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战役中率部起义的李佩膺少将

李佩膺，1898年出生，五台县陈家庄村人，国民革命军少将。1939年夏任第83军第66师第206旅第401团团长，1943年1月任第83军第66师师长。1945年10月在上党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被俘后，曾受到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接见，并在教导团受训一年多，于1947年2月被释放回太原。他一回到太原，就被阎锡山送进“晋绥军返部干部集训团（简称返干团）”受训审查。1948年3月，阎锡山将“返干团”改编为“雪耻奋斗团”。李佩膺被委任为“雪耻奋斗”第108团（即第8团）少将团长，率部驻守太原城东的罕山。这里地势险要，可以控制太原至榆次、寿阳的公路要道，是太原东山的屏障和门户。

1948年10月上旬，解放军华北第1兵团经过10余天战斗，全歼阎锡山第44、第45两个整师及其他师、团各一部，占领了武宿飞机场，打开了东山碉堡防线的东南门户。为了控制东山，创造攻城条件，10月17日，解放军攻击东山的部队，出其不意地从阎军薄弱部位，直插东山纵深，一举攻取牛驼寨、榆林坪、庄子上，将阎军东山的防御体系割裂。“雪耻奋斗团指挥部”总指挥史泽波见势不妙，向太原告急。阎锡山命令，除留李佩膺团在罕山继续守碉外，其他各团夺路撤回城内。当时李佩膺打电话也请求撤回，遭到阎的拒绝。至此，李佩膺彻底打消了对阎锡山的一切幻想。该团官兵，看到罕山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弹药不足，粮源断绝，难以持久，恐慌不安，无心再战。加之，他们亲身感受过解放军的宽大政策，很自然的便产生投诚的念头。

该团参谋、被俘派遣人员陈朝斌，见时机已告成熟，便建议李佩膺早作打算。10月17日晚上，李佩膺先和副团长王致烈，后又召来3营营长李志远和参谋陈朝斌等人，就面临的形势和下一步打算秘密进行商谈。4人一致感到，大势已去，形势严重，如果打下去，双方伤亡将不计其数，个人落个碉破人亡，就是不死亦伤，不伤亦俘。最后一致认为只有弃暗投明，才是良策，而且要办快办。几个人还逐个分析了营一级军官的情况，讨论了防范措施。确定第二天由陈朝斌下山同解放军联系起义，李佩膺又向他交代了商谈的条件。为安全起见，特选派便衣队长苗秀山和陈朝斌一同执行联络任务。10月18日晚，2人秘密下山，来到解放军阵地，同第8纵队第24旅接上头。19日晨，双方正在商谈时，解放军第1兵团政治部敌工部委派与李佩膺素有深交的原阎军将领李维岳也来劝降，并一同参加商谈。陈朝斌介绍了第108团的情况和李佩膺的起义条件。起义条件提出以下5条：1.名义上叫起义；2.过来后人枪不动，保持原编制；3.保护私人财产和照顾家属；4.解放军布置好，不让一人漏网，避免回去通风报信，家属受害；5.由解放军派负责人上山商谈具体办法。对这些条件，解放军基本同意，并派旅部参谋杨琦同李维岳一起上山办理此事。李维岳、杨琦和陈朝斌一起，到达第108团阵地前沿的碉堡内，用电话向李佩膺通报了商谈结果。李佩膺又下到前沿碉堡内同他们进行了面谈。确定当晚行动，并明确了到达地点、联络信号和撤出阵地后的接替等事项。商妥后，李维岳、杨琦即随李佩膺、陈朝斌上山，协助李佩膺组织行动。李佩膺一到罕山，即刻召集支队长宣布假突围的行动命令。接着，全团连夜集合于指挥碉前，除重火器留在原地外，其余装备均携带下山。

为了蒙蔽阎锡山，部队一开始行动，李佩膺就给太原绥署连发3次电报。前两次报告“处境危险”，向太原告急；最后一次说决定“突围”，“到敌后打游击”。最后的电报一发完，不等阎锡山回电，就将电台拆散。部队行进途中，陈朝斌还向各支队宣布了不许任何人打枪、不许说话、不能失掉联系的行军纪律。起义部队向榆次方向行军大半夜，天快亮时，有几个顽固分子发觉行军路线不对，撒腿跑了。全团千余官兵，于10月20日拂晓到达指定地点。

李佩膺率部起义后，他夫人石氏和女儿李爱华受到迫害，母女俩于是乘夜逃出了太原城，到榆次去找李佩膺。由于看不清道路，不辨南北东西，母女俩深一脚浅一脚，跌倒了爬起来再走，一直走到天亮，才看见几个农民，问了声离榆次还有多远？农民指着城说：“这不是榆次城！”她们一看面前就是城门，母女俩不约而同地一齐瘫软在地上，疲乏、欣喜、饥饿、激动，竟致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也不知在地上躺了多长时间，苏醒过来后，发现一群人围着她俩看，母女俩强忍着饥饿、酸痛，进了榆次城，最后终于找到了李佩膺。

李佩膺起义后，被分配到解放军第1兵团敌工部工作。1950年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参议室主任。1955年4月任山西省林业厅厅长，1957年5月任山西省农业建设厅副厅长。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支援抗美援朝捐献了许多钱财，还资助建设了山西省人民医院。1958年4月因病去世，享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