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娟细述深情往事：我与道临
以下文字是王文娟的自述：
初见
1962年夏天，当越剧电影《红楼梦》的拍摄进入尾声时，我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与孙道临结婚。
那年他41岁，我36岁，是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
1958年春，“媒人”黄宗江来到上海，在他住的作协招待所里，玉兰大姐陪着我，黄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我们做了介绍。
那天道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看起来书生气十足。
意想不到的阻力
就在我们的恋爱关系日益公开，即将水到渠成时，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双方单位政审时，他的经历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
文化局领导找我谈话，严肃地问我：“孙道临过去的事，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交往不久，他就告诉我了。” “你是党员，不知道那是严重的历史问题吗？'
我连忙解释：“他跟组织汇报过的，再说那不是他的错呀，又没有给组织造成损失。”
领导显然非常不满意我的表态：“我看你们感情蛮深了，你话里话外都在维护他……你是新党员，在政治上一定要站稳立场。”
越剧院里也有人冷言冷语地说：“他们俩要是结婚，那就只能做一对艺术夫妻，做不了革命夫妻。”
那一年，我在演出《则天皇帝》时，可能是因为过于疲劳，声带小结问题日益严重，声音变得暗哑，几乎完全不能演唱高音。去华东医院检查后发现，声带两侧部长了小结，严重闭合不拢。
医生说，我的状况很严重，一般的保守疗法时间长、见效慢、而且前提是长期噤声，显然不适合我。
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手术，做好了会改善嗓音，但如果手术失败，有可能从此再也不能唱戏。
医生让我好好考虑，回去商量了再做决定、我直接说：“不用，我做这个手术。”
对我而言，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念头，既然感情和事业正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不妨就把命运交付给上天，即使真的开坏了，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幸运的是，手术最终十分成功。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道临，他在外拍片，打电话到家里才知道我住院，回到上海后他立刻来看我，他怪我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告诉他，万一开坏了怎么办？我心里纵有苦衷，一时也难以明言。
忍痛分手
可能是我犹豫不决的态度令人失望，多位领导轮番找我谈话，语气也越来越重，话语中暗示，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坚持结婚，我可能要考虑退党。
我一下子懵了，对于政治我一直十分幼稚，但在那个年代，“退党”意味着什么，还是明白的。
“政治”这个词，开会、学习、听报告，天天跟它打交道，却又觉得离它很远，“鸣放”发言后，自己差点被定为右派，但那也只是一瞬间的惶恐，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它似乎化成一道鸿沟横亘在面前，令你绕不开，跨不过。
我每天心事重重，往日温馨的“十八相送”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道临十分敏感，似乎觉察到了什么。
一天，我们一路默默走着，道临抬头看看天，轻叹道：“这么晚了，你看别人家都休息了，我们还在这里走来走去，难道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吗？”我明白他的意思，却什么也不能承诺。
回到家里，我辗转难眠，食不知味，终于狠了狠心对自己说：长痛不如短痛，该是做决定的时候了，再拖下去只会加重两个人的痛苦。
那一晚，我约道临出来，他有些惊讶，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主动约过他。
或许是有了预感，当我把一包信还给他时，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默默接过信，靠在街边的梧桐树上，仰头流泪……
这个场面一下子击溃了我，满心酸痛噎住了咽喉，想好的话，竟然一句也说不出口。
一路把他送到密丹公寓门口，看着他进门后，我心乱如麻，也不想回家，脚步不由自主地绕到两个人以前常走的路上。深夜的街头，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过了很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道临也跟了出来。
我站定回头看他，他轻声说：“我在窗口看到你没有回家，天晚了不安全，出来看看。”两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长路，最后还是他送我回到了“枕流”。
此后，道临没有再来找我。一次在大光明电影院开会出来，门口停着上影的厂车，秦怡她们热心地招呼我搭车。
我刚上车，就听见秦怡喊：“道临，你怎么不上来，快上车啊！'“不，你们坐吧。”循声望去，只见他快步走过的身影一闪而过。
车子启动时，秦怡嘀咕了一句：“这个孙道临，为啥有车不坐偏要走路，真怪！'只有我明白其中的缘故，刚才开会时没有见到他，看来他是在刻意躲我，想到这点心中不由刺痛了一下。
重圆
回到上海后，我决定到“密丹”去看他。道临的母亲见了我很高兴，说道临有事出去，很快就回来。我急忙问他最近好不好，老人忧虑地说：“别的倒是没什么，就是跑进跑出，整天一句话也没有。”
听见他身体无碍，我稍稍放下了心。这时道临回来了，看见是我，顿时愣在那里，一时有点手足无措：'你来啦？我……我去给你买蛋糕.没等我开口，他已飞快地转身冲了出去。
我在书桌前坐下等他，一眼看到桌上放着一叠以前我写的信，有些他觉得重要的句子下面，还仔细地用红笔划了线。“真是个书呆子……”我又好气又好笑，眼泪却忍不住落了下来。
我和道临的痛苦纠结，关心我们的好友都看在眼里，张瑞芳大姐趁到北京的机会，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周总理和邓大姐。
