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知哲学从主客观一致性开始(连载六十四)

经过上一章的分析可以发现,人,无论文明与否,只要是知行合一的存在,就一定是自己的逻辑认知的奴隶,之所以会这样,从被无视很久的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角度,因为有不可知论的干扰,所以当人的产生被错会于神意之后,人的文明进步内容就包括了对虚构的神的全部消解要求,也就是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你死我活斗争。
无奈人的文明只能从零起点基于因果一致性堆砌自己的认知体系,所以在不能终极自圆其说之前,那些因特定机缘而占据思想高点的人会获得与认知水平对等的权威地位,无奈因为没有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所以很多专业人士都不免有掩饰不住的学术傲慢心理,掩饰好的,能伪装在自己的内心,掩饰不好的,就以思想洁癖的形式混杂于相关个人对权威身份的追求中祸乱人心。
悲哀的是,人的文明存在却必须依赖权威的指引。老子正因为洞察了这一点,所以才提出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想法。于是问题来了,圣人在普通人心中都无比神圣,包括世人对老子的崇拜亦是如此,为什么圣人的存在却与大盗的存在具有老子所未明言的某种必须消解的一致性呢?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老子生前是举世自圆其说水平最高的人,死后到哲学常识化转向为止,也是自圆其说水平最高的人,但他苦于无法把自己的思想直接复制给其他人,于是最后选择遁世,只在遁世的路上,因为知音的强迫,才把自己的思想集要面世。
类似的行为在西方哲学界也发生在维特根斯坦身上,他虽然在适当的时机引发了一次哲学转向,而且是语言学方面的,实际的自圆其说水平却远不如老子,而且整个西方哲学就从未展现过任何终极自圆其说的可能,因此我判定,这两个人都是思想洁癖极端严重之人,只是已经严重到物极必反于不祸乱人心的自觉境界而已,而其他不达此境界的思想洁癖则一定害人害己,而且害的最多的,或者是离洁癖者最近的人,或者是某个特定的保守群体。
正因为每个人都有与不能自圆其说相关的思想洁癖,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发现,战争虽然每个人都厌恶,但本质上却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都不积极谋求终极自圆其说的矛盾集成,而政治不过是在频发的战争酝酿过程中,由不能终极调和的人际关系所集成出来社会自组织模式而已,它的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下一次最大的战争积聚新的矛盾而已,直到资本主义出现后,随着理论上的共产主义洞见和世界大战的发生,才产生了以政治消灭政治的社会主义政治,进而引发了哲学在理论上的实践转向。
政治的生灭之所以可以这样解读,是因为作为社会性的整体一致存在,人与人之间只有在组织行为中才能谋求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同步最大化,因此在技术进步与经验积累的一致性必然驱动下,随着生产效能的提高和财富的积累,意味着文明一体化进程只能由不成熟的政治和战争来主导推进,因此一旦产生以政治消灭政治的社会主义政治,便意味着政治开始走向成熟,当然也意味着政治距离自动消亡已经不远了,而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顺利诞生,将预示着政治消亡的丧钟已经响起。
关于政治与政治学的必然消失,后面我会结合心理学的学科属性的必然消失进行展开论述,这里提示大家要明白一点,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之所以会按部就班地展现出可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就是因为通过中西方思想精华的差异化比对,我发现,中国传统道家思想所具备的准终极自圆其说能力与西方哲学的逻辑思辨之间有终极互译性,也就是可直接诱变终极哲学的终极互补性,因而在本书后部分,通过一切命题之间都有形而上学的同构性发现,我实现了对终极方法论的常识化建构。
正因为每有理论创新之后,我都必然对相关书稿进行一次重新梳理,所以在新的梳理过程中,我发现,通过终极本体论、终极认识论和终极方法论的循序渐进诞生,哲学的开放性于我已然得以封闭,于是新的创作思路就此转向终极哲学的常识化揭示进路。
那么什么是终极哲学呢?就是不但在理论层面可终极自圆其说,而且在实践层面可以把相应的自圆其说能力做到教育层面的可直接复制性,这显然是文以明人的文明和文以化人的文化极点。
以曾经莫衷一是的自由观为例,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人虽然是自己的逻辑认知的奴隶,但认知的不同过程性极点却有不同的自由内涵,这其中隐含着旧哲学与旧思想界一直阐述不清的人的文明存在的终极意义问题。
