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沃华夏丹心照汗青——忆辛亥先贤李廉方老人

外祖父李廉方（1878—1958），名步青，字廉方，湖北京山人。20岁中举，1902年去日本留学，并追随孙中山和黄兴从事革命，是同盟会成员之一。他亲身参加了辛亥武昌起义，任鄂军都督府首席秘书。湖北光复后，任襄阳知事。其后，历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武昌高师教授兼事务主任，河南大学教授、教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湖北通志馆副馆长兼总纂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中南教育部副部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李廉方生长在多灾多难、备受凌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变故接踵而来。触目惊心的事件使正在湖北读书的李廉方及其同学黄兴、时功玖、曹亚伯、贺子才、胡秉柯、但焘、张知本等热血青年震惊扼腕，忧国忧民之心油然而生。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主张社会变革。李廉方就读的经心书院，是当时华中地区一所很著名的学堂，师生思想较解放，“毕业生中多革命分子（如李书城、张继煦、李廉方、万声扬、史青、魏宸祖等），且在辛亥革命中多有建树”。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令派经心、两湖和江汉三书院生员留学日本，兼以考察学务、研究中外大势。李廉方以成绩优异，得膺其选。是年春夏间，他与黄轸（黄轸，后改名黄兴。）、李书城、张继煦、万声扬、金华祝、余德元、周龙骧等1902年，张之洞派经心、两湖和江汉三书院生员留学日本。图为两湖书院旧址人东渡就读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与同孙中山熟识的湖北最初派出的留日学生刘成禺、程家柽等人交往甚密，经常在一起研论国是，认识到中国从鸦片战争到庚子事变以来，遭受外国侵侮日甚一日都是由于清廷的腐败无能、抑压汉族民气所致。那时，梁启超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实行改良，在留学界及国内影响甚大。不少学生附和、崇敬他。弘文学院的学生每晚都在自习室讨论立宪和革命的问题，最初颇多争论，后来，主张排满革命的占多数，大家共识要救亡图存，必先开通民智，倾覆清廷以求民族解放。这是革命最初的必经阶段，亦为日后辛亥革命的主要目标。大家都赞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李廉方及蓝天蔚、黄兴、李书城、程家柽、王景芳等十余人，在“同盟会”未创立之前曾密结排满盟约，每月集会一次。至此，李廉方等人逐步由以前的改良主义者转向成为反清革命派。

革命风气既开，各省留学生纷纷出版同乡会杂志以广为宣传。1903年1月，李廉方与刘成禺、张继煦等湖北进步学生以“以世界知识及民族主义唤起内陆学生觉醒”为主旨，在东京创办《湖北学生界》月刊，辟有政法、军事、教育、经济、实业、地理、历史、理科等栏目，所刊文章文笔犀利，指意宏达，传诵一时，是留学界中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革命刊物之一。辛亥时期的革命刊物用省名命名的，以它为最早。李廉方为该刊地理栏主笔，先后撰写了《中国地理与世界之关系》、《黄河》、《地理与国民性格之关系》、《扬子江》等文。《湖北学生界》出版后，湖北留日学生各撰印致同学书，语多激昂，鄂省学界尤为振奋。一时间，各省学生所办刊物和革命册子风起云涌，大量输入国内，唤醒了国人，也震动了清廷官吏。

1903年夏，李廉方、李书城、黄兴与万声扬等因排满嫌疑，被政府取消学籍，勒令返国并逐出省。于是李廉方、金华祝分别赴天津、江西从事教学，暗中继续宣传革命。不久，李廉方返鄂赁居武昌花园山孙森茂花园，在其寓所里组织联系进步师生20余人秘密集会，讨论革命方略。他的住处为当年军界、学界青年聚集之场所，而革命党人往来尤密。爱国志士集会于此，远自东京，近自上海，莫不互通声气，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开通士子之知识，同时亦在军界青年中广为宣传革命理念以更换新军之脑筋。李廉方负责接待和经费筹措之事，联系学界人士。时练兵处吴禄贞任职武昌，他常到此处与革命同志畅谈，又利用其地位安置同志于军界、学界中。同年6月，黄兴从日本回国由沪返湘，路过武昌居花园山李廉方寓所，共商革命事宜。日久宣传革命，此园实际上已成为秘密的革命机关部。辛亥革命史文献一致认为“花园山聚会”开创了湖北革命组织，启迪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这些人在辛亥革命进程中起了骨干作用，并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中任要职。