秋天，我随剧团出访朝鲜回到北京，邓颖超大姐专门打电话邀我去西花厅，问了我和道临的事。
邓大姐听完后说：“道临的问题，组织上都了解。参加学生运动时他还年轻，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他被捕是因为组织受到破坏，并没有给党造成任何损失。你回去后跟道临说，不要有顾虑，继续好好为人民工作。”
看我呆呆地愣在那里，邓大姐拍拍我，笑着说：'道临是个好同志，我和恩来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我这才猛然醒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总理和大姐充满善良和人情味的举动，深深地震动了我，令我和道临终生感念不已。
先“焚稿”，再结婚。
从北京回来，我迫不及待地去找道临，他当时的反应竟有些不敢相信，再三确认之后，他兴奋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半晌才冒出一句话：“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我笑着点点头。
回到上海后没多久，越剧电影《红楼梦》在海燕厂开拍。
—面忙着拍电影，我们一面着手准备婚事。道临住的“密丹”面积狭小，临时申请房子又来不及，我们把婚房设在了“枕流”，一直等到女儿出生后，才将两处房子并在一起，置换到武康大楼。
眼看婚期将近，《红楼梦》的拍摄也完成了大半，导演岑范找我商量，能否拍完“焚稿”再去结婚，他担心新婚燕尔的喜悦会影响我在那一场重头戏中悲愤绝望的感情演绎。我们都习惯了一切以工作为重，自然无条件服从。
1962年7月，我们登记结婚。结婚照是在家里请道临的同事陈述帮忙拍的，道临喜欢我穿中式服装，特意送来一块浅紫小花的绸缎，打算让我做件旗袍，结果他买的料子尺寸不对，横竖什么也做不成，数十年来一直压在箱底。
我另外选了一件水红色的中式袄裙，道临穿了中山装。生怕应付不来婚礼喧闹的场面，我们俩早早计划好去杭州旅行结婚，在文艺会堂摆了两桌酒，只邀请了一些亲友邻居，由我小弟担任司仪。
等到开席之后，来宾们才发现新郎新娘竟然缺席，此刻我们已经登上了开往杭州的列车。
从杭州回来，我去电影厂补拍《红楼梦》的镜头，顺便给大家发喜糖，大家祝福之余不忘调侃几句，摄影师笑着说：“林妹妹真小气，买这么蹩脚的喜糖给我们吃。”
实在是因为当时物资紧张，别说好一点的糖果，就是这种用纸包的比较差的糖，还是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的。
女儿名字的来由
1964年初，我在演出《亮眼哥》时发现自己怀孕了。怀孕期间无法上台，但我每天仍然去院里上班，还参与了一些导演工作。
可能是因为公开露面少了，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好笑荒诞的传言，有的说我难产，还有的说我生了一条蛇。
大概这就是所谓名人婚姻带来的“副产品”吧，我听了一笑了之，并不在意。但众多焦急的观众纷纷打电话到越剧院和文化局询问情况,越剧院的门房师傅看见我就说：“哎，我们的电话都成你的专线了。”
离预产期还有近一周的时候，道临突然接到厂里的任务，要去外地巡回演出。他既挂念我和孩子，又不能放下工作，只得反复叮嘱我：“孩子快生了，我不在你身边，你一切要自己当心。'
我安慰他，家里那么多人照顾我，不用担心。临行前，道临一夜未眠，一个人在客厅走来走去，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还设想好各种预案。
10月18日女儿出生，全家人都在医院，道临打来电话，阿姨恭喜他母女平安，道临一直想要个女儿，这下遂了他的心愿，自然是欢喜万分。
当时正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于是他给女儿起名“庆原”。
眼看女儿双满月了，道临才回家，进门看见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叫了起来：“咦？产妇应该躺在床上，你怎么坐着呢？'
我笑说：“你当是你们拍电影产妇头上包一块布睡在床上？孩子都已经双满月了，你才回来当这个现成爸爸。”
女儿三个多月时，我们给她拍了许多照片，道临挑一张最满意的放在皮夹里。
一天他回到家，有点郁闷地对我说：“文娟，我给别人看囡囡的照片，怎么都没有人夸她漂亮呢？'我笑他：“你以为你女儿有多好看啊？”
他呵呵一笑，抱起女儿自得其乐：“不管别人，爸爸眼里我家囡囡最漂亮了！'
我和道临对物质生活都不讲究，只要简单随意就好。多年来，家里主要由我母亲操持，家务基本上请阿姨承担。
工作忙的时候，我们常吃一种杂菜饭，像做腊八粥那样放上各种蔬菜、肉类、豆类一起煮，图个简单方便，省时省力，或者把腌白菜、豆芽、萝卜之类凉拌在一起，美其名曰“八宝菜”。
有时我母亲会做一些糟鸡糟肉等家乡风味，这个是道临最爱吃的。
家里客厅的窗帘该换了，两个人约了半年，才抽出空一起去买回来。
那些年，我们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把光鲜和讲究都留在了舞台和银幕上。
永别
2005年，道临生了重病住进华东医院。正逢盛夏，我连日在家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发起高烧持续不退，也只能住院治疗。
我们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我在十楼，道临在九楼，两人只有一层之隔，却躺在病床上无法相见。
我本来瞒着道临，但他两天没有见到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追问阿姨才知道我也病倒了。
那时他身体十分虚弱，还是抱了一只西瓜颤颤巍巍地上楼，蹒跚着来到我的病房，坚持要喂我吃西瓜。此情此景，令在场的人都十分伤感。
谁也赢不了和时间的比赛，从起初的相知相守，到中年时的相互扶持，再到晚年时的相依为命，我们和众多普通夫妻一样，走过了充满回忆的近半个世纪。
道临在养病时，有时晚饭后我陪他下楼散步，沿着武康路一路走去，经过密丹公寓时，他笑着问我：“你还记得吗，谈朋友的时候，人家都睡觉了，我们还沿着这条路来回走？你说这样送来送去，像演十八相送'一样。”
人生如旅，终究还是难免一场送别，恋爱时那一次次“十八相送'，每次都是他最后送我回到“枕流”，在人生这条漫长的路上，最终，是我送别了道临。
这一路上，我见识了许多风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远还是那一个能够并肩同行，能够分享悲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