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中国政治向哲学妥协得最彻底
因为理性，人有强烈的向善需求，但从克服不了的集体虚伪看，人的致善能力从来不足——以现在的哲学水平而言，人现有的这点儿哲学理性，分明只能帮助少数悟性极强的人平衡自己的感性，对于其他悟性一般的人来说，现有哲学因为常识化水平太低，所以从来平衡不了整体人类无度的感性欲望。
现实的道德虽然既有向善的要求与标准，又有人类集体反思在里面，但只要集体的逻辑天花板不除，便意味着旧道德并不完全具备知行合一的可执行力，因而并不符合人类主观文明的终极进步需求。
哲学思想必须具备知行合一性，也就是哲学思想必须指导现实人生，这种指导应该是常识化的，但旧哲学对此存在着现实的不能，这说明，哲学的专业性必须因常识化而被终极克服，才能使哲学变无用之用为信手拈来之用，所以哲学的知行合一性也有可执行力上的指标意义，因而哲学的终极追求就有可执行力最大化于人类集体层面之意。
凡事关人类整体之事，当前皆由政治主导，所以教化民众的事儿政府从来在干，只是因为阶级对立的客观存在，所以一直做得三心二意而已，而且主要以愚民为主，所以政治的存在必然因阶级立场的狭隘而产生无法自主突破的逻辑天花板，进而限制人类只能享受思想相对自由之下的有限政治自由——只有产生常识化的可破除人类集体逻辑天花板的哲学，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集体思想自由——所以，相对于思想自由，政治自由除了具有提供人类集体奔向思想自由的保障作用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是。
为了更好地解释我不是在错误批判政治自由，大家重温一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里的自由绝不仅是政治自由，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首脑，他的人生都是最不自由的。
同样，老子遁世，差的当然也不是政治自由，最大的可能在于，因为意识到仅实现个人的思想自由的孤寂，他不能让其他人和自己一样实现思想自由，因为眼见的政治大山他推不动、搬不掉，所以只能自惭形秽地退隐，因为他的自圆其说抵挡不住真懂道的人的普及化追问。
这样便不难理解，将与政治同步消失的便是人类有限的政治自由，而后人类集体得到的将是集体自觉之下的超越老子一样的思想自由，这样的自由以人皆能综合利用现代文明对世界人生实现超越老子一样的自圆其说为表现，所以从宏观角度用常识化标准对旧哲学进行颠覆性创新，刻不容缓，因为人的政治自由已经远落后于物质文明可能提供的人类整体自由了！
既然政治一直存在劣根性的不作为，那么哲学专业工作者就应该主动补位，可惜哲学创新仅靠热情是不够的——严谨的分析之下，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才是确保颠覆式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诱发灵光乍现的灵感所在。哲学常识化与普及化就是这样的好视角和正确切入点。
哲学的宏观创新，是有能力的思想者立足于微观经验基础上坐井观天地空想宏观世界。这个过程中，思想在头脑中的运转和思想成果的展现离不开文字的运用，所以人类的旧思想局限一方面与思想家们的宏观思维不通透相关，一方面也与思想家整理思想的技术手段不达标相关——没有成熟的载体，再正确的思想也不能得到充分有效交流，这意味着相关思想的活力指数不够。
活力指数不够的思想即便有善的内容与标准，但思想完整度不够，也必然因不周全而被放弃或无视，因为这样的哲学在指导他人思想时，肯定不能帮人解决全部问题，进而只能成为只解决部分问题的伪哲学。
终极化的哲学必然能常识化地帮一切人解决一切主观难题，是谓圆融。因为至今没有一个真正达到至善的哲学统领一切伪哲学，所以人只能活在普遍伪哲学指导下伪善横行的社会里，怎能不互害着活？！
思想家的思想不达标，道德的详细内容和具体标准便无法用语言进行精确的逻辑表述，可见人类“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的思想储备——旧哲学——依然漏洞百出，因为这个认知的形成是个庞杂的系统工程，只要不能用层层递进的逻辑准确地铺垫出来，只能靠修行者偶然地悟得，当然不具备任何传播的可普及性。