不久，“花园山聚会”被清政府察觉，其骨干分子分别遣离。李廉方再次被逐出省。他应同学胡元倓、黄兴之邀，赴长沙任教于明德学堂，并主持经正学堂（经正学堂，与明德学堂是两块牌子，一班人马。）教务。在此期间，他与同事刘佐楫、张继、王正廷、苏曼殊、张继煦、陆鸿逵等人积极参加湖南地区的革命活动。时值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李廉方虽未加入其会，但对革命运动深表同情并予支持，实际上已投入革命活动。1906年春，张之洞在武昌创办两湖总师范学堂，李廉方应邀任该学堂历史教习。他与张继煦、周龙骧等在学堂内虽不公开地表露排满思想，但在讲课中有意传授一些新思想，学生也都能理解。虽然当时清政府严密控制甚至于迫害有“邪说”和新思想的人，但不能阻止新思潮在学生中的传播和影响。李廉方这次返鄂仍住在武昌花园山原址，并在此联合学界发起“湖北教育会”。1907年初，“日知会”革命志士朱子龙、梁钟汉、胡瑛、李亚东、季雨霖、张难先、吴贡三、殷子衡和刘静庵等9人被捕入狱，情势严峻。其中胡瑛是李廉方在湖南教书时的学生，李亚东则在他办的学校兼课。因此，李廉方一面与金华祝联名向官厅呈请释放，一面托彭养光携函入都，向吴禄贞、刘伯刚、程家柽等官员求助，还请清肃王说情。因为李廉方曾在肃王府教读一年，而且与吴、刘、程三人均受知于肃王。他又托管带曹进屡向协统黎元洪、标统曾广大力陈，保释季雨霖。后来，在各方面竭力搭救下，被捕志士均幸免于难。

至辛亥首义时，李廉方历任湖北师范戊堂堂长、方言学堂监学、艺师养习所总理、省视学等职。他利用其公开地位，暗中从事革命活动，为同志提供许多方便和帮助。武昌首义成功，在辛亥革命史中建立了“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的殊勋。首义后，湖北军政府（湖北军政府，即鄂军都督府。）宣布废除大清帝国专制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号召全国人民推翻封建政府的各级政权。李廉方因长期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身先士卒有功，被推为该府首席秘书。之后又与季雨霖同赴安、襄，在仙桃镇成立安、襄、郧、荆招讨使行署，季雨霖为招讨使，李廉方为军事顾问官。李廉方晓畅军事，走笔如飞，重要电稿多出其手。他们率领革命军所向披靡，乘胜前进，收复鄂西北大片土地。襄阳光复后，李廉方初任襄阳府知事，后议决三路北伐，向河南南阳出兵，他留守改任襄阳卫戍司令兼署襄阳道。1912年7月，李廉方代表湖北地区出席“征集全国教育家于北京”的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会上，他力主将武昌首义日定为国庆日。此事曾经过一番激烈辩论。会上政府原提案拟定了三个日期供选择：清廷下诏逊位日、袁世凯就大总统职日和南北议和协定日。李廉方当即提出抗议，另提武昌首义日，并申说提案三个日期之非与武昌首义日当为唯一国庆日之理由。初，与会者不尽赞同，亦有反对李说，尤以浙江人邵章争辩次数最多，各不相上下。后经李廉方历述法、美两国国庆皆从首义日等重大史实，全场态度为之一变，湖南、安徽、江苏代表尤为赞成。在表决时，与会者四分之三举手通过。推李廉方、黄炎培、贾丰臻三人修正提案，众皆无异议。其后政府交付国会提案，即依据临时教育会议的修正文，定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

此后，李廉方历任中华书局编辑、国家教育部编纂员，在中华书局出版修身、教授法、教育史等大量教科用书。李廉方对小学教育和国语教学深有研究，在中华书局出版一系列国语文学读本和说明书，大力提倡实用主义教育并主张国文宜改国语。因反对帝制，李廉方愤然离京，不辞而去，以示反袁。袁氏死后，他才再次出任内务部秘书长，1916年起，先后任教育部视学主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等。北伐之后，李廉方历任北平政治分会代秘书长、河南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长、开封教育实验区委员长等职。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者，还是一位博学、开拓、求实、成就卓著的杰出教育家。在“开封教育实验区”推行的教育改革实践是他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段经历。

