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小东:李慈铭的过年

清代文人李慈铭(一八二九——一八九四)的过年并无特殊之处,值得专门一谈。不过此老好写日记,从二十几岁写到晚年。晚年的九本《郇学斋日记》为其门人樊增祥隐藏了将近一世纪,近年才影印出版。这是他当京官时的日记,颇可见当时的社会情况。值此壬申新正之际,摘抄一些当时的过年情景,以为新年的一点点缀。

日记首记有李慈铭记买梅花点缀年景的情景,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记:

花市贳红梅两盆,付银一两二钱,以小横几度之,置书案前,稍助春色。

此可谓年事之序曲。不过也还可以更往前推,即从腊八开始,老北京管它叫作“送信的腊八粥”。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樊增祥的夫人亲手制做了腊八粥,派人送给李慈铭一器,接着李也派人送了“腊八粥一小瓯”作为回敬。互馈亲友的腊八粥量都不大,仅供一啜而已,而且送到时间不得过午。从这以后,年事就接踵而来了。及至到了二月二“龙抬头”,才算结束。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李慈铭仍被朋友请去吃春酒,这是“过年”的余波。可见昔年所说的“过年”,从腊八到二月二将近两月之久。

李慈铭虽是浙江人,但他多年住在北京,所以《日记》所记大体是北京过年的风俗习惯。腊八粥除自己吃和馈送亲友外,还要用来供佛和祭祀祖先。每年十二月初八,李慈铭总是“做腊八粥供先人及先贤祠、灵祀分祠、观音堂”(按:先贤祠、灵祀分祠、铜观音堂都是李慈铭经管的祠堂和佛堂)。

过了腊八,便大事“忙年”了。首先是各大小衙门封印,就是把印信、关防加封条锁起,停止办公,不再用印。时间是十二月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回天之内由钦天监选择吉期,照例封印,颁示天下,一体遵行。封印之后,梨园戏馆封台,停演十多天,到了元旦再开锣演戏。各私塾也解馆放学,谓之“放年学”。过年以后,到正月十九,各衙门再行开印,子弟也在这时上学。光绪十八年正月十九,李慈铭在《日记》上写道:“午,入署,开印毕,答客数家而归。”李氏给他儿子僧喜请专馆先生,也是在正月十九以后,选择吉日上学。

腊月二十三祭灶。北京传说,祭灶是送灶神上天,报告一家善恶,然后在除夕夜内迎回,原意是在除夕前七日为“小令节”,又称“交年”,因此举行祭礼。其实祭灶也是“令节祀”的一种。根据《日记》,李慈铭每年腊月二十三都要祭灶:“夜,祀灶,以竹马车爆鞭送之。”光绪十六年的祭灶,正是李慈铭大病初愈,他在《日记》上写道:

夜,祀灶,平生此日不能躬与者唯今年耳。

他本人由于病的原因不能祭拜,深感不安,可知此乃不可或少之礼仪,所以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记》上就有了“拜灶王”的记载。

扫房,是忙年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旧时谓之“掸尘”,包括打扫房屋,粉刷墙或糊墙纸,糊窗户,贴窗花,若为深宅大院,则甚为繁剧。李慈铭晚年多病,顾不上操持家务,虽有两妾一子一女(其妻已经去世),看来对于洒扫庭除也是不闻不问的。光绪十六年祭灶前夕,大病之后的李慈铭在《日记》中写着:

久不至轩翠舫(按:此系李氏的书房)矣,午后偶过之,乱书堆床,凝尘满席,躬督童仆料检一周,颇觉劳。

其家事无人管理由此可见。

十二月二十七日,是李慈铭的生日,这就给他每年的年事活动更增添了几分热闹。光绪十五年李氏过生日是比较隆重的,生日的前三天,他的前辈至交黄漱兰在畿辅先哲祠设午宴为他预祝寿辰,宾主十四人坐了两桌,一直延续到晚上才散。生日的前夕,家人为他“暖寿”,他的厨师司马士容特地为他治了一桌上等燕菜席,全家吃得微醺而散。司马士容是当时北京有名的厨师,李慈铭说过:“同治以来,都中治庖最精者称王厨、刘厨及司厨三人,皆能治南菜,有承平士大夫旧法。司厨独善事余,余家祭先请客皆属之。余待之有恩,司厨亦感激尽力。余家典礼皆熟稔,不待指使。童仆在外滋事者,必以告。”从前北京能做第一流菜肴的不是饭庄饭馆,而是“口上”的厨师。他们承应婚、丧、嫁、娶、寿与祭祀、换帖结金兰之好以及年菜等小型酒席,司马士容更是其中佼佼者。李慈铭虽然经济上时常拮据,而尚用名厨治肴,如此讲排场,摆阔气,焉得不困。

