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出版于1967年，是社会学领域的一本经典，是一本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涂尔干的《自杀论》齐名的社会学经典。本书的问世，开启了社会科学领域一个跨学科的学派——社会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作者介绍
彼得·伯格（Peter Berger，1929—2017），奥裔美国社会学家，现象社会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与卢克曼同为舒茨的学生，两人私交甚笃并长期合作。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宗教社会学和关于经济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其社会学思想具有人本主义和现象学的特征。他认为社会学的任务是发现人类的价值，研究人类自身的状况，视知识社会学为社会学理论的根本，认为其使命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进行分析，即对社会的双重属性进行分析。一方面，社会是涂尔干所说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它也是韦伯论证的理解的主观意义，所以知识社会学要对客观的建构和主观的建构作出理论说明，以揭示在日常生活中“人是他们自己积极主动创造的社会的产物”这一常识性道理。其主要著作有《社会学的邀请》（1963）、《现实的社会建构》（1967）、《神圣的帷幕》（1969）、《异端的使命》（1980）等。
这本书我看的非常慢，中间又因为看文献而暂停了一段时间（就导致看到后面前面的内容有点忘了）。看完后对知识社会学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即知识社会学把人类现实理解为社会建构的现实，它给某些理论的“科学效力”、概念装置加上括号，因为它们只是理解现实的证据，而不是绝对的现实。社会学对于“现实”和“知识”的关系的研究总是不同于哲学，略过了与“本体论”的纠缠，而更关注于它们的相对性、辩证性。这本书对知识社会学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算是“互构论”的开山之作，在后面的部分着重谈论了一切“知识”在成为“现实”时所经历的社会过程，而这也是知识社会学最主要的任务。
不管什么样的“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被发展、传播和维持的。在这样的过程中，一切理所当然的现实就凝结在普通人面前，而这一过程正是知识社会学的关注点。
这种现实调和了涂尔干和韦伯的对立，强调客观事实性和主观意义的二元特征使得社会成为一种“自成一类的现实”。从社会学理论本身来理解知识社会学应当把握社会的主-客观两元性：一方面，社会是如涂尔干所谓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社会又是韦伯所说的行动之主观意义群。知识社会学探讨它们两者的辩证关系，其中，主观意义如何转变成为客观事实即关乎现实的社会建构。伯格和卢克曼就“社会与人的关系”展开了探讨，回应了社会学理论领域最核心的问题。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共生且相互形塑，而我们生活于其中,在内化的过程中又使它们回到了人们的主观意义中。二人展开了核心观点，即社会是由外化、客体化和内化三个步骤所组成的辨证过程，即
假设世界最初产生于两个人的互动，而两人重复的相处方式会逐渐惯例化，并且这种稳定的互动模式最终演变为制度，这也是人类秩序的来源。而当二人的孩子出现时，展现在下一代眼中的就是一个已经结晶了的制度，从此制度的客观性会变厚，会出现传统、历史和“历来如此”，这种嬗变会同时对父辈和晚辈产生影响：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唯一的世界；而对于父母来说，这个制度变得更加的严肃，他们将要扮演其他角色。当制度稳定以后，就成为一个外在于人的客观实体，不管个人是否喜欢，它都持续存在于现实中并且规制人的行为方式，并成为一种“自然状态”。只有在这种如自然世界的客观状态下，制度及我们的社会才能够世世代代传递下去。
此时制度已出现了客体化，所谓客体化是指人类活动的外化产品获得客观性的过程，人类忘掉了这个世界本来是自己的创造物，这种情况会导致一种危险的境地，即“物化”的陷阱（对客观社会的拜物教）。物化的世界是一个去人性化的世界，就好比韦伯曾经提出的“理性的铁笼”：科层制原本是一种具有高效率的组织形式，是人们为了更好地进行行政管理而创造的工具，而后来却在全社会出现了理性化和科层化的蔓延，使得人类充满创造性的活动变得去人性化、工具化，人类沦为官僚制的奴隶，剥`夺人的自由。人在这个世界中忘却了自己才是社会实体最初的建构者。一旦客观的社会世界建立，则物化的现象也随之不远，或者说，物化是客观化过程的极端。外化与客体化是一个连续的辨证过程的两个时间节点，而下一阶段就是内化，其实就是儿童的社会化，儿童通过概化他人，将自己的行为放入一个类型分类图式中，在重要他人的引导下逐渐将从这些特定他人的角色和态度推演为一般化的角色和态度，在这个过程中儿童习得了语言、文化、传统，最重要的是角色知识。在与初级社会群体的互动中，儿童通过反观他者对自己的态度，学会从镜子里反观自己、认识自己，因此在对他者产生认同之后，儿童也就能对自己产生认同，即我是谁。而在随后的次级社会化中，个体不断学习角色专属知识，并进而内化这些子世界背后的现实，从而表征着制度秩序。这里就要提到制度世界的正当化，因为现实中存在不同的关于现实的定义的竞争，新的一代带来了一个关于“服`从”的问题，因此无论何种制度都需要对个体宣示权威`性，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从最基础最自然的前理论合法化（如解释和谚语等）到繁复的象征性共同体的建立，合`法化一直在为社会现实和诸秩序做着正名的工作。）而语言、知识就是重要的两种正当化工具，从而使得现实可以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德里达认为，在文字与言语、意识之间，文字并非永远只是第二性的。