1928年9月，河南省教育厅设立“小学教育实验指导部”，聘河南大学教育系主任李廉方兼任该部主任，在3所省立小学进行教育改革实验。1933年春，他主持开封实验区工作，创办杏花园和大花园两所实验学校。经过缜密地规划，不断地实践和总结，1942年10月，他倡导的“二年半制”教育教学实验圆满完成。这是他创立的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法的核心是要“彻底打破分科教学体系，改进各科教科书，对初入学的儿童实行单元活动教学”。这种单元活动的内容是从环境的逐步扩大与季节时令的不断变易这两个维度组织起来的。教学的进程是先由教师带领全体儿童投入学习活动，在活动中，教师引导学生对实际事物进行认真的观察，同时通过有针对性的讲解与谈话，把学习内容的载体过渡到图片、字片、词片等表现形式上来，然后根据汉语言文字的特点，结合儿童喜爱活动的天性，组织各种形式的游戏竞赛活动进行练习，甚至联系学生的家庭教育、社会生活以及乡风民俗活动。总之，在每一单元活动中，都让所有的学生在愉快的气氛中参与学习实践，通过亲身的体验而有所收益，使教学活动切实而有效。大约以这种单元活动为主要学习模式的一年或一年半之后，逐步过渡到以大量的自由阅读为主、以更深入的单元活动和特殊练习为辅的教学阶段。这种方法，用一般小学学龄儿童两年半的授课时数，可以修完部定四年的课程，所以也通称“二年半制”。以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的科学理论为依据而设计的这种新颖、独特的教学方法适合小学儿童的年龄特点，符合客观认知规律，行之甚有实效。河南省教育行政会议议决，命名该法为“廉方教学法”，以表彰他的特殊贡献，同时要求全省各县设立实验班，大力推广。“廉方教学法”是新中国建国前“国人自创教学法”的重要代表。它自成体系，在“新教育中国化”的舆论与呼声中进行，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为指导，它面向中国落后的农村教学条件简陋的现实，教学形式灵活多样生动活泼，且与学生生活实际、年龄特点紧密结合，效果显而易见。这些在今天来看，也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李廉方也是国语运动的先驱和国语教学的倡导者，曾担任第一、二届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在语言文字的改革及其教育方面亦作出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李廉方历任教育部实验教育教材主任、教材编译主任、教科用书编辑委员、特约编辑、国民参政员、湖北通志馆总纂兼副馆长等职。

他在主持“鄂故丛书”的编辑工作期间，作为辛亥革命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之一，特别专题编撰了《辛亥武昌首义记》。全书节目十二条，脉络清晰、文字洗练、叙事详实，并附有明细的大事年表、人员名册等，历历了然，足彰先烈之耿光备国史之甄采。所收资料分上下卷，有湖北通志馆1947年刊本，后有台北大美印务公司1961年印本，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他是一位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土壤中培养出来又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为其重点研究对象的学者，自然与中国传统的地方志有着不解之缘。这种缘分可以说从他少年时代就开始结下。他在家乡京山、天门读书时，就从父辈、师长及乡亲那里传承了不少本地的历史、地理及文化风俗方面的知识和理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两度任职开封达十余年，对当地方志十分了解。尤其他主持开封实验区工作时，为推行新教育方法，全面地掌握当地地理和民俗风情，编辑了大量的供实验用的乡土教材和调查报告。这些资料在客观上对修编史志极为重要。其史料价值至今仍为汴京方面志界人士所称道。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李廉方对湖北方志的建设亦有重大贡献。特别是他撰写的《新修京山县草例》、《京山新志·舆地志》的式例，成了鄂省诸县编修新县志的范本。他编辑出版乡土资料的最初意图并非仅为修补地方志，更主要是着眼于小学教育、民众教育的改进和实验。“廉方教学法”最重要的课程组织是“单元活动”，分为学校、家庭、身体、社会，主要内容皆取自地方志。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进而全省、全国，方能爱乡爱国。他提出，要使教育走出学校成为社会之事，要解决民众的文盲问题，要在充分重视中国化、地方化情况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和现代的东西。他指示实验人员在民众教育的研究和改造问题上，必须先就本地社会状况进行各种调查，然后决定教育实验的方向和内容。这些观点和举措，是他报国为民的思想和教育与现实结合的“实用教育”理论的具体体现。抗日战争期间，李廉方随教育部入川，担任长江流域小学流亡教师教学指导、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此期间，他与教育界旧友——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等过往较密，在学识、为人、教育、形势诸方面多有共识。他勤政务实，而在参政会上不提案、不发言、不举手，时称“三不”参政员。武汉解放前夕，李廉方与张难先、李书城等发起成立“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呼吁国内和平，并带头发起“赞成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的签名运动，以后又投入反搬迁、反破坏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廉方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之后积极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竭诚奉献。

1958年12月27日，李廉方老人病逝于武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即今协和医院），享年80岁。今在武昌蛇山北麓昙华林处湖北省中医学院内尚存“李廉方花园山故居纪念馆”旧址。

素怀凌云志，补天洗胡沙。毕生勤奉持，鞠躬新中华。李廉方从20世纪初到建立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如辛亥革命、反袁复辟、北伐战争、抗日救亡、国共合作、迎接和建设新中国等，始终站在民主正义和民族革命的进步立场，同反动的势力和政权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勇敢、坚定、旗帜鲜明，是一位忠诚的爱国主义战士。他同时是我国近现代一位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资深学者，一位辛勤耕耘育才树人的杰出教育家。他以毕生的奋斗，奉献给民族崛起、华夏振兴之伟业，浩气贯长虹，功绩铸丰碑。

（此篇为李廉方外孙罗平、孙女李美提供资料，胡香生先生协助组稿，转自《湖北文史》总第九十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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