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公十日谈 之一
题记：我这篇长文《沈公十日谈》2019年春应《八八沈公》编者之约而写，迄今除收入那本文集外，未在其他媒体披载过，现在自己公号上分三期“旧文新发”，过过新媒体且自媒体的瘾。
沈公米寿，草鹭要出书祝寿，命我作文一篇。若在旧时，我需以“寿序”应命，可是，我哪有铺排“寿序”的本事？忽然想到，为文编刊，交友吃饭，我追随沈公也有年头了，不妨借《十日谈》名目，写一篇《沈公十日谈》。
2018年11月29日
我来迟了。在阜成路西头定慧桥下转来绕去，才发现那家饭店的招牌。这不是北京城路灯辉煌的街区，况是冬夜，我又初来乍到。冲上二楼，推开大包房的门，一眼望见沈公，正端坐在一张大圆桌的主位上，于一片喧闹声中，独自笑着。他的左手边，当然是俞晓群；右手位空着，是给我留的。这已是近十年来的惯例：我每次来京，晓群大哥都会组一个饭局，主角永远是沈公，我则居右奉陪。因我是客，嗓门又大，挨沈公坐，容易应付对话中沈公年年减弱的听力。八十七岁的老人家了，他和世界沟通的方式越来越少，多是沉默以对，四处微笑，偶尔有兴致，才提高音量，喊出几个新“创作”的笑话。几十年在书籍出版的舞台中央呼风唤雨，仿佛总是深陷作战指挥中心的吵吵嚷嚷之中，如今，生活于他而言终于慢慢安静下来。
他眼皮底下的这张饭桌则难以安静，尤其我来了，更闹。早已入席的朋友们，除了张冠生、徐时霖、顾犇几位常常自带安静而来，其他诸位，祝勇、谢其章（经常还有止庵、韦力、吴兴文、郑勇、杨小洲等等），再加上忙东忙西的朱立利，哪位是无话可说的？沉稳如东道主俞晓群，酒过三巡，也是要响遏行云的。
沈公照例喝他的啤酒。敬了几杯之后，我问他今天是坐什么车过来的。为节省老人家的脑力，照顾他的听力，也免得他多耗心力，我渐渐不再问那些1980年代的风雨雷电了，不再核实《读书》杂志的“疯男疯女”掌故和《情爱论》的删减内容了，不再深究三联版蔡志忠漫画和金庸作品集的内幕与细节了。我们只和他谈谈今天的事。
“今天，”他说，“我应邀来参加我的大BOSS俞晓群先生的晚宴。我早早坐公共汽车出门，转车时顺便去逛了一家二手书店，那里专门卖一些打折的书。我挑了几本，带了来，送给各位。各位自己去选，书就在沙发那边。”沈公这是又要送书了。他一辈子不仅编书、读书、买书、翻书、谈书、写书，还常常自己买书或将手头存书送朋友。2004年的一个饭局上，我问他养生之道，他说他练一门气功，叫小周天，练了几十年了，受益无穷。他给我介绍蒋维乔的静坐法，嘱我一定要学。回深圳后，忽然收到北京寄来的两本书，全和“因是子静坐法”有关，竟然就是沈公寄来的。
一见此刻沈公“旧疾复发”，我赶紧溜过去，找到那个红色环保袋，将书一一取出，摆在茶几上。书共五本：星云大师《豁达：做人之道》，陈益民《阿Q永远健在》，还有《中国避讳》《闲话文人》，最后是一本《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的倾城往事》。
在满坑满谷的折扣书堆里，沈公为什么挑出了这五种？这是他过往做书时选题策划的微弱余响，还是他对未来读物市场的瞬时判断？抑或是挑无可挑而又不得不挑的聊胜于无？
我巡阅一遍，书心未动，欣然归座。又有几位也去看了看，翻了翻，也都空手而回。我忽然就想念上海的陈子善了。陈老师此刻若在，一定不会让张爱玲寂寞的。
酒饱饭足，转眼要道别了。沈公穿上外套，戴好帽子，围好围脖，然后走到那五本书前，喊道：“各位如果喜欢哪一本，就拿走翻翻。我买来也是送各位的。”
大家嘻哈答应，都祝沈公多多保重、健康长寿，可是无人选书以应。
沈公只好将那包书提在手中：“各位客气，我只好自己留着了。”
中国当代出版界的一对著名师徒：沈昌文（右）和俞晓群。2019年八月，摄自上海。
2002年12月6日
