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经历与体会
我参与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经历与体会
蒋高明
2000年7月，我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UNESCO China-MAB)的任命书，兼任该组织中国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为韩念勇研究员。从此，我与China-MAB有了连续8年的不解之缘，至今还和该组织保持着各种联系。
据韩念勇秘书长介绍, China-MAB是中国最早参加的国际组织之一，时间是在1978年。当时因对政治问题高度敏感，中国参加该组织是邓小平亲自批准的。因UNESCO与教育和科学有关，建议中国加入到该组织的，大都是中国科学院科学家的功劳。关于这一点，老先生们比我有发言权，就不在此赘述了。
我在该组织中主要参与了两方面的工作：代表中国参加UNESCO-MAB城市组的工作；帮助中国部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申报生物圈保护区(Biosphere reserve)。现就我经历的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城市组的工作
2000年11月9日，UNESCO-MAB Urban Group (以下简称城市组)第一次会议在巴黎UNESCO总部大楼召开。城市组成立这件事是第16次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协调理事会讨论通过的。那次会议是在2000年11月5号，韩念勇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外事局的万杨和我代表中国参加了会议。当时，在协调理事会上，有的国家代表提出成立地质公园，但没有通过。城市组能够通过，可能与巴黎总部的几位法国籍教科文官员比较热衷有关。法国人道格斯(Peter Dogsé)负责此事。他个头很高，人很热情幽默。
城市组成立的目的，是将生物圈保护区的理念用于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自然保护，带动那里的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当时UNESCO生态科学处主任、澳大利亚人布瑞吉沃特(Peter Bridgewater)主持了城市组成立会议。
城市组由26个国家40名代表组成，印象中有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摩洛哥、澳大利亚、埃及、巴西、巴基斯坦、韩国、中国等，我和韩国汉城大学(今更名为首尔大学)的金正坤(Kwi-Gon Kim)教授，是来自亚洲的代表。城市组挂靠在生态科学处，在UNESCO-MAB网页上辟有城市组的页面。
根据城市组会议精神，我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生物圈保护区为例，对这个保护区与锡林浩特城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锡林郭勒保护区当时是全国最大的生物圈保护区，有1万多平方公里，而锡林浩特城市面积仅15平方公里, 占整个锡林郭勒盟的0.75/万; 但人口15万人, 占全盟的16%, 即是说城市在不足万分之一的土地生活了近六分之一的全盟人口。如何利用生物圈保护区的牌子，经营好城市，并带动退化草地的恢复，提高牧民收入，是我研究的重点。根据研究结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了两篇论文；后被韩国MAB委员会邀请做了专门介绍；并于2004年赴纽约，在美国科学院参加了城市组会议，介绍了有关研究成果。
参与生物圈保护区申报
从2001年到2004年，在韩念勇秘书长的安排下，我参加了中国几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晋升国际生物圈保护区的前期评估与材料准备工作。生物圈保护区与世界遗产一样，都是由UNESCO认证的具国际品牌的保护实体，前者强调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并举；后者强调具有特殊历史与自然景观的遗产保护。具体程序都是由申报国提出申请，准备英文材料，在UNESCO MAB召集的大会上请理事会评委审批。
从提出申请，到材料递交UNESCO生态科学处组织，需要经过几个关键过程。一是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组织专家到现场进行评估，必要时邀请国际专家参与，重点考察申请单位是否符合生物圈保护区的要求，需要进行哪些调整；二是申报单位按照UNESCO生物圈保护区要求的表格填写大量的材料。为了方便保护区基层技术人员填写，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处将国际表格翻译成中文，保护区直接填写中文；三是由国家委员会对申报的中文材料进行审核、退修、补充，对附件(如植被图、物种名录及拉丁文、保护区音像与图片资料等)质量把关；四是所有资料齐全后，组织专业人员翻译成英文，装订成册，并上报UNESCO生态处。
我担任China-MAB副秘书长期间，为中国成功申报了5个生物圈保护区，分别是宝天曼(河南)、赛罕乌拉(内蒙古)、呼伦贝尔(内蒙古)、佛坪(陕西)、珠穆朗玛峰(西藏)。
我参与MAB计划的几点体会
人与生物圈计划在国际上实施了50年，在中国也有42年的历史。一个国际计划在经费很少或几乎没有经费支持的前提下，为什么能够这么长的时间呢？MAB的魅力是什么？根据我具体参与MAB计划的实践，具体体会如下：
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尊重理事国的意见，不强求成员国按照他们的意志办事。其实UNESCO颁证的世界遗产也罢，生物圈保护区也罢，还有后来的地质公园也罢，都是一个仅给予一个名称，一个国际品牌。UNESCO花的是成员国的经费，它没有经费分配给成员国某个保护区或保护地，或要求成员国做什么。但它是一个有良好信誉度的国际品牌。进入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各国保护区，能够在更大的交流平台上展示自己。由于这个原因，连不参加UNESCO的美国都积极申报生物圈保护区。
二是中国自然保护区把中国国家委员会当娘家，在这里获取自然保护的知识。尽管China-MAB也没有经费给它主管的保护区网络，也是只给牌子，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对保护区依然有吸引力。这是因为，许多保护区建立起来后，具体用什么样的理念管理保护区，保护区管理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反映上去，是中国大部分自然保护区感到困惑的。由于能够给保护区管理经常指点迷津，China-MAB委员会尤其秘书处就起到了保护区“娘家人”的作用。
三是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经常深入自然保护区，在那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或反映问题。专家、保护区管理人员与农牧民坐在一起，针对具体问题调研，获得真实信息，一些信息对主管部分制定政策能够充分较大的作用。如2002年，我参与了起草22名院士联名呼吁加大自然保护区投入的建议书，该建议提出的方案最终在许多省的自然保护区内得到了落实。
四是办好《人与生物圈》杂志，给保护区以信息和信心。《人与生物圈》杂志起初是通讯，后来改版杂志，中间几次改版，最终成为今天自然保护区领域精美的杂志。希望这本杂志继续办好。
五是有一个固定的组织，挂靠在中国科学院。China-MAB能够在中国生存32年，有一个好的管理机构也非常重要。秘书处挂靠在中国科学院，队伍稳定，可协调与其他部委之间的关系，近年来，China-MAB将工作重点集中到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与研究，相信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