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圈子”寻人更容易

古代中国的农民，如果在自己的辖区范围内能够做到安居乐业，就会被“束缚”在土地上。在自己的土地上有序生活不仅能够使政府省心，同样也能避免自己家庭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古代户籍制度是反对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因为如果遇到饥荒，失去土地，农民就成了流民。

流民是政府是社会存在的不稳定因素，是政府需要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去维稳的对象，同样也是是农民起义的主要发起人，不利于统治者对国家的统治。

“不做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这是明朝对流民评价的表现，因为人口流动代表动乱，所以中国古代的政府不会鼓励人口流动，同样的，也只有战乱才会造成大规模人口流动，使得人们流离失所，民不聊生。

那么在人口流动性极小的前提下，人们所生活的“圈子”就被划归出来，能够接触到的人和事也就相应的受到极大的限制，往往一个辖区范围内的人们互相都为家人、亲属、家族。

不属于一个家族的人们在日常的生活生产中的相互交往中也早已熟络，在“熟人圈”中寻熟人方便，寻陌生人岂不是更加容易，逃跑或流亡的逃犯只要离开了自己的“熟人圈”，对于任何一个圈子而言都是鹤立鸡群，格格不入，又如何藏匿其中。

古代居民同样持有身份证

最早的身份证是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发明的照身帖，由官府发放的，是一块刻有持有人头像和籍贯信息的打磨光滑细密的竹板。

照身帖是国人的身份象征，必须持有，否则就会被认为是黑户，或者间谍。

隋唐时期，一种由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的“鱼符”是朝廷给予官员的身份证明。从宋代开始，中国古代官吏证明身份的物件演变为腰牌，到了明代，身份证就改用了“牙牌”，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视身份和地位、功能的不同而有别。

自明朝开始，存在着一项规定：如果辖区居住的人民需要远离常住地区较远的地区，当地政府部门需要对他们发放一种类似介绍信、通行证一样的文件，称作'路引'，若无'路引'或与之不符者，是要依律治罪的，'路引'实际上就是身份的证明，是离乡的证明。

清代年间的身份证明，是用帽子上的顶子，称作“帽珠“的物件，帽珠的材质有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不同的材质代表不同的身份。

在官府发出的通缉令中，其实不单单是一张孤零零的画像，还会附上在逃罪犯的籍贯、姓名、所犯罪行等详细的个人信息。

当看到相貌相似的嫌疑人，只需要盘问出或直接搜罗出他的“身份证”进行比对便可以精准地抓获罪犯，这样看来，似乎仅凭一张通缉令就抓到嫌疑人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其实，官府衙门在绘画通缉令时，同样能够意识到按照如此粗糙技术的画像找人的确是大海捞针，所以他们在绘画时会选择把罪犯身上所具有的极为有特点的、易辨识的特征进行夸张和放大。

比如长发或是秃头，圆脸或长脸，是否有明显的痣或胎记、疤痕，是否有络腮胡或招风耳等等，让民众在看到画像时一目了然，在遇到具有同样特征的人的时候能够迅速反应，从而提高抓捕的效率和精准度。

除此之外，还有巨额的悬赏制度。

在发布到各地的通缉令内容中，一定会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如若抓捕到罪犯，赏金几百两白银或上千两甚至万两白银。

“有钱能使鬼推磨”，尤其是在古代，用这样的方法能够使得被追捕的逃犯变成古代百姓致富的手段眼中，他们每一个都是能够百分之百中奖的百万彩票。

所以在古代，当公文被张贴出来后，百姓都会一拥而上，之后碰到可疑人员，不论对错均一一举报，缩减了抓捕范围，大大提高了命中率。

其实综上看来，虽然在古代没有今天的拍照技术和监控技术和能力，但是能够凭借着一张极为粗糙的甚至不像嫌疑犯的通缉令抓到犯人，也不是一件堪比登天的难事。

古代真实的“通缉令”虽然存在种种弊端：画像失真、不具有时效性、传播程度低等等，但是“通缉令”之所以能够在历朝历代中流传下来，甚至于对现代社会都产生巨大的影响，证明其一定有实际的意义和作用存在。

除此之外，在实行的过程中配合相应的户籍管理制度和高额的悬赏金，虽然抓捕效率达不到多么高，但足以让“通缉令”上被追捕罪犯举步维艰。

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通缉令”的形式才流传千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具备强大的功效直至今天仍然没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