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秉琦晚年围绕“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一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创建起一个有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全新的学术体系。这始自1979年苏先生布局在张家口一带进行的考古探索，初衷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五帝时代前期黄帝时期的史实，后却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获得突破。然而1989年之后有悖中国古史传统的文明起源研究到处漫延，对此苏先生向大家悉心提醒与告诫，最终发出了学科发展方向“转轨”的要求。苏秉琦晚年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与探索，始终围绕着与探索国家起源有关的中国古史。这是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本文所论述的苏秉琦晚年，是从苏先生70岁那一年算起。那年正是1979年，是中国考古学学科迎来大发展的春天。苏先生从那一年步入他的晚年，步入他学术生涯的晚年。从苏先生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来看，苏先生的学术晚年，熠熠生辉。苏秉琦晚年进行考古学研究探索的主要内容或核心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由于长期以来大家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导致一些研究者主观上是以苏秉琦晚年学术思想为指导，或是沿着苏先生开创的研究道路继续前进、继续探索，但实际上却偏离了苏秉琦晚年引导并实践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道路。还有个别苏先生的继承者在自身的研究中或在指导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根本不使用苏先生考古学研究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偏离苏秉琦晚年研究的方向与实践的道路，甚至是偏离具有中国传统与特色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方向。本文将在笔者以往探索苏秉琦晚年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苏秉琦晚年进行考古学研究与探索的主要内容或核心内容，同时分析苏先生围绕其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进行研究布局，又是如何及时地引导学术界按照他所进行的研究方向与途径开展研究，希望由此能够深入理解苏秉琦晚年进行考古学研究探索的学术思想以及给予我们的启示。一、苏秉琦学术体系及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很多人以为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就是“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其实不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是苏先生在进入晚年之际，在夏鼐提倡的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运用“考古学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用于考古学研究探索的一种方法，只不过在1981年才公开发表。这一研究方法的应用，使得他晚年在研究考古学文化过程中犹如解牛，游刃有余。苏秉琦晚年运用“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这一理论与方法，开展了一场涉及全国主要范围、上下百万年的学术研究课题。如他于1979年4月10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我们这一代考古工作者必须正确回答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这三项研究课题，到1994年初苏秉琦学术体系形成之际作了进一步的表达，即“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并指明这是国史研究的核心问题。这就是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这一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及研究认识，在苏秉琦学术体系中作了完整的阐述。苏秉琦学术体系是在他晚年进行了15年探索之后形成的。其主要内容在1994年1月的《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作了全面阐述，在《〈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和《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两篇论文中也作了充分阐述。其核心内容概括如下。约一万年以来中国六个主要区域大致都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历程，后又从古国发展至方国，最后汇入中华一统的帝国的三个国家发展阶段。其中，燕山南北地区的发展过程最早，约在距今8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5000年前进入古国阶段，即传说时代中的黄帝时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距今2000年前汇入帝国。这在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典型意义，是原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北方型。中原地区大约在距今6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四五千年间，吸收北方、东方、东南方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在治理洪水过程中进入古国阶段，其中在晋南形成了传说时代中的尧舜时期的“中国”，是第一个“中国”概念的发展阶段；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即夏商周三代，是第二个“中国”概念的发展阶段；距今2000年前秦统一六国进入帝国阶段，是第三个“中国”概念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次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中原型。秦汉统一帝国解体后，经历了古国、方国的北方草原民族，如鲜卑人、契丹人、满族人先后入主中原，建立了北朝、辽、清帝国，结束了自秦汉统一中华以来筑长城、设重防，把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对立起来的格局。这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续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北方草原型。在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传统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国家起源与发展的三种模式涵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其中，古国阶段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基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最为明显；方国阶段是夷夏关系互为消长的时期，而最后终于达到多元一体格局相对稳定的共处关系；中华一统（即帝国）阶段把前段格局在政治上巩固下来，并不断加强。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学术体系，是苏秉琦晚年围绕“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一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而创建起来的一个有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全新的学术体系。