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商鞅，与历史教科书中的商鞅，相去多远？
战国时期，诸雄并起。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是时，秦国僻处雍州，被山东六国当作蛮夷看待，不得参加中原盟会与大国会议。此前秦历经几代君位动荡，国弱民穷，军队涣散无纪律，百姓私斗成风，邻国魏国趁机夺取其河西之地；民风愚昧，父子同居，男女无别。国家内忧外患，秦孝公不堪耻辱，即位之初便颁布求贤令，遍求强秦之人。彼时正在魏国的卫鞅（即后来的商鞅）闻说此令，西入秦国，通过孝公嬖臣景监四见孝公，说以帝道、王道、霸道与强国之术。孝公采纳后者，任用商鞅，启动变法。接下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商鞅变法顺应了时代潮流，使秦国国富民强、移风易俗。
然而，对于商鞅的评说，后世文人学者莫衷一是，褒贬各持己见，如今竟有'商粉''商黑'两派立场，此中对商鞅的批判尤甚。商鞅变法不仅推进历史向前发展，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更构建了后世国家机器、法律制度和经济结构的雏形。即如此，商鞅为何还会惨遭车裂，'中于谗诽也二千年'呢？
卫鞅、公孙鞅、商鞅，是同一人吗？
商鞅本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原名卫鞅。姬姓，氏公孙，故又称公孙鞅。后因在秦魏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於十五邑，号为商君，后世多称之为商鞅。商鞅入秦之前，在魏国做国相公叔座的中庶子。《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公叔座在临死之前向魏惠王（即后来问政于孟子的梁惠王）举荐卫鞅，并希望魏惠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沉默不语。因为在那个看身份的年代，一个默默无名身份低微的中庶子是不可能得到重用的，更何况是担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相。公叔座知道卫鞅是个大才，于是他说如果不用卫鞅，就必须把他杀掉，不要让他出国境，以免其帮助敌国。魏惠王应承着离开了，随后对身边的侍从说：公叔座想让我任用卫鞅，真是病得不轻啊。大王走后，公叔座赶紧叫来了卫鞅，将此事事告诉了他并劝其离开，不然会有杀身之祸。卫鞅道：'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他终究没有离开魏国。从这里可以看出，卫鞅是一个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准确的判断力和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的人，一定程度上也可看出他的赌徒性格。
卫鞅四见孝公
卫鞅来到秦国后，四见孝公之后才获赏识。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孝公与卫鞅是双向面试，孝公在考察卫鞅，卫鞅也在试探孝公。如果孝公一上来就为帝王之道所动，卫鞅很大可能会离开秦国，另寻他心中的明主。因为卫鞅从小喜欢的是刑名之学，是法家本色，与一般的迎合君主口味的策士说客不同。而在《商君列传》的评赞中，司马迁说商鞅骨子里就是个刻薄之人，说他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无非是虚饰浮说，装腔作态。这算是太史公的一个漏洞了。列传正文记载商鞅在孝公选择了'术'之后，感叹了一句'难以比德于殷周矣'，也就是难以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怎么会是'挟持浮说'呢？评赞与正文矛盾，本无可厚非，因《史记》正文是客观叙述历史，'太史公曰'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但是读过《商君列传》原文的都知道，司马迁在这里过于激动了，控制不住他自己了。
作为'史家之绝唱'的抒写者与历史之父，司马迁对历史的看法与人物的评价举足轻重。在《商君列传》的太史公评赞中，司马迁给商鞅贴的标签是'刻薄少恩'。他列举了商鞅的种种'罪状'，除去上文提到的'挟持浮说'，还有'因由嬖臣''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
劓刑
有人调侃司马迁是商鞅最大的黑粉。这句话不假。但若结合司马迁的身世与思想，便可理解他为何如此憎恨商鞅了。韩兆琦先生说：'作者（司马迁）出于个人的惨痛经历，对于商鞅这个法家人物从态度上是反感的，这与他对待吴起、晁错一样，是同一种性质的偏颇。'司马迁遭受宫刑的惨痛经历，对儒家思想的持守，都使得他对商鞅这个法家酷吏恨得咬牙切齿。当然，误解也来自时代的局限。从今天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来看，'秦律事实上并不像《史记》及《汉书》等史书所说的那样严酷，而且在罪行法定方面的完备程度堪与唐律相媲美'（堀毅《秦汉法制史论考》）。司马迁说他曾读过《商君书》之《开塞》《耕战》，其内容和商鞅本身的作为（大概指残酷刻薄）相类似。而《四库提要》、钱穆先生与胡适先生考证《商君书》是假书（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鞅考》，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时已是近现代。司马迁没有接触正确的史料，以致出现错误的认识，而后世已掌握了部分历史事实，基于此，对商鞅的偏见必须得到纠正。
为商鞅正名
对于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解读必须置身于当时的环境，这是正确认识历史的方法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儒家主张人民幸福，道家强调人民自由，法家追求国家强大'（鲍鹏山）。仁义永远都不会过时，但它是一个目标、一个理想，而不是手段。术才是手段。故明君拓土强国，贤君遵礼安民，是谓先王后圣。且大争之世，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法家强调审时度势，锐意改革，因此最适应战国。至于有人说商鞅变法严刑峻法等措施导致了秦二世而亡国，是没有认识到商鞅开辟的是'战时法治社会'。商鞅变法之根本目的是解决秦国当前的现实矛盾，其措施只能用于秦一统天下之时。是后世的统治者沉浸于享受专制权力带来的快感而不可自拔，没有对政策及时做出适应时代的调整，最终导致秦帝国迅速灭亡。
最关键的一点，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点，那就是商鞅的法令是君主意志的全面贯彻，他的背后站着的是至高无上的王。他是王的'干城''好仇''腹心'，是那个在改革的战车前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的斗士。秦惠文王即位后车裂商鞅，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商鞅位高权重、功高震主，而新君即位，亟需提高自己的威望，维持自己的权力。且商鞅已完成变法，对秦国来说也失去了价值。抑或利用商鞅之死可进一步打压复辟势力，或者平衡其与变法者之间的矛盾，以保护新法，稳定统治。这不禁令人感慨'每个变法者在缔造历史的同时，也在毁灭自我'。像商鞅这样有大局意识、笃诚热情、极身毋二的变革家，应该得到应有的尊敬与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