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2134】美国“碳税”的宏观经济影响效应——引入企业进入与技术接收两要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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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Alan Finkelstein Shapiro, Gilbert E. Metcalf.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 of a Carbon Tax to Meet the U.S. Paris Agreement Target: the role of Firm Creation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NBER Working Paper 28795, May 2021.https://www.nber.org/papers/w28795
01
引言
近年来，在制定环境政策与规制的过程中，关于“碳税”对就业与总体经济活动的潜在负面影响备受关注（OECD，2017；Hafstead and Williams，2019；Metcalf and Stock，2020a,b）。这一议题在拜登政府在今年4月提出在2030年之前降低碳排放50%～52%的目标之后变得更加重要。为了更好地诠释“碳税”问题，我们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碳税”对劳动力市场与宏观经济增长的量化影响为多大？
第二，“碳税”如何通过改变企业进入和生产技术传播最终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结果？
第三，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会有何不同？
为了更好地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并纳入了劳动力市场摩擦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因素。与现有的研究相比，本文囊括了两个影响“碳税”的新要素，分别为：（1）企业创造（受限于进入行业的沉没成本）；（2）企业获取绿色低碳技术的能力（受限于固定成本）。纳入这两个因素的逻辑很简单：环境政策的调控成本不仅影响现存公司的劳动、资本投入与减排决策（intensive margins of adjustment to carbon taxes），还会影响潜在的正在考虑是否要入行进行生产的企业的上述决策（extensive margins）。与此同时，企业进入与技术获取都会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结果产生影响。更进一步，在纳入了“技术获取边际”之后，我们可以更好地解释由政策所内生决定的生产技术构成模式（表现为污染生产技术与绿色生产技术所覆盖范围的对比）。通过考量这些重要的变量，本文为测算“碳税”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建立了一个更加全面的研究框架。
模型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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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由企业、政府、一系列商品、代表性家庭和企业组成，其中企业的所有全与运营决策归于家庭成员。假定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并提高了均衡失业率。家庭进行消费，作出是否参与劳动的决策，并且将资源投入企业的创造，即企业的市场进入是内生的。一旦企业进入市场，就可以选择采取何种技术：如果采用高排放的非清洁技术，那么在产品生产的过程中则需要承担“碳税”；如果采用绿色清洁技术，企业则不需要承担“碳税”，但清洁技术的引入将消耗一定的固定成本。“碳税”收入将一次性地直接补贴给家庭。
生产与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设定基于Finkelstein Shapiro and Mandelman （2021）的模型，这一模型在Ghironi and Melitz（2005）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技术接收”要素，并考量了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FSM的基础上，本文又加入了“污染的外部性”这一要素，研究了“碳税”如何影响“企业进入”与“技术接收”。
03
数值模拟及主要结论
后续，本文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分析了美国2030年实现碳零排放对经济的影响，由于篇幅原因不再具体展开，此处仅对研究结果做以总结和评述：
拜登政府设定的在2030年之前减少碳排放50%～52%的目标是十分具有野心的。根据美国EIA发布的《年度能源展望2021》测算，在没有减排新政的情况下，美国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降低不到四分之一。这意味着，为了实现拜登政府提出的目标，美国需要通过采取措施额外减排35%。
根据本文模型测算的结果，在基准“碳税”制度模式下（即碳税收入以一次性退还的方式直接补贴给家庭），长期来看，额外减排35%会对消费、产出和劳动参与率产生小幅的积极影响；对失业率会形成可忽略的消极影响；会使得引进绿色环保技术企业的数量与占比不断增加。事实上，与碳税的逐步增加相伴随的是更加强劲的消费和产出与非常有限的失业问题。因此，更高的“碳税”对宏观经济增长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都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利影响是可忽略的。
通过将本文模型（包括了企业进入与绿色技术获取要素）与其他简化模型进行对比可知，在简化模型中，相同的减排政策对劳动收入、消费和产出在长期和短期均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中对失业的消极影响程度也比本文模型预测的结果更为严重。由简化模型得出的以上结论与当前的一些关于“碳税”对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向左（Metcalf and Stock, 2020 a,b），而本文的研究框架则弥合了这些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分歧。通过分析，本文解释了“技术接收”（technology adoption）是如何在“碳税”对劳动力市场（轻微消极）和宏观经济发展（积极）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与此同时，本文分析了“碳税”如何通过影响“企业进入”（firm entry）决策从而产生短期的消费扩张效应。
Abstract
We analyze the quantitative labor market and aggregate effects of a carbon tax in a framework with pollution externalities and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Our model incorporates endogenou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two margins of adjustment influenced by carbon taxes: (1) firm creation and (2) green production-technology adoption. A carbon-tax policy that reduces carbon emissions by 35 percent – roughly the emissions reductions that will be required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new commitment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 and transfers the tax revenue to households generates mild positive long-run effects on consumption and output; a marginal increase in the unemployment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and an expansion in the number and fraction of firms that use green technologies. In the short term, the adjustment to higher carbon taxes is accompanied by gradual gains in output and consumption and a negligible expansion in unemployment. Critically, abstracting from endogenous firm entry and green-technology adoption implies that the same policy has substantial adverse short- and long-term effects on labor income, consumption, and output. Our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margins for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labor market and aggregate effects of carbon t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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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编：李兆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