文字一旦成型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存在，它不仅不是言语和意识的再现，而且反过来还限制和规定着我们的言语和意识，·“文字既构造主体又干扰主体”。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指出，作为一种话语实践，任何书写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书写者在写作时所置身于其中的话语构型或话语规则(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的约束和引导。这些话语规则规定了在特定的场合下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什么话该由什么人来说，怎么说等等。因此，一旦作者置身于某种话语构成规则之中，他就不可避免地要按照这一话语所折射的现实秩序去言说，去书写，去行动，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不是我们在言说，在书写，而是话语、文本在书写我们。
福柯提出的“考古学”方法，拒绝在对知识、对思想的研究中使用历史方法，而是将它们还原到话语本身，还原到话语形成的环境。正是在这种还原的过程中，在我们将知识和思想回到话语的过程中，我们重新得以认识到了知识和思想，重新回到了丰富的、复杂的、不确定的、矛盾的、零乱的知识和思想中 （这版翻译极烂）借助语言和以语言为基础的认知工具，知识将世界客体化了。它把世界收纳进那些事实性的事物，而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它又进一步被内化为'客观有效的真理’。因此，有关社会的知识可被理解为一种'现实’，它具有两层意义：一是客体化的社会现实被理解了，二是这一现实被不断地生产出来。
专家的话语体系是一种维护象征世界正当性的理论装置。这种理论装置用以维护本社会不同程度的越轨行为，抵御社会中异端群体的挑战，同时，也在不断为维持和扩展着既有的传统，即它在维系“官方的”世界的同时又在不断的自我证明、自我翻新。
知识和语言可以克服对制度的质疑和挑战，它伪装成绝对真理的样子，告诉人们世界的合理的行动的边界在哪里，而最高级的正当化就是象征世界（即各种理论传统的体系与各种意义领域的整合，并将制度秩序囊括在一个象征的整体中。）所有的制度以及人们所有的生命体验都被整合到这个象征世界中，一切行为、事物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中找到终极意义。比如宗教、神话、科学体系、政`治思想；又比如古代的“君权神授”，它们成为守护现实的外壳。在参照了权`力和正义的宇宙秩序后，政`治秩`序就得到了正当化，而政`治角色也被正当化为这些宇宙的代理人。我认为，现实中争夺的是一种权`力——关于对于现实的定义的权`力，当对现实的特定定义连接着具体的权`力利益时，我们就可以将其称之为'意`识形态’”。所谓的革`命其实就是去界定出另一种真实，一种与社会中的“官`方的”现实定义相反的陈述，异`端群体对被象征世界正当化的制度秩序而言构成了实践上的挑战，而在场域中占据着决定性位置的专家或者既得利益者时刻准备着将对世界的竞争性定义清除，或是话语上的，或是身体上的，并且通过一系列强化技术来“巩固”原有的现实。在知识的社会分配高度复杂的情况下，还会发展出一批专业化的机构，诸如学校、监`狱、精神病院，进而时刻持续着既有的社会化。当然象征世界也会遭遇危机，王国也恐惧国家会陷入混乱（anomie）状态，因此需要维护装置。
制度秩序的正当化需要持续不断地避免混乱。所有的社会现实都是岌岌可危的。所有的社会都是被混乱包围的建筑。当那些原本可以遮蔽危险的正当化举措受到威胁或行将瓦解的时候，一直潜伏着的失范恐惧就变成了现实。国家\种族\宗`教信仰\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一种被本社会定义为邪恶的、无知的、疯狂的一个替代性象征世界的涌现冲击了现有的象征世纪的正当性和不证自明。正如书中所说：
与替代性象征世界的对抗其实意味着一个权`力问题，它决定了在彼此矛盾的现实定义中，哪一种定义对社会来说才是说话算话的。如果两个社会有彼此对立的象征世界，那么它们在相遇时都会发展出各自的概念装置为维护自身的世界……两者没有高低之分……历史上每一次诸神之争的结果都取决于谁有更完美的武器而不是谁有更完美的论证（太喜欢这段了）
书中明确提出了两种维护装置：即治疗与虚无。当象征世界的危机出现时，维护装置会自动开启。治疗其实是一种正面的社会化，即扩大这个关于现实的合理定义的范围；而后者是一种负面的社会化，即缩小这个范围的边界。所谓治疗，指的是使用概念装置来确保实际的或潜在的越`轨者继续呆在现实的制度定义中，并进而开发出更多的概念装置，让越轨者在社会象征世界的客观现实中实现再社会化。在这个重返'常态’的过程中，个体必然会获得相当强的主观舒适感。在'找到自我’这种幸福知识的指引下，这个人重新回到了战友们爱的怀抱。在神的眼里，他变回了一个好孩子。而虚无则是否定了一切与原来世界不相容的现实，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赋予偏常现象一种负面的更低层次的本体论地位，进行概念扫除，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度，通俗来说，就是这些偏常现象是如此的愚昧、野蛮以至于不值得理性的人们加以关注；二是试图用原本世界的概念来解释一切关于现实的偏常定义，从而将一切无知都吸纳进原有的世界，最终在根本上予以清除异`己。
对一个世界的反对就被巧妙地转换为对这个世界的肯定。人们总是假定反对者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有将反对者的话转译成其所反对的象征世界中的'正确的’术语，这些话才变得有意义。
总而言之，正是通过“外化——客体化——制度化——内化”过程，整个作为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的社会得以构筑其存在，该书的全部论述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社会是人的产物，社会是客观的，人是社会的产物”。当然，书中还强调要关注社会中对现实进行定义的特定的社会组织、专家集团以及权力利益，后面部分讨论了自我认同、再社会化、主观现实的更替等等问题，很有趣。
本书的基本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