苏秉琦在开展“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两大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是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着手的，有些方面是指导地方的研究者进行研究探索，或是引导有关的研究进入他的研究轨道，有的则是他亲自布局开展探索。那些由他亲自布局的研究内容，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内容。苏秉琦晚年亲自布局的研究内容有哪些呢？这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秉琦的具体研究重心中得到了解。1979年，苏秉琦安排有关单位（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张家口地区博物馆）组成张家口考古队，开展对桑干河流域的考古工作。考古工作队调查了桑干河支流壶流河流域，并发掘了蔚县三关、筛子绫、庄窠等遗址。这是苏秉琦晚年围绕国家起源问题进行研究布局的开端，揭开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研究的序幕。1979年秋季之前，陶寺遗址的重要发现仍未问世，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的重大发现（喀左县东山嘴、建平县牛河梁）也尚未产生。那么，为什么苏先生晚年一开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张家口一带？当时许多人并不明白，即使当时安排具体工作的一线研究者也不明白。而中国传统古史则表明，这里是传说中黄帝活动的区域，传说中黄帝与炎帝的阪泉大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大战就发生在附近。苏先生晚年最初将研究重心放在张家口一带，是否与探索传说中的黄帝史实有关，苏先生没有明说。三年后，1982年8月，在蔚县西合营乡三关考古工地现场召开了座谈会，即第一次“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区系考古）专题系列座谈会”。出席会议的学者包括当时在辽宁朝阳，内蒙古昭盟，河北承德、唐山、张家口和京津地区进行考古工作的学者。会上，苏先生在讲话中（《蔚县三官考古工地座谈会讲话要点》）解释了在这一带开展考古工作的缘由，他指出：冀北、晋北、河曲这“三北”地带是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的联接地带，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路。长城地带是最复杂、最具典型性的民族大熔炉。苏秉琦在这次会上了解到了辽西地区喀左东山嘴遗址大规模发掘的收获，于是提议1983年在辽宁朝阳召开第二次“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东山嘴遗址在1979年发掘之后，于1982年春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全面揭露了整个祭祀遗址。如何认识已发现的东山嘴这个遗迹的性质以及在探索辽西地区古文化和文明起源中的作用，成为当时辽西地区考古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所以，1983年7月在辽西喀左东山嘴召开的座谈会即第二次“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苏秉琦在这次座谈会上则进一步强调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考古在探索我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意义。他指出：朝阳、昭盟、京津和张家口地区“文化发展的规律性突出地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交错存在，不同的群体在这里交错。这里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燕文化，三者在空间上大致吻合，在文化传统上若断若续。尽管变化很大，但又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这恰恰是这个地区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甚为突出的一点。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错综复杂的历史线条联接起来。……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给予理论的说明，那将意味着我们这门学科前进了一大步，表明我们掌握了解开长城地带古文化发展脉络的手段，并且找到了联结我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认识到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我国北方地区在我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或作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取得突破性成果，而是去搬史书，查‘四裔传’，恐怕永远也解答不了实质性的问题。”他还据东山嘴的发掘收获，强调了朝阳地区的重要意义，指出：朝阳地区“是联结北边昭盟和燕山南侧的重要环节”，“又是联结燕山南北这一广大地区和辽东、东北、东北亚广大地区的重要环节”。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形成的对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存的认识，尤其是形成的这一地区在我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朝阳地区是其重要环节的认识，为1983年及之后牛河梁遗址群大规模发掘与一系列重大发现的问世及其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现在看来，苏先生在1982年8月第一次“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区系考古）专题系列座谈会”上看到了在辽西地区探索的希望，于是将研究重心向北移到了辽西地区。苏先生在这时看到的在辽西地区探索的希望，应与他布局在张家口一带开展考古探索的初衷有关。由于张家口一带的考古探索没有产生苏先生预期的重要成果，所以，苏先生在第一次“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区系考古）专题系列座谈会”上没有明说他的研究初衷，致使一线田野考古研究者不明白苏先生布局在张家口一带开展考古探索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更不能深入地领悟苏先生为什么放下张家口一带的探索工作，而将兴趣转向了辽西。苏先生对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一系列重大发现的研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一项则是与他探索传说中的黄帝史实这一初衷有关。这个探索初衷在苏先生论述红山文化晚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有明确的表述。如1993年4月苏先生与赤峰市史学工作者谈西辽河古文化时，分析《尚书·禹贡》中关于冀州“厥土惟白壤”的记述与“大凌河地区是近白沙土”的现象，认为“传说中的五帝早期的活动大约就在这里”，还认为：“《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又如前已述及的苏先生在1994年初论述《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中阐述他的学术体系时指出：燕山南北地区的发展过程最早，约在距今8000年前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5000年前进入古国阶段，即传说时代中的黄帝时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距今2000年前汇入帝国。这在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典型意义，是原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北方型。