关于认知的过程性极点,以终极自圆其说为例,首先通过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人的文明即将实现由哲学开放性封闭所带来的主观思想自由,而且随着这个开放性的封闭,还有终极明确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哲学科学化内涵,也即狭义哲学可以最终被定性为像科学一样的学科,成为常识化解析逻辑先在的工具学科之一,因为科学学科成立的逻辑前提就是研究对象的明确——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相对于旧哲学的对哲学是什么的莫衷一是,从终极功用的角度,哲学就是利用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内涵的终极洞见力去归纳一切和演绎一切,用中国传统语汇表述,就是形而上学地认知一切,概而言之,就是在概念层面通过归纳和演绎形而上学地泛化一切。具体怎么泛化,我会在后面详细介绍。
其次基于同样的洞见,我们会发现,随着个体层面的集体哲学常识化转向成功,当个体层面的哲学认知的开放性被封闭之后,实现主观思想自由之后的人类整体会进入整体和谐状态,这时因为能够积聚更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所以人的存在意义主要在于封闭由科学所代表的广义哲学的开放性,而且这个开放性一旦封闭成功,不但将在实践层面给人的文明存在带来终极物理自由,而且在理论层面相当于实现了相对于哲学科学化的科学哲学化,因为狭义哲学的开放性封闭之后,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依然无法回答旧哲学所一贯追求的世界本源问题,但我们又不能无视这个问题存在的合理性,于是当狭义哲学的开放性被封闭之后,对世界本源问题的寻求义务就天然落到了科学身上,是谓科学哲学化。
这样再看旧哲学,之所以会纠缠于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无果,完全是因为旧哲学根本没能常识化定义人性所内涵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在无法常识化解析主观能动性所内涵的主客观一致性的情况下,根本无法相对形而下地解析客观见之于主观这一感知行为的事实判断心路,从而导致形而上学的专业哲学理论只能整体沉沦于人性善恶难以调和的价值判断上面——明确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的同构性,是通过形而中学进一步明确人类思想体系同构关系图的逻辑前提(详见插页图-1)。
由此可见,正确理解人的存在的主客观一致性,是正确理解哲学的开始,因为脱离客观见之于主观的感知就形而上地谈主观见之于主观的认知,是旧哲学一直在脱离主客观一致性空谈哲学的通病。
西方哲学界之所以会集体深陷这种空中楼阁式理论研究情境而不自知,完全是因为在基础概念层面用主观与客观偷换了主观存在与客观存在命题之后,不自觉地对类似道一样的准终极本体命题的存在的同构性进行了人为的错误肢解,从而导致西方哲学只能一直在错误的本体论追求误导下南辕北辙地发展,然后无望地通过偶然的哲学转向来校正方向。
如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帮助,西方哲学通过频繁的转向也有终极自圆其说的可能,只是通过有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互译帮助的常识化转向,会节约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时间成本。
哲学常识化转向之所以是终极转向,是因为任何命题行为都是对逻辑先在的常识化解析,但旧哲学却把常识与哲学和科学的命题行为对立起来,一直误以为哲学与科学相对于常识具有超验性,但其实,哲学与科学不过是主客观一致性存在的人据以常识化解析逻辑先在的工具而已。
正因为一切命题皆有常识化内涵,所以哲学化即常识化,科学化亦常识化,所以才会有科学哲学化和哲学科学化命题,这样再看终极方法论之所以能够被我以常识化视角成功发现,正是因为本着大道至简的思路,把常识化视角所内涵的全部方法和方法论便利进行简单集成,便有了因果一致的水到渠成。
正因为能正确运用常识化视角下对哲学基础概念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解析这一方法和方法论便利,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才能如此轻松地对西方哲学的南辕北辙式错误进行正本清源,从而给世人提供一个清明的哲学理论体系,是谓终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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