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我的俄国朋友李福清
明年我要在陕西汉中召开世界汉文化大会，而央视恰好又与深圳电视台合作拍摄大型纪录片，由我策划，报导世界各国保存、发扬汉文化的情况。因而由我领队往访莫斯科、圣彼得堡拜访相关机构。
我与俄罗斯汉学界有点渊源，其中最可敘述的，是与李福清之交谊。这次来莫斯科，本想联系她女儿，聊申忆念。可惜行程匆遽，未能如愿，颇为惆怅。
1988年我在大陆游历，与李明滨、刘锡诚、马昌仪诸位结识，老友王孝廉又从中联系，遂得以与苏俄著名汉学家李福清订交。
他们几位都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甚大。孝廉乃徐复观高徒，但未继续做儒学研究，东渡扶桑去钻研神话学了。长期在东亚各地做田野调查，成果斐然，文酒双豪，后来还远道来佛光大學授课，支持我办学。刘锡诚、马昌仪夫妇亦神话学大家，把毕生藏书也都捐了给我。李明滨呢？我在北京与他相遇，聊起来才知他出身正是我淡江大学后山上的李氏家族，幼时去厦门读书，因战乱，不能归，遂在厦门生长，后入北大。以擅长俄文、俄国汉学，执掌北大俄文系，还得过普希金奖。我读大学时，常月夜携酒去山上李氏宗祠玩，阒寂无人，遥契玄冥。如今得遇李家后人，大生亲切之感，乃替他办理入台交流事，令他可以入台讲学并处理家族事务。
我的神话学、俄国汉学知识，多由他们几位来。李福清跟他们都极熟稔，因而也与相熟。知其底蕴之后，我便開始请他赴台讲学。
“李福清”这个名字是他自己取的，乃其姓氏的音译。但译得好，使人误以为他本是中国人。确实，又有多少人能像他那么懂中国呢？他能说能写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小传统”那部分贴近老百姓生活的，如传说、故事、小说、戏曲、生活习俗等等，乃是世界级的专家。像马昌仪就专门写过《李福清孟姜女专著内容概述》，介绍他对万里长城故事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研究。一位外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能得到中国同行大专家这样的肯定，并非易事。
特別是他在这方面有通贯的了解。不似我国学者，研究小说的，不太往上做古史神话；也不太会做小说版本抄本这种文字层面之外的戏曲研究。从鲁迅以来，讲《三国演义》的就泰半不懂三国戏、各地三国曲辞、唱腔、皮影；讲《红楼梦》的也基本不讨论红楼戏，只在抄本、批本、印本、档案、史料、小说情节上斗机锋。因此，相较于李福清，我们反而显得窄、局促、小家子气。
所以我要邀他到台湾。但那时要去台湾，谈何容易！他听了，很激动。因为出乎意料，也深知不易成行，故站起来吸了一口气，向我深深鞠了一躬。
他是个大胡子，典型的俄国人特征。然而，台湾当时已反共抗俄了几十年，没再见过俄国大胡子了。苏联并未解体，台湾也还在戒严的气氛中，想办成此事，确是费我气力不小。
好不容易办成了，他也不能直接入境，得由香港转。因此他先进大陆，再赴香港。我则在台湾安排好接待事宜，各媒体也翘首以盼。毕竟是四十年来第一位抵台的苏联学者啊！
他到香港以后，入住酒店，准备次日即搭机来台。可是谁也没能想到，他拟出去看看市容，一步出酒店，就被车撞了。香港是英制交通规则，行人车辆靠左走，他没料到这一层，立刻被撞晕了过去。
香港也几十年不曾与苏联打交道了，不想竟发生此事。一时还弄成了个国际事件，由苏联派武官赴港，将之接回治疗。
次年我在北京碰到他，说：“嘿，看起来治疗效果还不错，一切如常了”。他说：“不然，头好了，但两眼看东西不能聚焦，很滑稽，恐怕不能再读书做学问了。”苏联眼科，举世知名，对此竟束手无策吗？于是我们找了一位中医，在他耳后扎了一针，两眼居然又能聚焦了，大家不胜雀跃。我说：好啦，既然治好了，我再请你去台湾吧！
于是又奔走一通，终于让他顺利赴台。台湾各界对苏联专家讲中国小说十分好奇，因此我请淡江大学、中国时报等配合举办之讲座皆极为轰动，令大家体会了一番俄国汉学的风采。
李福清不只是个人的研究极为精深，他对苏联整体汉学文献及研究情况也十分熟悉。例如早在1963年李福清就发表了苏联科学院收藏中国木版石印版小说的总目录，让我们知道许多过去没见过的序言和插图。