过生日这一天,李慈铭点蜡烛,拜先人,放鞭爆,并请来伎乐吹奏,以会亲友。来贺者三十三人,有送梅花和迎春花的,有送貂领、四喜袋、荷包的,有送酒席的,有送烛、桃、面、酒的,等等。晚宴客散后,他再约少数至交小酌,并招伶人霞芬、梅云、素云侑觞。清代法律规定,在北京城中,任何官吏不准公开招妓女侑酒,如不遵法令,被巡城御史查到,后果严重。但准许招“雏伶”陪酒,也可把“雏伶”招到家中与之色情鬼混。霞芬就素为李慈铭所狎呢,时常招来侑酒。在他生日的前几天,他的朋友还在霞芬的“下处”为他祝寿,也招来梅云、素云陪侍。这一恶俗,李慈铭不但不以为耻,反而风流自赏,可见当时社会之腐败。

李慈铭在北京官监察御史的同时,还任天津问津书院(即北学海堂)的山长,兼领分设的三取书院。《日记》载光绪十六年的束修:

春季修脯等银二百四十一两;

闰月修脯二十二金;

夏季修脯并春夏岁修凉棚等银三百四十三两;

五月节敬十六两;

秋季束修等银二百四十八两;

八月节敬十六两;

冬季修金等二百七十一两;

年敬十六两。合计一年一千一百余两。这也可以考见当时书院山长束修收入的情况。李氏官监察御史每年的俸禄远不如束修的五分之一。另外还有一些赠金,也不过二百余两。他一年的总收入约有一千五百两。

尽管李慈铭一年的总收入有如此之数,可是应酬多,开销大,每到过年过节(五月节、八月节)还要借钱填补亏空。光绪十六年除夕,归还了木厂、绸布铺、米铺、石炭铺、厨师肴馔、书铺、干果铺、纸店、成衣铺、糕点辅的欠款以及车夫秣、家人压岁、仆媪叩岁等银共六百二十八两有奇,并支付了买貂褂银一百五十两之后,他慨叹说:“所入甚微,能久支乎?”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他又向张朗斋尚书借银三百两,向王夫借银五十两,才勉强度过了年关。

送礼,在李氏《日记》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他开支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为例,在这一个月里李慈铭应酬红白喜事就有二十七起,几乎每天都要送礼。他的送礼,大约可分以下七类。

一是纯属友谊情感的馈赠。比如有一次他送樊增祥银鱼、紫蟹一盘,这些小心意,小馈赠,有“送”,有“收”,完全是感情上的送礼。

二是初见面的馈赠,也就是俗语说的“见面礼”。例如李慈铭记“介唐夫人、资泉夫人及书玉第四女来拜生日,各贻以小儿糕饼一盒,以一两二钱银小元宝馈四小姐。”这属于感情上的馈赠。又如有个黄松泉编修,与李慈铭本不认识,因迁居到他家对门,偕其从子来拜,李氏送了糕桃两盒,这属于应酬性质的敬贺之礼,重在一个“礼”字。

三是红白喜事的送礼,娶亲、聘女、过生日,这都是喜事,而且是“红喜事”。死人是丧事,白寿也当喜事办,叫“白喜事”。此外尚有盖屋上梁,乔迁新居以及作佛事、打平安醮、孩子到庙里做寄名和尚,等等,都当喜事送礼。当然,各种“红白喜事”送礼,除关系特殊者外,一般也都是“礼”的成份多,“情”的成份少了。董酝卿尚书的儿媳赵氏守节,死后受到旌表,给李慈铭送来讣闻,他在《日记》中说:“余与尚书素无往来,然闻赵是未婚守节者,与人为善,不可以不礼也,送奠仪十千”。他真是遵守封建之“礼”的典型。

四是一般生日送礼,包括小孩满月送礼。李慈铭在《日记》中记詹黼庭的孙子满月,他送糕桃帽璎鞋袜等,他的妾张姬并去祝贺,他说:“都中此等酬应,无谓甚矣。”连他这样注重礼节的人也感到厌倦无聊了。

五是节礼,三大节:过年、端五、中秋,小节:元宵、清明、中元、冬至、腊八,都要送礼。封建时代这种节礼最是复杂,亲友之间要送,上下级之间要送,同事之间要送。李慈铭《日记》中记这种互送节礼经常不断,举不胜举。

六是送土特产,旧时谓之“馈送土仪”。北京到会稽,会稽到北京,过去旅行不易,长途跋涉,总要带些土产送礼。例如,新春之际,李慈铭的妹妹从家乡托人给他带来枇把露一瓶、鱼干两瓿、彘脯两肩,侄女给他带来酱油一瓮,都是家乡的土特产。

七是钻营的送礼,这不是“情”,也不是“礼”,完全是为了“势”和“财”。即以送礼为手段,去结交、奉承权势,拉拢关系,达到钻营的目的,得到更大的好处。李慈铭的夫人马氏故去后,停灵于崇效寺已有几年,每月要交停灵的房租六两银子。在李氏补了山西道监察御史的实缺之后,崇效寺僧人在年底就送来了唐花海棠、红梅、碧桃、缃梅,显然是在向他拉拢关系,企图得到这位御史老爷的庇护。

