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良 | 说“墨法”
墨法亦称“血法”，又曰用墨之法。谈墨法离不开水。既是水墨，当以墨为体，以水为用。“墨分五彩”，墨法的运用源自于中国造纸术的产生，“笔墨”二字永远成为中国绘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的本质特征。墨法在中国绘画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理论研究中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近代的黄宾虹、林散之尤其注重墨法，他们继承了明清以来用墨法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书法墨法不仅使书法增加了韵味，还丰富了笔法，由此不断改变汉字的造型，大大丰富了书法的审美元素。不仅如此，也使得书法的现代气息不断增强，它使书法艺术在当代文化的转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墨法是建立在笔法的基础上的独特手法，墨法活用是中国书法开现代气象的重要手段。包世臣说：“画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尤书艺一大关键矣”（《艺舟双楫》）。墨分五色，即焦、浓、重、淡、青（与蓝绿相关的颜色都可称为“青”），书法墨法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化的，在笔法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墨色在书法中的变化是最活跃的。由王僧虔的“仲将之墨，一点如漆”到孙过庭的“带燥方润，将浓遂枯”（《书谱》），再到笪重光的“生纸书大字墨稍淡，淡则笔利”（《评书帖》），显示出古人对墨法的不断探索并最终引入书法的审美范畴之中。尤其是王铎的“涨墨”，令人叹为观止。
墨法已随笔法的组合变化而幻化出新的意趣，营造出另一番境界。所以，姜夔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书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不知也”（《续书谱》）。又“墨太浓则滞，太淡则肉薄”（陈绎曾《翰林要诀》）。周星莲也说：“用墨之法，浓欲其活，淡欲其华，淡与华，非墨宽不可”（《临池管见》）。除此以外，还有“飞白”书，起源于蔡邕“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书”（张怀瓘《书断》）。到了米南宫手下，“飞白”之法达到了一个高度。明清时，此法已广而用之。它主要是强调墨色在一个笔画中的虚实，也显示出这个字在通篇中的虚实。由于“飞白”的形成神妙莫测，一挥而就，令人称奇。总之，墨色的变化是自然有序，是建立在笔法基础上的为通篇的丰富变化、章法的神妙契合以及和谐统一服务的，而不是为墨色而墨色，为变化而变化，它既是为构建和谐章法的一个“外向型”手法，同时也是作者心灵的内在需要。用得好可谓锦上添花，妙笔生辉，也即人们常说的“干裂秋风，润含春雨”。反之则入俗道。
纸与墨是相互生发的书写材料，故孙过庭讲“纸墨相称”。也就是说，在书写前要了解什么样的纸适用什么样的墨（这里的墨指水与墨的调和状态）。生宣与熟宣的吸水性不同，自然对墨的浓淡有讲究，墨分五色往往要在特定条件下才能纸墨生发，当然作者的心境对墨法也起着很大的作用。纸墨关系也衍生出什么样的纸写什么样的字、什么样书体，也会到导致笔法应用的变异，生纸与熟纸对笔法的作用不尽相同。为此，这也牵涉到与用笔的关系，笔墨与纸张应是相得益彰。
魏晋时期的墨迹及后来出土的敦煌写经等往往是写在麻纸上的，唐代的一些摹本常是“硬黄”，后来有了宣纸，纸张的品种也不断多样起来，现在还有“洋纸”…于是，纸张与笔墨的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它们交相融合，随作者的心性而极尽锋端之妙。于是，笔调变了，风格变了，意境变了，字体也变了。如，“硬黄”纸长于表现细腻的精到笔法，擅于临摹古帖，尤其是魏晋名帖。所以，现在的一些“仿古派”常常用仿古熟纸。我在拟作时，为了更好地表现魏晋的意趣，在国内第一个使用了洋纸——卡纸（1998年），但纸质硬，笔法不精，恐有所失。书写的笔触清晰，笔调上可与魏晋的意味接近，但整体感稍差，尤其在墨色的应用上要偏浓。不过，在卡纸上写六朝墓志，墨色稍浓，笔迹润而有神，有魏晋神采（由于在纸张使用上作了创新，作品在“全国第三届正书展”上获了大奖，真是“适我无非新”）。不仅如此，还在洋纸上进行行草书的创作，以至于人们常常怀疑我用的是什么纸，至今洋纸的应用已经风靡书界了。
在拟古方面，尽管生宣也能表现精到的笔致，但生宣上表现的意趣和反映的精神面貌是异于古人的，由于生宣固有的与墨产生的奇妙效果又给了我们可以发挥的余地。所以，尽管现在的书法用纸变得多元，但生宣才是今后书法发展的宏大空间，因为古人在生宣上的用笔、用墨等还处在一个尝试阶段，生宣上的强大张力、淋漓的笔墨效果尽管已有先贤（王铎、黄宾虹、林散之等）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但生宣上的发展空间还有待我们今人的开拓。不过，生宣不易把握，今人常常回避，或玩点涨墨、宿墨，模拟一下王铎等笔法就算是妄为之举了，少有“造次”者，所以在书写意境上也难有突破，更不用说用笔、用墨与纸张间揉和之妙了，这一点要向绘画界学习。另外，今天的书法创作一直是徘徊在“仿古”的意态中，非常小心，“竞仿”成风，唯恐不及，沉迷于“古典”，这都有碍书法在生宣上意境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