1964年，他又发现了列宁格勒东方文献所收藏了一本谁都不知道的八十回《石头记》抄本，有大量异文和未经见的批注。与孟列夫合作写了报导，举世震惊。后来台湾潘重规先生还特地设法探险式地进入列宁格勒，写出了对“列藏本”的研究。继而大陆政府也于1984年正式派出周汝昌、李侃、冯其庸等人去列宁格勒观验，拍成照片带回，形成学术史上非常具有传奇性的事件。
1966年，李福清又发表了他对莫斯科、列宁格勒各地图书馆中国俗文学作品，如小说、弹词、鼓词、子弟书、大鼓书、牌子曲等一百五十多种的调查，其中有不少也是过去前辈学者所没见过听过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是最适合整体介绍苏俄汉学状况的人。1981年大陆《文献》杂志早就发现了这一点，约请他撰写《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一书。该书后来由田大畏翻译，由我于1991年引入台湾，在学生书局出版。辅翼他来台讲学，让大家对他、对苏联之汉学研究有更深入、更全面之理解。
然而，赴台讲学之意义不只于此。
一是他到台湾一趟不容易，因此他们科学院还委托了他任务。原来，一百年前，他们一位研究员即曾在台湾阿里山做过调查研究，写了一本俄语与阿里山邹族的语言比较词典，尚未杀青。后来局势之发展，使得此类计划无法继续做了。这次他既能入台，机构自然希望他能设法完成此作业。他问我该怎么办。我恰好有学生蒲忠成是阿里山邹族人，遂由忠成领他入山，研究调查一番。
他本是田野调查高手，其《三国演义》研究之被人推崇，就是因为其中对扬州评书、苏州评弹、北京评书的调查研究可以系统说明口语传播与书面文学之间的关系。1977年他还出版过《东干民间故事与传说》，调查了中亚东干族（甘肃回族后裔）薛仁贵传说与《薛仁贵征东》《薛仁贵征辽事略平话》的关系等等。现在既深入邹族山村，除了继续语言方面的语料采集和语音录记之外，乃竟发挥其神话学所长，把邹族神话做了极深入的研究，开拓了他学术生涯的又一村。
二是我们闲聊时，谈及列宁格勒还藏有大量中国年画。我觉得这是个好题材，怂恿他做一场演讲。这也是苏联藏有中国年画在台湾的首次报导，后来影响深远，令他成为李明滨先生所说的“俄罗斯收藏年画推广宣传第一人”。他所主編《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成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重要成果，历时三年多，承俄罗斯二十余家博物馆的鼎力支持，甄选出俄藏中国木版年画数百幅，绝大部分是在中国本土难以见到的孤本与珍品，在我国首次出版。李福清还撰写了八万余字的论文《中国木版年画在俄罗斯》。
三是李福清本人后来便常来台湾，在各大学讲学，并参与王秋桂、林明德等人《民俗曲艺》等研究故事传说戏曲等之学术社群，成为台湾文史学界之一员骁将。
但这时我已去政府服务，主管两岸文教交流业务，忙得不可开交，与他的论学机会竟渐渐少了。后来他回莫斯科，联系遂又渐渐中断。鸿远无声，徒存遗憾而已。
由学术上说，李福清是很可观的，他译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后记中不但评析了袁珂的观点，还比较了中、西、日文相关论述，并有长达一六六种中国神话的研究目录。这在1966年，何可多得？
七十年代，他做唐人传奇研究，又拿《枕中记》《樱桃青衣》故事等和印度、蒙古、西藏、土耳其、西班牙、日本、俄罗斯各民族民间文学中相似者做比较。这也是我国学者罕有之视野。
他做《水浒传》研究时，则通过人物分析等详细说明了從《大宋宣和遗事》到英雄史诗《水浒传》，再到长篇小说《金瓶梅》的过程。这个长篇小说形成的过程，我国学者一般不注意，或竟切开不談。研究《金瓶梅》的，虽都知道故事是由《水浒》拉出来的，却基本也不去研究《水浒传》。这便可见李福清或他所代表的俄罗斯汉学学风，比我们更重视长时段、大脉络。
另外，早在1963年他就与卡扎科娃、司徒洛娃发表过苏联收藏的宝卷目录。其中颇有孤本。相对于国内这些年宝卷研究之寥落，许多中文系毕业生竟连宝卷是什么都不知道，益发令人感慨系之。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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