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你有罪，我有病

相信不擅长与人交流的，不只我一个。不太喜欢和陌生人交流，若是硬要坐在一块聊些什么的时候，就浑身不自在。也有朋友夸过我会聊天，可能聊得来的人远远少过聊不来的人，所以结论就是我并不算擅长聊天，我常常会把天聊死。

碰到陌生人搭讪的时候，心里一直有两种理论在交织。一种是有罪理论，一种是无罪理论。有罪理论往往在科学研究里采用，当有一篇论文发表时，即使发表人再具有权威，其他科研人员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并不轻信论文里的一切。除非越来越多科研人员，能根据论文的内容重现一样的结果。这就是有罪理论——先持以否定的态度，在随后结果出现时，才盖棺定论。

至于有罪理论则相反，就如同现在法庭的流程一样，先假定被告人无罪，直到开庭时证据不断上报，罪证不断确凿后法官才能判罪。如果在整个过程中都找不到证据，最后也只能无罪告终。我比较胆小，害怕被欺骗，理所当然的采用了有罪定论。即使遇到的人往往是善意的，也不能改变我的态度。

采用有罪理论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容易被欺骗。可是坏处也显而易见，发现他人是善意之后，会产生很长时间的愧疚之情，深感自己以小人度君子之腹。

除了对人的态度，对事情的态度也困扰了我很久。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追求着利益。在急功近利上，似乎是每个人基因里的缺陷。趋利避害是本能，当本能发挥到了极致，反而会祸及己身一事无成。做事情的时候，我想看远一点；过日子的时候，我想看近一点。

很多事情花了不少的功夫，费了不少心血，可感觉收获不大。收获也许会迟来，但是从不缺席。我的大学教授吕老师常常语出惊人，其中一句一直记到现在，“不要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没用，你的每一步，都很有意义。”原话可能略有偏差，意思大致是这样。

我蛮喜欢的一档音乐节目《歌手》，其中受邀歌手李泉也提到过，做事情的错位感。他年轻时，出了一张专辑，就总想着会不会大火。在当时反应寥寥无几，随后的几年却不断有反馈，说他这张专辑很不错。绝大数的事情，它的效果是滞后的，错位的。但不代表没有用，做事情是一种积累，所以我希望我能看的远一点。

至于过日子，自然是快乐最重要啦。快乐总是转瞬即逝，如果那一霎抓不住，也就溜走了。过日子还是看的近一点，在愉悦的时候开怀大笑，在伤心愤怒的时候爆几句粗口也无伤大雅。我是一个比较少讲粗话的人，就算讲粗话往往也不是针对人，而是表达一种心情。我要骂人的话往往是不带脏字的，比如：“两个肩膀扛一个猪脑袋，不想事情”或者“这屁股眼大得掉了心的人”

前天清明回了趟老家，老家地方小，跟爸妈挤在一个房间睡觉。睡不着，就侧耳偷听爸妈聊些家长里短的。听着听着，觉得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提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是罪感文化，东方是耻感文化的看法十分吻合实际。西方的罪感来自于上帝，众生皆有罪，一生都在赎罪的路上。而中国的宗教影响就没这么深入人心，反倒是人和人之间的纽带，规范着人的行为。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事无巨细的在别人口中传来传去，又怎么没有点耻辱感。耻辱感让我们耻于去做让人说闲话的事情，毕竟没人愿意成为别人口中的反例。

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各个家庭生活联系十分紧密，对于自我价值的实现大致也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来源与自己，达到自我内心的标准，人各有志有些志如鸿鹄有些志在平淡。一个是来自别人的认可，能过上让别人羡慕的生活，就收获了成就感和幸福感。或许是传统文化把我们联系得太紧密了，他人的目光无从避免的同时也太过炽热，暴露于这种目光之下，耻辱感也无从避免了。

至于罪感还是耻感约束行为，孰好孰坏还是很难说清。不过生活在东方文化里，也只能随大流，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两头讨，即达到自己的标准，又得到别人的认可。总采用有罪理论对待陌生人的我，可能多少也有点病态吧。

PS：前段时间总是很闲，即没怎么写文章，在学校也没什么正事。反而是现在比较忙的时候才想起来写点文字，记录一下生活，记录一下自己。本文没什么有营养的东西，大家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