弟子这一集团,在当时却是国际性的,也可称是世界性的,由中国古话说来,乃是“天下性”的。而且孔子门徒,有贵族、有平民,无身份之别,并有父子同在孔子门下受学的。在那时,孔子并未特创一学校,也未特定某几种科程,只能说有此一集团,但此一集团,也只能说是一教育集团,决不是宗教集团。
孔子当时,已备受各国敬礼,不仅在鲁国,孔子周游天下,所到各国,如齐景公、卫灵公皆对孔子敬礼有加。我们只可说,孔子乃是以一教育家身份而受各国君主贵族乃及全社会敬礼者。故中国人尊师之风,乃自孔子而开始。
迨孔子死了,那时孔门弟子,群议如何来为其师行丧礼。中国人一向重礼,在家庭,在国家,在社会皆有礼。如父子之礼,夫妇之礼,兄弟长幼之礼,君臣之礼,朋友之礼,人与人相处相交接则必各有礼,但师弟子之关系,其获得重视,则由孔子始。故孔子之卒,乃无一项师弟子间之丧礼可资遵行。孔门弟子乃依照丧亲之礼来丧其师,当时并无此礼,而孔门弟子具有此心,故称之曰“心丧”。大家在孔子坟上,盖草室住下,此之谓“庐墓”,庐墓三年,乃是丧亲大礼,弟子们各在孔子坟上草室中住了三年,此实是一种大礼,但亦是一种非礼之礼。
三年满了,大家各自回去,只有子贡在孔子坟上又继续住下三年。这大概因当时弟子们心不忍去,而又不得不去,子贡年辈较长,他经济情形亦好,所以由他来代表弟子们再住三年。临去的都向子贡流涕揖别,让子贡独自留下。
当时来孔子坟上的,各自随身携带其本乡特产树木一种,栽在坟上,留作纪念,遂有所谓孔林。年代久了,那些树木相继萎枯,但仍不断有人接种,因此两千五百年来,孔林葱郁如旧。相传有子贡手植桧一支,则历久尚存,今孔林尚有一石碑标明此树。
我们当知,今世界各大宗教教主遗迹,大体上都由后来教徒创立,只有孔林,乃由孔子身后直接遗传,其亲切而自然,其庄严醇朴,亦可谓世界各大宗教乃无出其右者。要讲中国文化传统下尊师之风之原始,则我们必从孔林讲起。
但此所谓“庐墓心丧”之制,也只有孔子一人如此,此下尊师之风相传无替,而心丧庐墓则绝少奉行。此因孔子大圣,后之为师者固不敢自比孔子,为弟子者亦不敢尊其师上拟孔子。然教育事业则终自与宗教不同。孔子虽为中国后代一大宗师,但决非中国社会一大教主,此层亦当明辨。
孔子以后,其弟子讲学四方,亦备受尊礼,如子夏为魏文侯师,而子夏弟子田子方,魏文侯亦仍以师礼事之。及至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当时大国显君,如梁惠王、齐宣王,他们尊礼孟子,其实亦只是一种尊师之变相。在战国时,各国君王贵族尊贤下士之风,实也是由尊师之礼递变而来。当时百家争鸣,而各家大师俱受社会上下尊礼,此等亦皆是尊师。故战国时代,亦可称为师道大行,尊师之风达于极盛之时代。
下则楚汉相争,在兵荒马乱中,汉高祖路过曲阜,那时在曲阜孔家,还是有许多学者群集讲礼,汉高祖本是一粗人,心下有感,亲到孔林祭拜,那时距孔子之卒已快近三百年,而孔门乃成为世代相传一讲学之地,故孔家子孙,直从春秋末到汉初,世系传袭,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寿等,皆一一明白可考。此非孔家一家之事,乃是其时学术界群力所致。自此历代相传,直至目前,孔家世系,还是绵延不辍。单据此一点论,全世界亦再没有第二人可和孔子相比。换言之,亦见中国社会之尊师,在全世界,亦更无其他民族可比。
自汉以下,不仅曲阜孔林屹然常在,而且全中国,每一行政区域,每一地方政府所在地,必有一孔庙,奉祠孔子。在清代,孔庙前必有一碑,上镌“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到此下马”字样。不知此制起于何时,要之尊孔即代表着“尊师”,而中国社会上下尊师之礼历久勿替,亦即此可见。
历代帝王,除祭祖先外,尚有两大祭,一是祭天地,一是祭孔子。我们也可说,中国文化系统中有“三大统”并受重视。一是“血统”,此是家属伦理,凡子女必祭其祖先。一是“政统”,尊君即所以重政统。一是“道统”,或称学统,尊师即所以重道统。此三大统又向上绾结于“天”之一大统。中国社会天、地、君、亲、师五者并重,其意义即在此。此乃中国文化传统精神所寄,中国文化传流之得以一脉相承,数千年传递不绝,此是一大关键。
