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曾国藩“卸妆”

评价任何人，都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去分析他的世界观和行为，而不是一味的以己度人。择其善者而从之，我认为是要建立在彼此的三观一致的前提下，才能适用的金科玉律,否则就是断章取义，也可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罔顾先人的道义罢了。

对任何一位历史人物，当然应该历史地评价。忽略其历史局限性，将历史人物设我身、处我地来加以要求，可以说是蛮不讲理。

站在今天的知识高度反观，曾国藩在他的历史时代能接触到的思想资源其实是有限的。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虽然汗牛充栋，但是基本精神千篇一律。而曾国藩要面对的世界是复杂的、宽阔的、流动不息的。他身上肩负的任务太重了。他要指挥战斗，治理地方，修身齐家，内圣外王。他要恢复社会的秩序，指引国家方向，重建世道人心。对于这些，仅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空疏教条是不够的。

一方面曾国藩是钝拙。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是个极为“精明”的人。

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太平军起，举国束手无策。只有他独辟蹊径，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在从皇帝到大臣或急于求成，或悲观绝望，满朝如无头苍蝇，纷无定计之际，曾国藩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平定太平军战略，即“争夺武昌，控制长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庆，进而攻陷天京”。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剿灭太平军之后，他的功名事业如日中天，此时他却极度冷静，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蹉跌，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见。

他深通官场韬略，官场功夫如同太极高手，善于化解种种难题于无形。

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智慧愈苦愈明”，是他的切身体会。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改革，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他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后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的，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刚正中生发来的。他的圆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想比，其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存身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官场之道，知进退，善迂回，能变通，不锋芒毕露，变则通，通则达，达则久。

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含蓄包容之人。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

曾国藩既然不能改变所处的环境，唯有改变自己，“同流合污”。他不是完人，他也收礼，也贪财，不过少贪少收，不触及大的原则下尽量齐步走。独善其身，一枝独秀看似快意恩仇。然而水至清则无鱼。为了显其清风，不同流合污，把自己摆在了集体意志的对立面，则必现他人之贪腐之行。朝廷的薄俸制下，官员不得不收取一些所谓的不义之财。不然生活难以为继。说到底，贪腐之气蔚然成风，不是一朝一夕，是为体制问题。

圆融不代表圆滑，不是阿谀奉承，墙头草。适时的作出一些让步，作出一些妥协。或许会收到不一样的结果。做人不能太方，太直，太冲，性格使然，也要学会变圆，才能明哲保身，实现理想，也就是先学会生存才能大谈理想。有了这个基础，你才能离理想更近一步。有些强硬派宁折不弯，你可以说他意志坚定，立场鲜明，不同流合污，可这样的人就是太方，以致树敌无数，做个异数，必将忍受特别的东西。诚然，说话做事，不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而是学会变通灵活机动。做人也是，过于原则性，死板，也需要幽默的艺术。

看历史，看人物，须多面，所谓越读书越宽容。站在特定历史看人事，不偏袒哪一方也不诋毁哪一方。后世曾带有阶级色彩的说曾国藩是农民革命的刽子手。可又试想，他在扶大厦于将倾之际，做出的所谓的“正确”的选择，因为他是代表士大夫阶级，维护王朝统治，必须要镇压农民起义，尽管他知道以一人之力已难扶清王朝之江河日下的颓势。可他不得不做。他不出手，难道农民起义便会停止，当然不会，所以无奈之下作出的坚定行为。我不是说他有多高尚，可他的立场就决定他的行为。

历史史观和全球史观，一直是我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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