这些研究认识与结论，印证了苏先生于1983年在第二次“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所说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考古在探索我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含义。苏先生将研究探索的区域由张家口一带北移至辽西地区，并且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与黄帝时期的活动中心相联系论证，由此也印证了苏先生最初布局在张家口一带进行考古探索的初衷是与开展考古学探索五帝时代的前段黄帝时期的史实有关。所以，1979年苏先生布局在张家口一带开展考古工作，实际上是苏先生开展的考古学探索黄帝时期史实的发端。这是苏先生主导开创的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由于这方面探索的学术风险很大，在探索初期并不能像徐旭生于1959年4—5月赴豫西开展夏文化调查那样开宗明义，而只能在形成最终的研究成果与认识之时才便于说明。现在可以明确，从考古学角度探索黄帝时期的史实，始于1979年苏秉琦的探索。苏秉琦晚年要求学术研究转轨，最初是1991年9月18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概念，如：“1989年正当学会的第一个10年之末与第二个10年之初的转折点，又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观点由于在南中国取得全面突破性成果，从而使我们对全国范围内的六个考古文化区系各自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入一层；还使我们对学科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课题，以及实施步调也要有如火车运行需要‘转轨’那样的转折点。具体讲，就是以区系观点为纲，直接面对中国古史的几大问题：第一，文明起源，换句话说，即‘从氏族到国家’；第二，中华民族最初形成与发展；第三，中国文化传统的直根系形成与发展等。”后来，又于1993年11月27日在济南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学术研究转轨的要求，指出：“‘转轨’像京戏《红灯记》李玉和说的‘搬道叉’，但又不那么简单。学科‘转轨’指的是学科发展方向、工作问题，更指思想问题。”为什么苏先生在这时提出学术研究要转轨？是向谁发出这样的要求？目的又是什么？这一直是个谜。现在细心回顾苏先生提出学术研究转轨要求前后的学术大背景，大致可以明白苏先生发出这一呼声的目的。苏先生在1991年发出呼声，要求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转轨，这是向当时主导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以及主要参与者发出的呼声，目的是要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引向对中国古史的研究，尤其是要引向对甲骨文之前这段中国传统古史中传说时代的研究，重点是希望解开五帝时代的史实。1991年前后，正是中国考古学界大力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阶段。其代表事件是1989年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一国家一级研究机构而不是个人主导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进程。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时任所长及《考古》杂志主编的主持下组成了“文明起源课题组”，并于当年9月9日以《考古》编辑部的名义召开了“中国文明起源座谈会”。会后，“文明起源课题组”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前往浙江、上海、江苏、辽宁等地，对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的重大发现进行学术考察。由此掀起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股新潮。1989年掀起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潮，显然是苏秉琦在1986年掀起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浪潮的继续。这是在1988年夏苏先生因突然患病而中断他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后，在新产生的社会环境条件下而再次形成的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新态势。然而，这时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目的与苏先生掀起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目的不同，研究讨论的内容也不符合苏先生的愿望。苏先生在1986年掀起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实际上是苏先生晚年探索中国“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一核心内容的一个插曲，或是说当时苏先生只是将文明起源研究调整到他的学术研究主线中，目的是以更好的方式研究中国古史，探索五帝时代。如他在1986年10月谈“文化与文明”时提醒大家，“对文明如何解释，这不是顶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认识文明的起源，如何在实践、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加深对文明起源的认识”，强调“提出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目的是要揭示文献以前的历史，这就为历史传说与考古的结合找到一条道路”。苏先生在病愈康复后所面对的学术界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热点，是研究者大都在热烈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于距今5000年前、距今四五千年间、距今4000年前还是距今4000年前后，还讨论中国文明时代形成的标志、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中国文明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的等理论问题，形成的相关论文铺天盖地，但是这消耗了许多研究者的时间与心力，学术研究在低层次研究面上盘旋。对此，在1991年四五月间苏先生完成了2篇有关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论述，希望以此推动在考古学界开展中国古史中远古时代的研究。如在完成于1991年4月的《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一文中，苏先生表达了加强对传说时代研究的思想：“如果我们能把这两方面（古籍中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和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的材料很好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把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就会更好地把我国的远古历史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衔接起来，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产生私有制和阶级，最后出现国家的具体进程及其特点阐释得更加清楚。那时我们将有理由说我们所作的确实称得上是恩格斯《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又如形成于1991年四五月间的《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要求考古学家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在思想观念上、工作上要有个转变，并且指明“文明开始是把金钥匙，是要大力开拓的课题”。苏先生的这些引导学术发展方向的努力没有被一线研究者领会。