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 | 生命与写作
生命与写作
文｜提摩太·C·坎贝尔
译｜蓝江
本文摘自《不正当的生命》第一章第二节）
在《技术问题的追问》中，当他再一次通过正当与不正当写作的关系来思考技艺时，他回到了技术的形而上学。在这里，技术极为深刻地走向死亡政治，尤其是走向存在业已隐退的人的轨迹上的另一种生命。不过，海德格尔没有选择将打字机作为不正当的例子，相反，他走向了对技术更广阔的考察，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给出了关于技术更一般化的特征。其理由，我们很清楚：二战的破坏和原子弹的恐惧的出现。在这些部分中，海德格尔分析最突出的部分就是他将拯救的观念与摆置（Stellen）的观念关联起来，于是，它乃是一种 “促逼”（Herausfordern）。结果是不正当写作与通过一系列促逼产生的解蔽（das Entbergen）重叠在一起，海德格尔写道：
支配着整个现代技术的解蔽具有促逼（Herausfordern）意义上的摆置（Stellen）性质。促逼要求开采自然中蕴含的能源，开采就是运输，运输就是储藏，储藏就是为了分配，分配就是交换。开采、运输、储藏、分配、交换都是解蔽的方式。但解蔽从来不会走向终结。它也不会陷入不确定状态之中。解蔽向自己通过管制这些过程，向自己揭示出他自己的多层次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路径。
海德格尔将技术的不正当的本质与拯救的观念相提并论，关注开采能源的一系列步骤中出现的“促逼”。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没有再讨论《巴门尼德》中的手的问题。他开始关注不正当性的问题，在《关于技术的追问》中，说明了不正当写作不仅仅是解蔽模式的问题，而且也是看起来具有连续性的要素，但实际上并不连续的问题。这些步骤——开采、运输、储藏、分配、交换——海德格尔十分清楚地给出了解蔽的方式。这样他改变了现代时代下的早年《关于无蔽的沉思》的框架，转向了关于让拯救和现代技术一起运行的方式的非政治性的思考。一方面，在《巴门尼德》中，我们发现海德格尔重述了如何通过与存在的无蔽的关系来思考现代技术。在《关于技术的追问》中，现代技术体制非常强大，以致于不能不在单一层面上来给出拯救的观念，相反，我们发现了建立在更早期的诸多解蔽元素基础上的拯救模式。
当然，各种各样的解蔽要素已经形成。的确，整个媒体研究领域都围绕着这样一种观念，即媒体就是一种生态学，这种观念来源自于认为媒体是与解蔽模式旗鼓相当的模式的隐含的看法。但我想走向另一个方向，或许这种对海德格尔的补充性的解读，可以将思考方向转向死亡政治学。在这个方面，技术具有它自身特有的解蔽形式，但从未达到它的完全的无蔽状态，也就是说，在专属于人的写作的无蔽状态和并不专属于人的拯救之间的差别中，隐含着这样一个观念，即我们发现让拯救得以实现的模式永远不会终结。在《关于技术的追问》中，所谓的现代人被锻造为这些解蔽模式的主体，也就是说，现代人变成了解蔽的无限循环。一旦他们被放置在技术对象的 位置上，他们就会变成这样，如电话接线员、无限接线员、负责记录的书记员，负责口授的管理者，他们都被置于需要拯救的位置上。如果在现代技术中，人类因素已经深深地卷入到拯救的各个层次上，那么永不终结的拯救主体会不断地出现。
在前面的段落中，海德格尔开始强调现代技术，而不仅仅像《巴门尼德》中那样强调现代人。然而，这个变化并不是说，现代人已经被现代技术的巨大权力所取代。如果我们详细考察一下这些部分就会发现其中的现代人，在这些部分中，海德格尔引入了顶一个术语，代表着现代的解蔽模式，这次就是“持存”（Bestand）：
那么，借助促逼的摆置而出现的特殊的无蔽状态究竟是什么？无论在什么地方，任何事物都有序地矗立着，直接上手，的确，在那里矗立着或许等待着进一步的订置（Bestellung）。通过这种方式，无论订置了什么，都有着它自己的持立（Stand）。我们称之为持存（Bestand）。在这里，与纯粹的“储存”相比，表达了更多的东西，也是更为紧要的东西。“持存”之名决定了包容性习俗中的等级。它决定了万物在其中出现的方式，而万物的出场都是有促逼的解蔽所造成的。在持存意义上，无论持立着何种东西，它都不再是与我们对立的对象。