沈公米寿，草鹭要出书祝寿，命我作文一篇。若在旧时，我需以“寿序”应命，可是，我哪有铺排“寿序”的本事？忽然想到，为文编刊，交友吃饭，我追随沈公也有年头了，不妨借《十日谈》名目，写一篇《沈公十日谈》。我先写了2018年11月底在沈公饭局上的见闻，接下来就该写我第一次拜见沈公的事了。于是，电脑上输入“沈昌文”三字，搜我旧文中可资参考的段落。先就读到2004年我主编《文化广场》时所写“眉批一二三”中的一段：
《读书》杂志的编辑我也佩服。前年冬天，朋友替我约了《读书》的老主编沈昌文在北京韬奋图书中心二楼咖啡馆见面。我和朋友先到了，挑了中间一个位置落座，立刻就给咖啡香和书香包围了。前方咖啡馆的深处，有长桌一列，桌四周有宾客一群，众人皆以窃窃私语之声争辩着一个公共话题，朋友说那是《读书》杂志召集的小型学术座谈会。回头望去，则是书架琳琅，群籍安稳。正四顾间，沈公昌文风风火火地来了，脸色被门外的寒风染成了深红，像一本书话集的古朴封面。他传授了我几招编刊选书的“秘诀”；他说一会儿他还有约会，也是谈书的事；“我每天做的就是为书做'媒’的事。”
嗯，写得真好。是我写的？
说是“前年冬天”，算了半天，算出是2012年冬天。这大抵可信，盖因我去北京，喜欢选冬天。离京南下深圳迄今近三十年，在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住久了，会非常想念北方的冬阳、冬夜与冬雪。《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周刊，世纪之交，停刊有年，2003年3月的复刊由我主持，一如1995年的创刊。如此说来，我去北京求见沈公，当是为“文化广场”谋划未来。
且看我在文档中搜出的第二段：
冠生兄领我去北京三联二楼咖啡厅拜见沈昌文先生。“这是深圳来的，”冠生说，“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的主编，胡洪侠，我们都叫他大侠。”沈公笑眯眯的，边听边点头，客客气气地说了几个“好”，全没有额外的热情和深谈的兴趣。
我一看大事不妙，赶紧接过话头喊道：“沈公，我是OK先生。”
“奥！”沈公陡然转头向我，提高音调说，“你就是OK先生。”于是大家都笑了。
冠生“哎”了一声，笑着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需要解释。“OK先生是我用过的网名。”我说，“沈公和我都在一个叫'闲闲书话’的论坛里玩儿。”
沈公连忙说：“我只潜水，不发言。不过你OK先生的'非日记’我还是有点印象的。”
这就是了。我和冠生1990年代初期即在深圳相识，后迅速升级为相知。回北京工作后他和沈公打交道多年，我想一睹“真人”风采，求冠生引见当然最为方便。
可是，既然是写《沈公十日谈》，所述所忆不仅应标出“年、月”，更理应精确到“日”。我第一次见到沈公，究竟是何月何日？我在自己的文字里查不到，只好再求冠生大哥。
几分钟后，答案来了：“2002年12月6日下午14：30，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
片刻，冠生的日记手迹图片传到。是十七年前的“文献”了：横格白纸，墨迹井然，笔划一丝不乱，记事繁简有致。我每每感叹冠生沉稳踏实如山，山中藏龙卧虎，可是他仍不断给人意外惊喜，让人感佩不已。
十七年前的那天晚上，他写道：
一上班就为大侠寻找沈昌文先生。
家里没有。工作室没有。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没有。无奈之余，拜托张琳娜代为留意，一旦见到沈先生，即请他给我电话，有要事求见。
近午时，沈先生来电话。约在今天下午2：30—3：00，齐聚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厅晤谈。
届时前往，大侠已至。坐谈片刻，沈先生亦至。