过去有人能偶然地悟得哲学与道的整体性，今人悟得这种整体性显然比过去容易得多，这种趋势本身就有常识化的意味，所以真正的思想者有必要重新认识这种偶然性中的必然性，然后用常识化的哲学把这种偶然变必然的逻辑完整地挖掘并呈献在世人面前，是谓哲学的终极常识化。
思想不可能脱离载体而独立地显示出来，必须借助语言文字。语言文字的表意依赖于人与人之间共性的逻辑，所以正确认识逻辑就显得至关重要。
实际人类所有的思想也都是建立在人类通用的逻辑链条上，这个逻辑链条能被人把握到，本身就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终极指向意味——人的产生仰仗于自我意识的产生，当自我意识被灌注于人心时，意味着人类始有了认识世界的原点。
光有原点不足以认识世界，长期的混沌中挣扎过后，人在不同的分支文明中发展出不同的语言文字系统，这些语言文字在形状和发声中多有不同，但表意的逻辑却惊人地一致，于是不同语言间有了确定的互译性，但我们的哲学思考不能仅满足于此，还要看到，不同语言不仅在彼此之间具有互译功能，还有翻译与人对立统一存在的世界之意——作为常识化的哲学，我们必须以此来认清世界于人的先在性，这样我们才能自主排除先人用语言表述的混沌的哲学思想迷障。
与世界于人的先在性一样，语言中所隐含的逻辑线条，既是人据以翻译世界于人的先在性的工具，同时我们更要体会清楚，逻辑与自然规律具有一体两面性，也就是逻辑与自然规律所展现的自然一样，于人是先在的。
关于哲学的整体性和逻辑先在于人，中华传统文化在《道德经》中表述得相对最周全，类似的思想观点在西方哲学中“理念”体系中亦有阐述，但其辩证水平达不到《道德经》同样的高度，更无法自成体系，所以当苏格拉底以死殉葬自己的思想追求后，柏拉图在错位的政治伦理追求中葬送了西方哲学的整体性。
随后，当基督教一统西方哲学的时候，上帝的顽固存在又让西方哲学彻底错失了整体性解读“理念”的机会，因为哲学的这种整体性建立在系统性基础上，但高于系统性。
中国的道家思想精华，是老子的个体意识通过长期知行合一的思考而建立的一体于心的思想，有“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我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我、我就是佛，佛就是我”之意，中国传统文化叫天人合一，这是跪拜于上帝脚下的西方文化永远实现不了的境界，更是早期西方奴隶社会达不到的境界。
区别于西方政治伦理观的扭曲，中华道文化内涵的天人合一伦理观使人将异化于神的荣耀又复归于人本身，因而能够束缚的中国传统政治更加注重人权——中华传统文化中没有西方传统文化中一直让人惭愧于原罪的神，不能借助神愚民的中国传统政治，在愚民难度上从来高于西方社会，至今也是如此——西方政治将政治释放的民主又通过宗教的虔诚将其收回大半，这就是美国总统鼓励民众宁可相信上帝也不相信政治的本质所在。
因为政治是人类集体劣根性的向上集合，所以把政治的丑恶完全推给统治阶级显然是不合理的。同理，因为西方政治的形式民主相对有效而全盘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中国政治是全球唯一向哲学妥协最彻底的，所以这种级别的妥协是雄辩的，对西方政治和西方哲学有终极比较优势，需要尽早明确才好。
过去，因为西方政治与西方哲学的虚伪不能用常识化哲学揭露，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虽然自觉高明，但仍对本国民众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比如对那些极端自私的人，我们一贯强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就觉得很虚伪，如今我们在宣传这个宗旨之前，再强调一切中国政治向哲学妥协得最彻底性，那么这种服务的真实性就不言自明得多了。
反过来，一旦我们主动强调向哲学妥协的彻底性，那么干部教育容易了，制度创新也容易了，当干部群众都领会了哲学的对立统一性，那么我们的社会整体和谐也就容易实现了，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