中国历代帝王,主政统者,亦必知尊道统。王子贵胄们必受教育,而以王太子为尤然。汉高祖以下,如惠帝、文帝、景帝以至武帝,在其未即王位前,皆必拜师受教。武帝师赵绾即是一儒家,崇奉孔子之道者,武帝十六岁即位,赵绾及其同学王臧即在朝用事,又召其师申公来,故武帝初即位即崇儒,此乃其幼年教育之影响。
及后设太学,此乃中国有国立大学之始。汉光武乃是王莽时代一太学生,故东汉中兴,光武即特别重视教育。其子明帝、孙章帝皆在宫中受极严格之师教。光武在大学中习《尚书》,故明、章两代皆受《尚书》。章帝师张酺为东郡太守,章帝东巡泰山,过东郡,张酺谒见,章帝先备师弟子之礼,令酺讲《尚书》一篇,酺上坐,帝下坐听讲。然后再修君臣之礼,帝上坐,酺下坐白事,此在中国历史上,永传为帝王尊师之一段嘉话。
政统本该与道统相一致,而师弟子亦相成为一体。若无师,安得有弟子;若无弟子,亦安得有师。在西汉时,朝廷有大政事,太学博士均得出席廷议。博士即如今之大学教授,虽不任官职,但朝廷大政亦备咨询,可自由表达意见。到东汉章帝后,太学愈盛,太学生多至三万人。那时太学,并无如近代大学分院分系之详,学生多了,博士无可传授,只有倚席不讲。但一辈太学生聚集中央政府下,渐渐养成一种清谈之风,论学论政,他们由弟子替代了师,亦获得当时政府和社会之重视。
下到三国两晋以下,师道凌替,虽有太学,形同虚设,教育退缩到门第中去。而其时印度佛教传人,于是遂有宗教师之出现。此等宗教师,国外来的如佛图澄、鸠摩罗什,国中自兴起的如道安、慧远等,皆受政府及社会之尊礼。大体上分别而言,如佛图澄、鸠摩罗什,因其是胡人,更受北方五胡君主崇奉。而中国僧人则在社会上受重视。尤其如道安,他先居河北,后投襄阳,终赴长安,所到都随带大批僧徒,受人供养,大有孟子气派。慧远则仍居庐山,与社会不多接触,当亦隐然为一时之重镇。我们当知,佛教在当时所以畅遂流行,中国社会上下自古相传那一种尊师之风,实亦为其重要一契机。北周武帝灭北齐,下马即去拜访北齐名儒熊安生,熊安生亦早先料到,命其家人扫门以待。可见尊师之风,那时还依然存在。
下到唐代,凡僧必称师,朝廷亦奉僧人为国师。儒学则日见衰替,独有一韩昌黎挺身辟佛,他著有《原道》与《师说》两篇大文,要重振儒道,则必重唱师道。但那时亦只有韩昌黎,敢于自为人师,同时如柳宗元,他拒绝人称他为师,有“蜀犬吠日”之喻,说他不敢效韩昌黎,若亦自居为师,岂不将招惹举世笑骂。但韩昌黎虽竭力辟佛,在他文章中,遇僧人亦必称师,此乃社会习俗已成,亦是无可如何,而韩昌黎在当时,实亦没有发生大影响。
宋代始是师道复兴。胡瑷在苏、湖讲学,朝廷礼聘他去太学,并依照苏、湖成法制为太学制度。又在各州郡大兴学校,但当时人看重师资,更重于看课程,若无师资良选,学校宁愿不办。因此各地地方学兴废不常,而私家讲学,则代之而兴。当时的理学家则必然以师自居,与普通学者文人不同。如谢良佐宰应城县,胡安国以典学使者行部,不敢问以职事,却修后进礼进见,并向之问学,亦传为理学中一嘉话。
在此值得一提者,在宋代,不仅皇太子须入学,即皇帝亦置讲官及听讲。神宗时王安石为讲官,争天子须立听,讲官须坐讲。谓讲官不尊于天子,但所讲者道,天子尊道,则当立而听。讲官坐讲,非以自尊,乃以尊道。其后程颐为哲宗侍讲,亦争坐讲之礼,惟司马光主尊君,乞仍立讲,而皇帝坐听。其实王程两人所争,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尊师大道所系。如汉章帝对张酺,亦是师弟子之礼与君臣之礼分别而行。佛教徒亦有“沙门不拜王者论”,亦是说道统不当屈服于政统。但宋代讲官又称“经筵”,其实经筵一辞原起唐代,僧人设座讲经称经筵,宋廷讲儒家经典,而仍误用佛家名辞于不自觉,到明代,则更正式用“经筵”为官名了。