海德格尔并不仅仅将技术问题局限于对象，而是提出技术问题与人有着紧密的关联。此外，任何事物在任何定法都有可能有序摆置着，也包含了现代人。西方人处于需要拯救的位置上，即他们的手与抄写的关系是不正当的。在这个过程中，人遭受到了威胁，或者说的更确切些，存在不再镌刻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过程是通过无蔽状态发生的，拯救观念不仅在书写行为中，而且在不正当的写作中无穷尽地重复自己，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个过程：写作被分裂成五个条陈（protocols）——开采、运输、储藏、分配和交换——在写作的正当书写中，并未展现为这五个协议。
人的问题，以及人所引领和坚守的生活问题，就是在这种包含着存在的不正当写作和非政治写作行为中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一个在手的存在者——手等待着未来的摆置和未来的拯救。此外，在手的存在者成为了技术形而上学基础的根本特征。当然，海德格尔并没有草率地处理这个问题，相反，他再一次转向了《巴门尼德》中已经提出的现代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持存命名了一种模式，即所有事物都与拯救相关，毫无疑问，这种关联也囊括了人本身。换句话说，在《关于技术的追问》中，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批判再一次回到了他早期对西方人的批判，现代他丢弃了描述词“西方”，将技术的主体同样拯救的主体相提并论。该解蔽下的主体意味着在“促逼”要求中归位和上手，正如海德格尔继续说道：“促逼的要求将人们聚集起来，将自我解蔽摆置为持存：集-置（Ge-stell）”。在海德格尔再一次指向另一个无根基状态时——并非历史的无根基，而是决定人的命运，让人处于危险的无根基状态——之后，我们看到了关键问题所在。
注意，在这段话中，人因为技术文本而直接处于与技术针锋相对的位置上。其结果令人扼腕。对于拯救来说，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在于“订置”（Bestellen），海德格尔在前面将“订置”与“持存”（Bestand）关联起来。第二种可能性涉及到人自身的特有本质与拯救的更为原初的关联。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海德格尔预测了人有危险，即“人来到了从悬崖跌落的边缘。”在这种条件下，人“濒临绝境。因而在任何模式下，这种解蔽的命运必然是危险的。”这个问题十分正确地涉及到技术所揭示的本质，它完全与人无关，不是甚至没有将人作为对象，毋宁说——这就是死亡政治学谱系和当代哲学下的技术问题的关键所在——它是一种持存。倘若如此，“无对象性的人不过是持存的订置者而已”。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个问题。技术让我们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不再是我们正当解蔽的主体（我们仅仅只是技术的对象或仆役，即这个地位的“无对象性”）。相反人注定要作为持存去等候，被技术所“订置”。海德格尔之后很快承认：“集-置在它自己与人的关系之中，同如其所是的万物的关系中，不仅仅让人陷入危险。”这种“订置”让人处于上手位置上，与技术相对立，我们知道，专属于人的东西“进入到了更原初的解蔽”：
技术的本质在于集-置。它的控制权属于命运。由于在任何既定时期，命运通过一种解蔽方式开启了人的历程，在这种解蔽方式下，人不断地尽最大可能去追寻订置下被解蔽物的极限，在此基础上来衍生出他的所有标准。由于其他可能性被阻隔，人或许能更多更快，审核更早地认可这种集-置的本质，它被揭示出来，走向无蔽状态，这样他就会体验到归属于这种解蔽之下的所需要的他的本质。集-置归属于解蔽的命运。