所以，苏先生于1991年9月18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学科转轨，呼吁当前的研究要面对中国古史问题，并直接说明了文明起源即氏族到国家。之后，他在《重建中的“中国史前史”》一文中明确说明了他开展中国文明起源课题的意义：“我们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实质上已远不单是哲学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现实的社会、历史的课题，涵盖中国的过往与今来，是中国在这个‘世界村’中，中国人在当代世界进步人类中，将占一个怎样位置的问题，是合格的公民还是二等公民的问题。”同时告诫大家，对区系观点和文明起源课题的意义无须再加深论；提醒大家，文明起源问题“是打开历史与文化谜宫的‘金钥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次告诫大家，文明起源是个行动的口号，是一把“金钥匙”，并不止一次地说明，文明起源就是国家起源，还提醒大家不要在概念上转圈子。一线研究者对于苏先生的多次提醒与告诫未能心领神会。1991年11月17日“文明起源课题组”以及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的一线研究者近20人又召开了为期13天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会议前一阶段考察山西襄汾陶寺，河南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和殷墟等重要遗址，后一阶段在北京举行学术座谈。会议就文明的概念与标志、中国文明的特点与模式、考古学探索文明起源的作用与地位以及今后探索的途径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气氛十分高涨。而苏先生则在这次会议的末尾对在座的一线研究者再次提出了告诫，并说明了有关学术缘由。苏先生指出：“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其实‘文明起源’的确切含义，恩格斯的书名已经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了，指的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部人类历史的中间分界线不就是这些吗？”再次告诫大家：“不要在‘文明’或‘文明因素’的概念上转圈子，花费过多的精力，而应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取得一些共识。”再次说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中国考古学者经过几代人的探索才找到的开启编写《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的中国续篇这道大门的钥匙。苏先生的这些欲全盘托出的十分精辟的讲话与思想，没有触发与会者的醒悟，却使得与会者感到一片茫然而不及回神。进入1992年，“文明起源课题组”因故突然中断学术研究活动，然而掀起的这股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新潮却在全国考古界漫延，但在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研究方面却没有任何新的进展。所以，苏先生利用1993年11月27日在济南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学科转轨的要求，并希望这种转轨要像铁路轨道搬道岔那样戛然而止。苏先生之所以在1993年11月27日提出学科转轨要像铁路轨道搬道岔那样戛然而止，大概是在此时，苏秉琦学术体系正在形成，他已经看到了他探索“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一“国史”核心内容的希望，看到了他引导学术界面对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展开研究的理论依据。然而，令人不解也令人痛心的是，苏先生这一毕其一生精力探索的《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一划时代的论述，在1994年初形成并托付他人远行之后，却未能及时公诸于世，只是到了1994年9月庆祝苏秉琦85岁寿辰之际汇集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中公布。由于该论文不是单独、单篇公布发表，而且篇幅很短，许多研究者疏于学习领会，导致苏先生希望的学科发展戛然而止并进行转轨的愿望没有实现，而是那种有悖中国古史传统的文明起源研究到处漫延。即使在进入21世纪学术界加强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而引发一系列有关重要发现问世之后，对中国传统古史中五帝时代的研究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苏秉琦晚年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与探索，始终围绕着与探索国家起源有关的中国古史。起初重点探索的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及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以及在北方文化交融大背景下以陶寺文化为重心的文化现象，其目的分别是力图解开中国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前段黄帝时期的史实和五帝时代后段尧舜时期的史实，论证具有中国古史特色与传统的中国国家的形成。苏先生还以这两个课题来指导其他区域新发现的研究，引导研究者对新发现重要意义的认识。如1983年5月9日—17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上，当大家专注于讨论夏文化、夏都与汤都问题时，苏先生提醒大家要重视对“传说”时代的研究。1984年11月17日在浙江嘉兴召开的“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针对上海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等一批良渚文化大墓的新发现，苏先生指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决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神话了。”又如1985年3月1日—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苏先生提醒大家要足够重视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诸如陶寺、王城岗、平粮台、凌阳河、边线王、福泉山、寺墩、东山嘴、牛河梁、老虎山等距今四五千年间至五千多年前的重要遗址、遗存，并就龙山文化时期一批城址的发现，提出“城”与“乡”的学术概念，以引导大家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1985年10月13日，苏秉琦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又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为研究距今四五千年间至五千年前的这段历史而进行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探索，以便于指导对国家起源过程中距今四五千年间那些中间过程与现象的研究。由于五帝时代是中国古史中的传说时代，而在经历了20多年探索的传说时代中五帝时代之后的“夏”还尚未取得定论之前，怎能直言探索“五帝时代”的课题？！然而，苏先生以大师手笔布局，以社会大众关心的中国文明起源为题，以宏大的胸怀面对一切质疑，尽力悉心引导学术界及有关的学者走他所探索的道路。虽然，最后是众人沉浸在云山雾海之中，他几乎是孤军风雨兼程，却获得超越他最初研究目的的收获，“似重新发现一个和已往心目中的世界与中国有所不同的图像”，圆了一个梦，形成了苏秉琦学术体系。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与探索的目的、方法、方式、过程以及不懈努力的精神，将永远启迪着后学。虽然，现在许多学者对苏先生最终所圆的这个梦还不能十分了解，不能心领神会，但是，“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必将伴随着学术的发展、探索的深入而得到弘扬，尤其是对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文物春秋》2020年第2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