现在我们说宋代为中国社会师道复兴时期,大体应是不差,此于当时理学兴起有大关系。元代社会,理学已普遍受尊重,其时书院特盛。地方官新上任,必先拜谒书院老师,又必赴书院听讲,书院的教授老师们遇地方官来听讲,必举地方利病以及从政要道为讲题,这一点也是值得提及。
明清两代尊师风气,大率承之宋代,即如王阳明,身居巡抚要职,在军务佐偬之际,也常有一辈学者弟子们相随讲学。曾文正在晚清,膺戡平洪杨之重任,在其军中,幕府宾僚一时称盛。但此辈宾僚中,亦有大部分,只是来相从讲学,不负责实际任务。在中国社会上下心理上之所反映,似乎做大官还不如当大师更受重视。
又如晚明东林党,本只是十几个书生在一地方性书院中相聚讲学,但风声所播,震撼朝廷,中央大吏亦纷起响应,激动了政治上绝大浪潮,直至满清入关,此风还是延续,尚有学者们在都讲学,不少达官贵人前往听讲。当知此等风气,亦是从尊师传统下递禅演变而来。
上所述说,其可指出中国社会之尊师传统,在中国整个文化传统中所占之地位。但同时亦可说明,苟非中国文化传统整个存在,此项尊师传统亦难单独保留。今再申说,中国社会尊师传统之特殊意义,为并世其他民族所无,而卓然成其为独出之所在。一则师与君并尊,故曰“作之君,作之师“。二则曰师与亲并尊,故师卒有“心丧”。三则曰师之主要责任在传道,故曰“师严而道尊”,又曰“尊师重道”。而道统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占最重要之地位。实则古人言道统,即犹今人言文化传统。辞虽异而实则一。政统数百年必变,道统则与民族而并存。
就宗教言,佛有三宝,曰佛、法、僧。中国文化中之师,即犹如各大宗教之有僧侣。换言之,师即是道之代表与传递人,亦即是文化传统之代表与传递人。故中国人又曰:“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经籍所讲,虽亦是古圣人所说之道,但若只保有三藏十二部经,而无说法人,又若人说法而无以身作则之名德高僧依法修行,此将不成为一名符其实的僧院与佛寺。中国社会一向所期望于师者,实乃如各大宗教之期望于僧侣,无论是幼学启蒙之师,乃至讲学论道之师,要之师之为业,必当明道作人,担负起人生中最伟大最崇高之职务。
此一百年来,中国社会正在极度激荡震撼中,首先是大家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失去了信心。因此历史上是否真有此一套道统,而此一套道统又是否值得保留与发扬,亦已在人人心上生起了问题。而且此一百年来,教育制度,正在逐步革新,智识传授,成为惟一目标,德育群育,退处不重要之地位。大前提在变,则所谓师道之内涵意义自亦随而变。今日学校中教师,则成为纯职业性的自谋生活,社会亦以此来衡量教师之地位。为父母者,孰不对其子女抱有远大之希望,然所希望者,只在获得学校一张文凭上。只重视子女能入学,却并不连带重视到学校中之师,此已成为普遍现象。在此时期而来谈文化旧传统下之师道,亦如白头宫女,闲话天宝遗事而止。
此下的中国,是否真要全部的舍其旧而新是谋,抑或还是要回过头来,复兴文化以为立国之要图,抑或折衷于二者之间?必将有一选择。不论选择哪一边,要到达目标,则仍必以教育为首务。要教育善尽其职,则仍必要复兴师道。学校教育决不能像今天般只是一职业预备所,只是一知识贩卖场。学校该能做人明道则仍是中国自古相传师道之重任所在。目前社会纵不尊师,为师者应先自尊自重,互尊互重,中国古人所谓敬业、乐群,为师者,大家自应敬此师业,乐此师群,而后师道乃可以复兴。
今再综述要旨,要复兴文化,必当复兴师道。纵说要舍旧谋新,尽量破弃旧传统,建立新风气,但此一期望,仍必要仰仗教育,尊重师道。换言之,则仍必要复兴中国文化传统之此一部分,乃始有基址可立,道路可循。若如今天般,师道扫地,使下一代只知获得些知识,谋求一职业,则师道尽而人道亦尽,到头只是一场空。我辈担任师职者,对此不应不特加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