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精心教子满门俊秀

在20世纪20年代风云变幻的中国，梁启超始终注意把握孩子们的前途，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广博的知识和卓越的远见，对孩子们进行言教和身教。他精心培养每一个心爱的孩子，不仅努力培养他们成为有学问的人，还要他们成为有高尚品德、对社会有用的人。

“人活精神”

梁启超着力培养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孩子们小时，他常常让孩子们围坐在小圆桌旁，一边怡然自得地喝着酒，一边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他通过面对面的谈话和书信，传递对孩子们的情谊，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讲解治学的态度，做学问的方法，也向他们倾诉生活中的苦乐悲欢，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他告诫儿女:“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梁启超在教子中，特别强调趣味教育。他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他十分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自愿，用心细致地掌握每一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并鼓励孩子“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1927年8月，他的次女思庄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已学习一年，该选学具体的专业了。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希望她学这门专业。出于对父亲意见的尊重，思庄选择了生物学。但由于麦基尔大学的生物学教授课讲得不好，无法引起思庄对生物学的兴趣，她十分苦恼，并向大哥思成叙说了此事。梁启超知道后深为自己的引导不安，赶紧写信给思庄。在父亲的鼓励下，思庄改学图书馆学，最终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求理解”，不要“强记”

在指导孩子如何做学问上，梁启超给孩子们反复强调的是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并且一再告诫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长子思成在清华读书时，各科成绩优秀，业余爱好十分广泛，是清华大学铜管乐队的队长，还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过跳高第一名。当孩子们在学业遇到困难时，梁启超总是引导他们解开疙瘩，战胜困难，继续前进，教导他们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要他们“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他告诫已到美国留学三年的思成:“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某些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堕落之根源。”

当得知在国外求学的思庄对英文成绩不满意时，梁启超就多次去信安慰:“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些按级递升的洋孩子的竞争，能在三十七人考到第十六，真亏你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须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家中办起补课学习组梁启超不仅注重用自身的言教和身教教育孩子，还注重聘请家庭教师培养孩子。1924年以后，梁启超的四子思达、三女思懿、四女思宁渐渐长大，而他们的哥哥姐姐思顺思成思永思庄思忠则已先后出国留学，只有他们生活在父亲身边，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居所。为了充实子女们的国学、史学知识，从1927年下半年起，梁启超就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在家中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程包括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由老师选定重点。每周或半个月写一篇短文，作文用小楷毛笔抄正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兄妹几人国学、史学水平大大提高。

梁启超教导孩子们“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付出极大心血精心教子，换来的是9个子女个个成才的硕果。

其中，长子梁思成成了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次子梁思永成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连最小的儿子梁思礼，也成了火箭专家、当代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