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丹死亡行军,一个到处充满死亡的行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犯下了滔天重罪，残杀了无数的军人和平民。然而如本所犯下的罪行并不只是体现在中国的战场上，在太平洋的战场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而这正式今天小编要介绍的的，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次死亡行军，巴丹死亡行军，现在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下吧。
我们饥肠辘辘，忍受着疟疾和痢疾的折磨，步履蹒跚地走进了一个年代久远的破旧不堪的战俘营。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奥唐奈战俘营，它得名于最先登陆菲律宾的一个西班牙殖民者。不幸的是，这个战俘营好像没有竣工，因为从表面上看起来是那样的残破。尽管战俘营是建在茂密的丛林之中，但营地里的树木却很稀少。营内的房屋是用聂帕榈树叶搭成的棚屋，这种屋子非常简单，仅仅是在支架上覆盖少许聂帕榈树叶用以遮风避雨，这是菲律宾土著的习惯做法。岁月无情，这座废弃的战俘营中很多房子已经没有了屋顶，有屋顶的棚屋的支架也已经腐朽不堪、东倒西歪，随时有倒塌的危险。这不是一个适合人长期居住的地方。
放眼望去，杂草丛生，即使棚屋里面也是如此。棚屋全都窗户紧闭，到处弥漫着腐败的气味，蛇虫鼠蚁横行其间。只有围绕在战俘营四周的锈迹斑斑、带刺的铁丝网，才能让我们感觉到过去有人在这里生活过。日本兵把战俘驱赶进棚屋，原本一个棚屋只能勉强容纳16人，现在却要挤下整整40人。
日本兵不分青红皂白，任意毒打战俘，只要他们高兴，殴打战俘不需要任何理由。兄弟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排着队在操场上立正或者齐步走，做不好就要遭到日本兵疯狂的殴打。对于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俘虏来说，能享受这样的待遇也是奢望。刚到战俘营的时候，我的腿受伤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日本兵就用枪托打我取乐，最可怕的是那个站岗的日本哨兵，他解下军用裤带歇斯底里地抽我。皮裤带一下接一下地落在我的后背和屁股上，我感觉到身上的血液统统涌向了后背和大腿。他还不过瘾，又用裤带抽打我的脸，我疼得已经失去了知觉，只听到裤带在我的脸上啪啪作响。疯狂的鞭挞和刺骨的疼痛，让我的意识逐渐模糊起来，出于本能我想要还手揍他了。值得庆幸的是，我及时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做出傻事。我挣扎着用衣服擦去脸上的血，然后把衣角按在伤口上，希望在再次挨打之前能把血止住。我这样想是对的，日本兵不会花费时间精力去找强壮的人的麻烦，他们只会欺负老弱病残。华为
随后，我们被押到一片开阔地上，日本兵命令我们把口袋和携带的背包里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到地上。日本军官和士兵在队列里走来走去，搜寻那些能够把我们置于死地的蛛丝马迹，当然只有日本人才知道这些所谓的蛛丝马迹到底是什么。突然，我听到步枪开火的巨响。不久，所有的战俘都明白了，谁身上有日本的或印着日本标志的物品，谁就会“立刻被干掉”。因为日本兵认为，我们得到这些东西的唯一途径，就是从伤亡的日本士兵身上拿走的。然而事实是，有一次，几个日本兵来到我们位于巴丹半岛的临时营地向我们要了些香烟，其中一个日本兵给了一名战俘一些日本钱币和物件作为交换。悲哀的是，这个日本兵的“文明行为”反而给接受日本钱币和物品的战俘带来了杀身之祸。日本看守发现了这个俘虏面前的那枚日元硬币，不由分说地把他拖到一旁枪决了。
在巴丹陷落之前，日本飞机曾经在美菲联军的防区上空撒下一些“劝降书”。如果某个俘虏身上保留了这样的“劝降书”，也会被立即处死，理由是没有珍惜投降的机会。那些身上有“劝降书”的战俘不得不在被发现之前把它吃掉。对战俘来说，身上有这些东西比严刑拷打更让人害怕。
当我发现一张“劝降书”从身上掉出来的时候，我顿时吓呆了。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不让这群虎视眈眈的看守发现呢?我深吸了几口气，偷偷把纸片塞进嘴里尽可能把它迅速嚼碎，咽下去。我费尽力气总算让这害人的东西彻底消失在胃里。
检查完毕后，日本看守让我们立正，站在广场上接受战俘营日本指挥官竹田大尉的训示，训示的内容是战俘的言行规范。竹田大尉大约有35岁，5英尺8英寸高，160磅重。他站在高台上，俯视着3
000名战俘，在翻译的帮助下，开始滔滔不绝地“训示”。他叫嚷着：“你们都是懦夫，任何一名日本军人在即将被敌人俘虏的情况下，一定会自杀的，而你们美国人却没有。你们美国人连狗都不如。”他情绪激动地抱怨着：“一百多年来美国一直都是日本的敌人，美国人的任何行为都不能改变这种看法;当年美国人在日本民众身上所做出的种种恶行，你们必须为此做出补偿。”他接着吼道：“我们绝不可能跟猪一样的美国人成为朋友。”
他一边歇斯底里地咆哮着，一边在空中疯狂地挥舞着胳膊和拳头。烈日炎炎，持续的亢奋，让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开始变得有些恼羞成怒了。要不是他的腰带左侧别着的指挥刀和无线电对讲机上的勋章提醒了我们，我们绝对看不出他是一名驻扎在巴丹半岛的指挥官。接着，他不怀好意地提醒我们：“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你们那些已经战死沙场的战友们是多么幸运。”果不其然，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说的真是太对了。
我们被要求参加训练，训练的内容是在战俘营内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去做。首先，无论在何处，只要看到日本军人，一定要弯腰敬礼。其次，我们跟日本军人对话的时候，一定要说“是的，长官”。他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诫我们，如果违反规定，任何一个日本军人，都可以随时给予我们严厉的处罚，甚至是处死。最后，他还警告我们，日本军方不会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要求来对待战俘，而会选择自己的方式处置我们。竹田大尉这番歇斯底里的表演，让我们陷于绝望，摧垮了我们的信念。
竹田大尉扯着嗓子，咆哮了大约两个小时，训话终于在下午三点左右结束了，这是一天当中最炎热的时候了。在整个训示过程中，所有战俘不得不直挺挺地站在操场上，至少有十多个战俘中暑晕倒。即便晕倒，他们也不能离开，要一直躺在地上直到训示结束，才被允许抬进去并接受“治疗”。
竹田大尉结束了他的“演讲”以后，日本兵把我们的物品翻了个底朝天，收缴了几乎所有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手表、戒指、妻子儿女的照片等。幸运的是，我亲爱的劳拉的照片被我藏在袜子里面幸免于难。最后我们被允许在战俘营里面四处走走，自己选择一个棚屋住下。
我一直在用“他”这个字眼，好像在巴丹就没有女人存在。其实不然。尽管在行军过程中和奥唐奈战俘营里并没有妇女，但在巴丹半岛和克雷吉多岛的日军战俘营里有很多女性俘虏，她们大多是美国陆军和海军的现役战地护士，另外，还有一些妇女是平民或者美菲联军官兵的妻子或女儿。她们和男性士兵、平民一起被日本军队俘虏，并被关押在马尼拉的圣托玛斯大学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