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 铁肩辣手
热播剧《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李大钊替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申请了邵飘萍新闻学报告会的听课证。一次会上，毛泽东、邓中夏与陈俊达就“怎样才是合格的新闻记者”展开讨论。毛泽东答道：做一名出色的记者，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立场和职业操守，追求真理是一名记者至关重要的品行和良知。
这正是邵飘萍一贯的新闻坚守。在他看来，新闻事业不同于其他事业，它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是非善恶标准，反映国民的要求。邵飘萍创办《京报》，他的理想就是办一份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他相信新闻记者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对于他的捍卫言论自由。
邵飘萍生于浙江省金华县芝英考寓（今浙江省金华市樵楼巷）。5岁起即随父在私垫读书，14岁进秀才。父亲邵坦懋（邵桂林），清代廪贡生，以开设“歇家”（当时打官司人的寓所）和教私塾为业，兼营养鹿，家境渐裕。21岁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学制三年。三年里，邵飘萍读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大开了眼界，并被梁启超的文章所感染。他开始为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的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在此期间，他受到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等人的影响，和鉴湖女侠秋瑾曾有书信往来，秋瑾殉难前5天还给他这个青年学子写过一封信。
1912年，赴杭州与杭辛斋合办《汉民日报》，经理杭辛斋、主笔邵飘萍。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15年的终身报业生涯。2月，以二次革命嫌疑罪被捕，《汉民日报》遭封。1914年营救出狱，东渡日本，入法政学校，组织东京通讯社。1916年春回国，主持《时事新报》笔政，继应申报社长史量才之邀，继黄远庸之后，北上来京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同时创办通讯社“新闻编译社”，并自办昭明印刷厂。《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篇22万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才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邵飘萍就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至袁世凯。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1918年，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他在编辑部亲手书写“铁肩棘手”（“棘手”一作“辣手”）四个字，摘自于明代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临刑诗句。
《京报》无党无派，不以特殊权力集团撑腰，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
1918年10月客座讲学时倡导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一直坚持每周上二小时的课。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要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还讲授了大量新闻学的基本知识（如采访、组稿、编辑、校对等），并指导创办了《新闻周刊》。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证书的有32人。名单中有不少人是中共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可见其影响的深远。时任北大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毛泽东除了课堂听邵飘萍生讲课外，还常去邵飘萍家讨教，据邵飘萍夫人回忆：“那时，毛主席是北大职员，平易近人，到我家里来，很有礼貌，叫飘萍为先生，叫俺邵师娘。”毛泽东1936年对斯诺回忆：“但是我并不失望。我参加了哲学会、新闻学会，为着能够旁听大学里的功课。在新闻学会里我遇见了同样的旁听生，象陈公博，他现在是南京的一个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变成了共产党，再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分子；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氏，帮助我很多的。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充满了热烈理想和良好性格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枪决了。”毛泽东运用他在北京所学到的知识，以新闻为武器，在家乡创办了《湘江评论》、《新湖南》等刊物以及平民通讯社等报刊和通讯社，又充任湖南大公报》记者。毛泽东也因《湘江评论》而声名鹊起。1920年8月，毛泽东等在长沙又创办了“文化书社”，在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大纲中，称“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为主旨”，其中就有邵飘萍的《新俄国之研究》等，随后毛泽东等还成立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此外，邵飘萍的一些新闻学论著也是该社社员学习的书籍之一。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讨论“个人生活方法”时，毛泽东表示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
段祺瑞宣布举行善后会议，邵飘萍持批评态度，他说：“所谓善后会议者，不过一班寒酸措大，聚讼之庭，嚼字咬文，与人民之实际生活有何关系？”
“五四”前夜，是个准备直接行动的不眠之夜，在北大的“五三晚会”上，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国民》杂志顾问的邵飘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大声疾呼“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他的报纸更是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的李大钊与邵飘萍结为伙伴。他们共同反对“二十一条”，一揭一呼，《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同年8月，遭受通缉，报馆《京报》被查封。赴日避难，受聘于大阪《朝日新闻》社特约记者。流亡期间，撰写五万字的《新俄国之研究》一书，向国人介绍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以及布尔什维克、列宁和苏维埃政权。并系统考察和研究日本新闻事业。
直皖战争后，安福系政府垮台，重返北京并复刊。1925年积极报道五卅运动，在此运动中，多次发表署名评论。又联合同仁拒登英日广告，发起募捐，救恤难胞。办报过程中与李大钊、罗章龙、鲁迅、冯玉祥过往密切。冯玉祥曾言：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
反奉战争中，支持冯玉祥策动奉军主力郭松龄倒戈。邵在《京报》发表了大量支持他们的新闻、评论。邵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每个人物后面都有邵飘萍的评语。邵不断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他不但力数张作霖的罪状，而且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使得只相信暴力的“马贼”张作霖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12月，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张作霖对他恨之入骨，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到京缉捕邵飘萍。
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 ，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予以逮捕。被捕后北京各界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代表时，毫无隐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与子玉（“子玉”即吴佩孚，“老帅”即张作霖）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
4月26日凌晨，直奉联军总执法处对邵飘萍草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审讯后即宣判他死刑。邵飘萍被绑赴天桥先农坛二道坛门刑场枪决。在北京政府总执法处张贴的布告中，宣布其罪名如下：“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此令。”邵飘萍死后，当局不准家属收尸，把遗体塞在“舍材”(为枪决者粗制的薄皮棺材)中埋入枪决现场。不久，其夫人汤修慧寻到葬地永定门外二郎庙起出。据载“开棺后看到飘萍尸体。子弹从后脑进入，从前面左颊部位穿出，呈小三角形。他头发蓬乱，血迹斑斑，身穿华丝葛长衫，黑色纱马褂，丝光袜，红皮底黑色缎面鞋。”不久，同为报人的林白水以“通敌有证”的罪名枪决。距邵飘萍在同一地点被杀不过百日。人称“萍水相逢百日间”。京剧艺人马连良等友人在邵飘萍死后筹办治丧，后遭受威胁，草草安葬于广安门外天宁寺旁荒地。邵飘萍整容后的遗容，照片上，他饮弹牺牲后左眼下的弹洞清晰可见。年幼的子女为免受害，亦未能参加丧礼。
邵飘萍与夫人汤修慧
邵飘萍死后，《京报》一度停刊，后又恢复出版，他的夫人汤修慧继承。1949年，毛泽东写信给邵飘萍的家属，确认他为革命烈士。1986，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确认了邵飘萍的确是中共秘密党员，入党时间是1925年，入党介绍人是李大钊、罗章龙。根据中共早期领导人罗章龙的晚年回忆录说，“邵飘萍是中共秘密党员，不断向我们党组织提供了关于北洋军阀政府方面的主要军事、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情报资料，以及经常从驻北京的外国通讯社那里取得特殊重要的新闻消息”……此后，罗章龙在接受方汉奇等人的采访中也确认邵飘萍入党是经过中共北方区委讨论通过以及中央批准的。
在北大新闻研究会学习的半年，是毛泽东在北大期间获益最大的几件事之一，影响了毛泽东后来的政治与思想观。北京一别后二人再无面缘，但毛泽东终生多次在会见外宾以及其他场合提到过邵飘萍，毛泽东不承认是胡适的学生，说胡吹牛；但承认说自己是邵飘萍的学生。直到晚年的毛泽东仍称：“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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