综上所分,约略为七种,虽未必能概括《日记》中所有的送礼,但大体上也差不多了。

馈送礼物的品种也都不一样。根据《日记》所载,作寿、过生日,送寿屏、寿桃、寿面、蜡烛、越酒,等等。其它节礼,亲友馈赠,乡里土仪,钻营孝敬等,各种礼品,名目繁多,难以说清。旧时把所有礼品,概括分之为二大类:即“干礼”、“水礼”。“千礼”包括一切贵重的礼品,甚至金、银财物,如光绪十六年张之洞在湖北就派人给李慈铭送来馈岁银一百两。又如,王夫以写本《金刚经》、吴山尊八言楹帖、罗汉篆香两盒、蜡凤宫烛一对给他祝寿。这样的厚礼,虽不是金银之类,自然也是“干礼”了。“水礼”则是不甚值钱的食物及其他,如寿桃、寿面、香烛、供果,五月节粽子,八月节月饼等类。不过像燕窝之类虽是“水礼”,但应属于贵重礼品。

李慈铭生活的时代,一般红、白喜事,各种大礼,送礼要有“礼单”,收礼要记“礼账”。是账开“账单”,是礼物开“礼单”,都有特定的写法。送来的礼品先呈礼单,照单收礼。送厚礼讲究四色、八色,不能单数。收礼的人可以照单全收,也可全不收,从《日记》上看出,很多情况是收几样,退几样。根据礼单所列,在收的物品下注明“敬领”,在不收的物品下注明“敬谢”。把礼单交送礼的仆役带回给他的主人。诸多礼品,要一一登账。一记清礼品财物的数字,赏钱多少,收到日期,以免丢失、遗忘,或发生其它弊端。二备还礼时查考,人家送来多少,将来对方有事,应送多少去。这叫“礼账”,是老式会计账簿中“分类账”的一种。

祭祀祖先,是李慈铭生活中的一项大事。每逢曾祖父的生日他要上供,遇到祖母的忌日也要设撰祭奠,甚至外祖母的冥寿也要摆供焚楮,过年、过节、清明、中元、冬至、腊八都要祀先,一年到头这类祭祀不知有多少。他清明祀先时曾赋诗有“清明作客总凄然,典得朝衫也荐先”之句,为了祭祀真可谓不遗余力了。姑且将光绪十五年除夜他祭祀先人的供品开列于下,以见一斑:

夜,张灯祀曾祖考妣、祖考妣、本生祖考妣、先考妣,肉肴六豆、菜肴六豆、轩脍杂味一品锅一、火锅一、时果四盘、素炸杂味八盘、卤子汤一巡、年糕一盘、年粽一盘、酒三巡、饭再巡。又以素馔祀亡室、祀屋之故主。

李慈铭是属于南方人流寓北京的,祭祖尤为隆重,大半是鱼肉碗菜盛以高碗,颇有钟鸣鼎食之意。肉肴、菜肴之外,中设火锅,按牌位设杯箸,在除夕、元旦、元夜,都将火锅扇开,随时换菜。祀先虽是迷信,但从当时人们的祖先崇拜的意识和社会风气来讲,似尚可理解,而祭祀原先住房的主人,则纯属荒诞无稽,令人可笑。

拜年,也是过年当中重要活动之一。元旦黎明,祀神祭祖,家人拜年之后,就出门到各戚友家拜年。从初一到灯节(正月十五)以后都是拜年期间,所谓“二月二,青草没驴蹄,拜年也不迟。”李慈铭过年当中每天记下来拜年的人数,最多者有时达四十余人,而他本人出门答客也有二三十家,有时一个下午竟答客三十余家,傍晚又出门答客十余家。他拜年何以如此之多,如此之快?原来除少数至亲好友要进门当面拜年外,一般都是“望门投帖”(名帖)之后,即掉头而去。“名帖”也就是现在的名片,把名字刻在大木头戳子上,用黑色印在红纸或梅红色纸上。如果在丧服守孝期间,俗名“守制”,就用蓝底白字。当时对帖子很重视,比现在名片重要。如本人因故不能出门拜年,则派家里晚辈去送名帖,就等于自己亲自来拜年了,而且更为隆重。李慈铭记翁同、潘祖荫这样大人物给他拜年,其实都是“望门投帖”,并非当面致贺。那时把名帖看得比现在的名片重要得多。有一次李慈铭因身体不好,不能外出拜年,就命他的儿子僧喜拿着他的名帖代他答客六十余家。

至于妇女拜年,须过正月初五。初五谓之“破五”。初五以内,不得以生米为炊,妇女不得出门,更不得进人家门,谓之“忌门”。所以光绪十六年正月初六,李慈铭朋友的妻子介唐夫人就来李家向女眷拜年;正月初八,李慈铭的妾张姬也外出各家拜年。她们都是恪守“破五”以前不出门的规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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