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芝琛
王芝琛已经远行15年了。清明明节怀故人。我忘不了和他的交往。
介绍我认识王芝琛的是谢泳。1999年，谢泳来北京，约我一起到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拜访王芝琛。王芝琛比我年长14岁，一见如故，相谈十分投机。
当时，谢泳任《黄河》杂志副主编。那一年，他试将《黄河》改版，变成以知识分子为主题的杂志。王芝琛是他的作者。他知道我和谢泳是好友，也把我视为畏友。
芝琛兄告诉我，陈永贵辞去副总理后，和他住同一单元，电梯里经常见面，有一次王家保姆买菜，陈永贵主动帮助把菜篮子送到他家。他当时给陈永贵和自己的妹妹妹夫拍过一张合影。我感慨特殊年代的高官退下来，回归常人，动员他就此为《老照片》写一篇。他开始不愿意写，因为此前《老照片》给他发过多篇稿子，不便推却，才写了一篇千字短文《我的邻居陈永贵》，发在《老照片》第25辑上。
王芝琛全心投入与《大公报》相关历史的研究。过去在《老照片》上发表的也是这方面的文章。他自幼喜欢文史。1950年代高中毕业，父亲王芸生坚决反对他报考文科，于是他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指挥仪专业。1961年毕业后，他一直在海军从事相关科技工作。1980年，父亲病重，把在外地工作的他召到身边陪侍，向他追忆了平生的重大事件。那是一个大地行将复苏的早春季节。王芸生虽然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毕竟见过大世面，有过大阅历，他预感到，国人对20世纪的历史评价，将会出现重大的变化。于是，他向儿子说出了郁闷在心里多年的话。
《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成新记公司，接管《大公报》，办成了一家文人论政的独立报纸，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了极高的社会公信力，在现代新闻史上写下了不寻常的一页。1941年，《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逝世，蒋介石出席葬礼，毛泽东发去唁电，给予高度评价。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与国共双方领导人接触，得到很高的礼遇。为了坚持言论独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给上海市长吴国祯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当时，不论国民党、蒋介石，还是共产党、毛泽东，都不能低估《大公报》的影响力。1945年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召开制宪会议，中国派出十名代表参加历史盛会，其中新闻界只有一名，便是《大公报》胡政之。
进入1950年代，《大公报》失去了独立发言的空间，王芸生担任社长，实为虚职，党内干部主持笔政。在1957年，《文汇报》徐铸成、《新民报》陈铭德、邓季惺都被打成右派，王芸生有反苏之嫌，似乎在劫难逃。但高层有意保留一位民国报人的代表，王芸生幸免于难，但要求他按照既定的口径撰写报史。他只好自泼污水，把《大公报》说成是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文革开始，王芸生受到冲击，《大公报》则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1972年中日建交，身为日本问题专家的王芸生，恢复了全国人大常委的待遇。对《大公报》的历史评价，一直是他心头隐痛。他在生命的最后三个月，陆陆续续与儿子谈了一生经历的很多重大历史问题，比如中苏关系、西安事变、《大公报》和国共双方的关系等等。他一边说，王芝琛一边录音。当时王芸生体力已经很差，有些问题只是点到为止，语焉不详，王芝琛不能完全理解，但毕竟留下了最重要的线索和钥匙。
父亲临终的心愿，王芝琛看得很重。1991年，他54岁，主动要求退休，专心从事与《大公报》相关的历史研究。他“埋头大公报故纸堆中，悉心研究，并采访大公报故旧，广搜博闻，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他积累大公报材料之丰富，于大公报史事之熟悉，朋辈中无人能及。（唐振常语）”我读过他的文章，印象颇好。他选择的细节，往往一下子抓住要害，干净利索，快人快语，没有一句废话。他善于在有限的篇幅内，尽量传达更多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年青时喜欢文而没进文科院校，或许是一件幸事。否则，读了文科，染上那个时代的通病，文章未必能写得这样好。
不久，中国工人出版社资深编辑王建勋找我商议，策划一套“学灯文丛”。组稿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王芝琛。他已经发表过几十篇有关《大公报》的文章，主题集中，编辑成书可谓水到渠成。我和王芝琛一说，他很高兴。2001年9月26日，是王芸生百年诞辰。2002年6月17日，是英敛之创办《大公报》百年纪念。如果能出一本有关《大公报》历史的书，正逢其时。况且此前他还没有独立的著作，花甲之年出书，可谓人生快事。
书稿很快编成，名为《百年沧桑》，王建勋相当满意。但问世过程中也有一些波折。毕竟过去对《大公报》的负面结论还是笼罩在许多人脑海里的阴影。推翻以往的结论，不是一件小事。王建勋想了一个主意，在卷首加一页说明，称作者的意见只是一种看法，并不代表出版社的观点，总算让此书如期开印。
此书问世之后，引起了出人意料的反响。《大公报》虽然在大陆消失了，但香港《大公报》还有。2002年，他们要举行《大公报》百年纪念。王芝琛的观点成为纪念的基调。泼在老《大公报》身上的污水由此荡涤一清。新记《大公报》在20世纪中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地位，重新成为学术界、思想界和新闻界有识之士的共识。文人论政，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再度点燃中国新闻人的理想。
《百年沧桑》打响后，辽宁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也慕名来向王芝琛约稿，请他写《王芸生传》。为父亲立传是王芝琛的宿愿，无论资料的熟悉、理解的深刻，他都是立传的最佳人选。2002年新年春节期间，他废寝忘食地赶写此书，按时完稿。那家出版社的编辑将书稿交给领导审阅。领导却说，这本书既不能得大奖，又不能赚大钱，出它干什么？出版社拒绝履约，且不作任何补偿。王芝琛失望之余，只有长叹。
2004年5月30日，我突然收到王芝琛一信，告诉我查出癌症，病得不轻，希望想想办法，让他有生之年看到传记问世。我吃了一惊。他还不满67岁，和他多次来往，觉得他精神一向很好，怎么突然间遇到这样的灾难？
正巧这时广西的出版家刘硕良来北京创办文化公司，让我帮助组织“背影书系”。于是，我把赵诚的“黄万里传”和王芝琛的“王芸生传”推荐给他。并且告诉他王芝琛的病情，请他尽快出版。刘硕良痛快地答应，三个月内一定让这本书印出来，并当下派人和我一起到王芝琛家签了合同。
2004年9月初，王芝琛的《一代报人王芸生》问世，好评连连，被《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主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评为2004年度历史传记类图书奖。主办方邀请我作为颁奖嘉宾，为王芝琛授奖。
我当时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编《口述历史》，请王芝琛将他父亲最后的口述整理出来发表。接着，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栏目也采访了王芝琛，播出了题为《一代报人王芸生》的专题片。三联书店还重版了王芸生的旧著《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七大卷，可谓好事一桩接一桩。
这时，王芝琛的病情加重，他对我说，我不想死，我有很多事没做完，我还要为父亲编辑出版文集。为了延续生命，他选择了一种进口的化疗新药，一个疗程好几万元，不能报销，只能自费。他退休金不过千元。一批耄耋之年的老大公报人听说他的窘境，主动凑集了几万元，要捐给他治病，向他表达为《大公报》正名的敬意。王芝琛表示，不能接受这群老人的捐款。为了支付药费，他卖掉了启功送给父亲的书法条幅。然而，进口药也无力回天。2006年2月4日，他怀着未竟之志，遗憾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王芝琛匆匆地走了。他以业余作者之身，激浊扬清，为《大公报》和父亲正名，为中国现代新闻史和政治思想史正本清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