一旦人被敞露在技术引入的解蔽的危险之中时，便可以更深入地谈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正当和不正当的区分，尽管在《巴门尼德》中还不那么明显，在《关于技术的追问》中成为了一个核心问题，海德格尔就是围绕着这个区分来理解技术的危险。与技术相关的解蔽是不正当的，在某种程度上，它让人的本质陷入危险。在《巴门尼德》中，这个本质问题属于西方的历史之人，然而在这里则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返现了现代技术的急剧扩张会劫持存在。技术在对人施加影响的同时，也与人形成了某种关系，将人变成了持存，变成了拯救的对象。在这个位置上，人被集置了，而且也面对风险，在《巴门尼德》中，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不正当的写作会让人处于危险：我们知道，与真理无蔽状态的正当关系，现在变得更为遥远。这种越来越远的距离标志着人成为了不正当救赎的主体，因此，人陷入了危险。
危险在于何处？海德格尔除了使用本质、订置和拯救权力的培育之外，没有更多地说这个威胁在哪里，当然，后者激发了早先的西方的历史之人的形象。即打字机带来了威胁，它导致了人的身份的丧失。在这里，这种威胁更为抽象，从与拯救的本质性关系走向了更原初的关系。不过在这两个地方，关键词都是拯救和命运（Ge-schick和schicksal）。很多当代大陆哲学都有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技术让人处于这样的位置上，即技术的未来需要“订置”了人的命运。这篇文本有很多地方可以读到这一点：从海德格尔谈到自由的时候，反复指向“人类意志”，其中的关联是，他认为技术的持存导致了非人。我们还发现，对于被逐出正当写作和救赎王国的人，他用另一些说法来表达，如：“命运将人放逐到贝订置的解蔽类型之中。”反过来，这意味着从持存和不正当拯救的角度来看的所有其他人，都遭到技术订置威胁，处于最大危险之中。阿甘本的伟大洞见——这就是我在下一章准备谈的问题——就在于，他已经看到在这种危险中，我们不仅需要去呼唤，拯救那些已经被订置的人，而且更为深刻的是，在之前很少人能理解的尺度下，能剥夺他们的生命。在海德格尔将拯救破碎成“开采、运输、储藏、分配、交换”时，技术的“订置”权力已经扩张到如此程度，即可以很轻易地杀死人本身。从那里走向阿甘本的解读，只需要一小步，但是很重要的一步，在阿甘本那里，技术“订置”的对象变成了“神圣人”。
在这个地方，海德格尔在《关于技术的追问》通过荷尔德林的著名诗句引入了另一种可能性：“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赎”（Wo aber Gefahr ist, wiichst/Das Rettende auch）。拯救权力有可能随着危险的增加而增加，阿甘本在当代非政治地将它解读为死亡政治学的力量。倘若我们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巴门尼德》中的海德格尔决定了《关乎技术的追问》中的海德格尔。那么在后一篇文本中海德格尔提出的拯救权力的问题，变成了阿甘本的残余物的观念，即现代技术带给人类的危险的成倍增加，也带来了例外状态下被拯救和被标记为死亡的人的成倍增加。我将会在下一章中更详细地谈这一点，与此同时，我提出转向了海德格尔的另一篇著名的关于死亡政治的当代理论思考的文本时，这种拯救权力也影响了罗伯托·埃斯波西托自己关于非人的思考，的确，当埃斯波西托谈到通过《生活》（Bios）和《第三人》（Third Person）的非人哲学，将纳粹的死亡政治学颠倒为生命的生命政治学时，他也是从海德格尔的死亡政治的概念出发的。不过，从埃斯波西托的角度来看，他并不打算将这种拯救权力看成是否定性的力量，相反他注意到《关于技术的追问》全篇都蕴含着对技术的偶像崇拜式批判。简言之，埃斯波西托并认为拯救权力并非凌驾于生命的权力（如阿甘本那样），而是看成涵盖所有生命形式的一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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