沈先生以前从网络上和陆灏那里知道一个“OK先生”，活跃于南国文化界，尤其是与书有关的事情。今天对上了号，不由开“沈式玩笑”说：原来听名字里有xia字，还以为是个漂亮小姐冒充男士，今日得见，才知是一位堂堂靓仔。
沈先生忙，言过三巡就得离座去会见好友郝明义。深表感谢之余送其赴约，继续与大侠谈。又约徐晓明日晤谈。……
看看，十七年前，沈公刚逾古稀，虽已退休，精神焕发，胸有成书万卷待出版，天天又有东西南北各路饭局要主持；白日跨上自行车，一骑绝尘，凌晨潜入互联网，春风得意。虽然迟至2002年才得以与之会面半小时，可我毕竟也算亲眼见识了一星半点儿沈公巅峰状态“下半场”的风采。
2019年8月，朋友们让我主持上海书展上的《八八沈公》新书发布会，我也算在大上海亮了一回相。
---------------------------------------------------------------------------
1988年8月18日
沈公的巅峰状态“上半场”，当然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那个年代他见过的人和见过他的人，领导过他的人和他领导的人，去过编辑部“阁楼”、在《读书》开专栏、参加过“读者服务日”的人，如今都成了传说。
此刻我试图经由“传说隧道”找到我的清晰图像，找不到。只模模糊糊在当时河北省衡水地委办公楼三楼靠北一间办公室里，发现一个年轻人的身影——
时间显示是1988年8月18日的上午，刚刚上班，那位身穿破旧牛仔裤的青年，在单位订阅的新到报刊中，发现了第八期《读书》杂志。他连忙抢在手里，回到座位，按多年养成的习惯，开始从后往前，一路读下去。他那时也读《读者文摘》和《新华文摘》，还有这个“月刊”那个“选刊”之类。翻这些杂志，他是从前往后看的。唯独《读书》，他一定先读最后的“编辑絮语”，然后再慢慢一篇一篇倒翻上去。万一某期竟然没有“絮语”，即若有所失，甚至胡思乱想起来。那时他已经做过几年报纸编辑，对如何写作如何编报编刊有兴趣。他也爱读书，尽管身处小城，买书不便，可是新华书店有新书订阅服务，街上有一两家书摊和书屋，他还是可以买到《第三次浪潮》《宽容》《随想录》《情爱论》《悲剧的诞生》《傅雷家书》《洗澡》等等。他也已经知道接受《读书》杂志文章和新书信息的引导，去选书、买书和谈论书。他喜欢三联版的书，开始搜集“文化生活译丛”“新知文库”和“西方当代学术译丛”，也零星买了几种黄裳、唐弢等人的书话集。越读书越觉得这座小城是呆不下去了。他觉得莫名的孤单。这些天来他和他的一位同班同学正策划去海南看看。听说那里建了省，成了大特区，要建自由岛。他总想找人说话，可是也想不出找谁说，也说不好究竟要说什么。突然，他的眼神就停在了这期《读书》“编后絮语”开头那句话上：
朋友相处，有一种境界是“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
他也无心再往下看，只反复琢磨引号里的这十个字：“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
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很快又读到结尾一段：
《读书》绝不一味消极地淡泊和超脱，它密切关怀文化的命运和现状。但是，它显然要有更多对文化的“终极的关怀”，使自己更加具有深度——一种明白晓畅而非深奥费解的深度。
是啊是啊，做人也一样啊。要明白晓畅的深度，不要深奥费解的深度。“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多么明白晓畅。还有窗外隐约传来的齐秦的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初听明白晓畅，听进去，也觉深奥费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