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为何必须描写欲望？又为何要以西门庆做主角？
一提金瓶梅，听着免不了嘴角上扬，甚至想入非非。
好似金瓶梅这三个字说出口，就有些不正经的意味。
说到底，还是因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支持者和批评者，也往往拿着这“不宣之秘”做文章。
支持者说，这是人性解放，批评者说，这是道德沦丧。
然而，撇去性，才见金瓶梅的真正价值。
正如张竹坡所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它既是一部社会史,又是一部文化史。
而在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重商主义兴起的历史时期，金瓶梅所写的时代之痛，不止是明中叶的，也是当下的——
这痛，是在精神领域的价值体系真空中，人性的无节制扩张，及由这扩张衍生的迷失。
金瓶梅所描写的是16世纪早期的中国，可我们总能从书中，窥见当下的蛮荒之处。
如西门庆般的渣男浪子，充塞社会；笑贫不笑娼的价值失衡，裹挟着整个社会；
物欲横流，金钱至上，尽管当时资本的异化概念还未提出，但在兰陵笑笑生的笔下，异化早被揭示。
摊开这部晚明市民社会的“世情书”、“风俗图”，我们可以看到——
人们经商热高涨,从贩夫走卒到乡绅处士、达官贵人,就连佛道净地的出家人,都纷纷操起赚钱的行当——与时下的职业和尚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民风尚奢,享乐主义盛行，西门庆一家为了满足淫欲的发明，几乎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那么在时下的社会的隐秘一角，是否存在西门庆的效仿者呢？
讽讥礼教,嘲笑传统道德，“伦教荡然,纲常已矣”，甚至把圣人教化当成老古板的迂腐。
而人情冷漠，世态炎凉,私利压倒公器,“天下尽市道之交也”。套用时下流行的那句话：
别跟我谈什么感情、谈什么道德，那值几个钱？
为啥主角得是西门庆？
写这个时代，主角必须是西门庆，而不是武松，或者陈经济。
因为西门庆是这个资本主义萌发时的“创业商人”，他最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他由一间生药铺起家,瞄准了当时正在崛起的手工制造业和金融行业，开典当铺、绸绢铺、绒线铺,在“家中放官吏债”。
商业帝国初具规模后，他又涉足物流行业，投资镖局走标船，再之后，拿到许可证，进军当时最赚钱的行业——贩盐行当。
深谙资本增殖之道的西门庆，在短短六七年间,猎取万贯家财,由“一介乡民”变成“山东第一大财主”。
真横向比较，马总的崛起史，与西门庆岂不暗合？
不过，西门庆只是一个线索，小说通过西门庆，辐射出的是整个社会。
当时的明朝，随着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演变,传统的封闭的家庭关系被打破，经济关系压倒血统联系，成为社会运行的主轴。
表面上看，西门庆的社会关系涵盖了十兄弟的兄弟关系、金瓶梅在内的家庭关系、家族内部的宗亲关系，但说到底，这些关系都是经济关系。这从西门庆死后的树倒猢狲散，便可见一斑。
一切为利啊。
为啥金瓶梅必须描写欲望？
儒家主导的价值体系被商品经济冲击得七零八落，金钱至上和交换意识随之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金瓶梅第30回所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算是直斥社会风气的利化。
这样的价值体系下，也就没了情谊，而只有生意，连偷情，也成了交易。
比如陈经济与潘金莲的调情，始于以鞋换帕的交换。
利衍生出欲，金瓶梅之所以用那么大篇幅描写欲望，本质上，还是烘托社会价值的利益至上。
欲望描写并不是吸引读者的诱饵，而是作者饱含良苦用心的猩色揭示。
一部《金瓶梅》,以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始,至春梅与情人通奸终。欲在勾连的都是利。
对于所描写的欲望细节，这里不展开了，以免有诱饵之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书中翻开，但还得用金圣叹的批语提醒：不可有效法心。
为啥资本主义热衷对权力污名化？
在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权力是有原罪的，一个强权的政府或国家，总被污名化为独裁，而一个有权力的人，总被默认为贪官污吏。
这种对权力的污名化，实质上，是资本对权力的攫取方式。
资本的膨胀之路上，唯一的管束者，便是权力。一旦权力与资本结合，那么社会必将堕入黑暗。
明末社会崇祯主导的中央政府的羸弱，某种程度来说，便是资本对权力的腐蚀与削弱，而这种斗争，也在金瓶梅中揭示出来。
比如，西门庆对儿子官哥的期待是:“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贵。”
这话揭示出，在文化领域，资本仍是权力的从属，儒家意识形态勉强维持着统治地位。
在家庭关系中，儒家观念也有呈现。比如，敢于犯上骂正室吴月娘的，只有潘金莲,并且只敢背后骂。
也正是在金瓶梅成书之后十数年，阶级观念近乎崩溃，崇祯的政令被手下官僚阳奉阴违，豪绅巨贾以钱财结社干涉政治，甚至赞助李自成的农民武装。
从社会文化角度来说，金瓶梅的价值，远远不止于文学的价值，还有历史价值和思想价值。
它给当下提了一个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