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父子开了一个坏头，给后世汉奸一榜样，由此改写了宋明命运！

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伙同李建成、李世民、刘文静、裴寂等，以“废昏立明，拥立代王，匡复隋室”的名义正式起兵。然而李渊起兵之时，在太原以北的大草原上，还有一个强大的敌人——突厥，这该如何处理呢？

一旦处理不好，李渊南下之时，突厥背后一刀，那么别说什么皇图霸业了，自己小命都可能不保。而且，李渊以一地之兵，想要攻略全国，兵力上也力有不逮。

在这一形势之下，李渊父子开了一个坏头，给后世汉奸做了一个榜样，甚至由此改写了宋朝和明朝的命运！

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一文中，考证了李渊晋阳起兵时和突厥的关系，提及了这么一句话：

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

这句话信息量很大，“向突厥称臣”，“李世民是主谋”，后来史官忌讳这一不光彩之事，就隐瞒了下来。而且，李世民是“谋主”，差不多颠覆大家传统认知了。

李渊究竟有没有向突厥称臣，至今还存在很大的学术争议，可能就是因为“史臣颇讳饰之”，以至于今天看不到真相。然而，史书上一些零星的记载，却又透露出了一些重要信息，或许有助于还原真相。

古代行军打仗，旗帜非常重要，而在李渊父子起兵的旗帜上，史书上就有不少记载。

《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提到“宜兼以绛杂半续之”，就是旗帜一半绛色一半红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佐证了这一点：

（裴）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李）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遣使以此议告突厥。

所谓绛色之旗，是指隋朝旗帜的颜色；所谓白起，是突厥旗帜的颜色。可见，李渊父子起兵时，喊的口号是“匡复隋室”，但打的旗帜却不完全是隋朝的，而是夹杂了突厥色彩。显然，从李渊之兵的旗帜来看，即便李渊父子没有臣服突厥，也差不多是向突厥低三下四了。

其实，臣服不臣服，主要是一个面子问题，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向中原王朝臣服，但却没有实质性的付出，也没有什么损失。因此，关键在于有没有实质性的东西，比如有没有突厥兵来到中原。《旧唐书》中的一则记载，揭开了真相！

高祖起义太原，遣大将军府司马刘文静聘于始毕，引以为援。始毕遣其特勒康稍利等献马千匹，会于绛郡。又遣二千骑助军，从平京城。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

这里虽然说的是“聘于始毕（始毕可汗），引以为援”，相当于是找了突厥雇佣军，但也说明了的确有突厥士兵参与了李渊造反。

而且，李渊写给突厥的书信中，提及了这么一句话：“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

在李渊眼里，突厥出兵的报酬，就是“征伐所得，子女玉帛”，这相当于是所有“敌军”城市里的人财物猪牛马，突厥可以全部打包带走。所谓不侵百姓，最多只是说自己治下的百姓而已。

到了这一步，李渊有没有向突厥臣服已不再重要，关键在于以“征伐所得，子女玉帛”为报酬的向突厥借兵，开了一个坏头，给后世汉奸做了一个榜样，甚至由此也改写了宋明命运。

安史之乱时，唐肃宗向回纥借兵，“克城（长安）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最终回纥人把长安洗劫一空。后来，唐朝还向沙陀人借兵平定黄巢之乱，后果也是惨不忍睹。

唐朝向异族借兵的行为，给后世汉奸做了一个榜样，明朝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有过评论，一语道破这种行为的影响：对唐朝“起兵而用突厥”的危害，用了“故其后世师之”来说明。

唐起兵而用突厥，故其后世师之，用回纥以诛安、史，用沙陀以破黄巢，而石敬瑭资契丹以篡夺，割燕、云，输岁币，亟病中国而自绝其胤（后代） ......卒尽沦中原于夷狄，祸相蔓延不可复止。

尤其是一句“卒尽沦中原于夷狄，祸相蔓延不可复止”，让人读之触目惊心，就宋元明清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历史上看，石敬瑭不仅臣服于辽国，而且还割燕云、输岁币，让宋朝失去了幽云十六州这个战略屏障，以至于“弱宋”了150余年；明朝吴三桂向清军借兵，割让黄河以北酬谢清军，结果迎来的却是清军趁机鸠占鹊巢。这两个惨痛的教训，足以让人深思。

从历史上看，自战国之后，中国人就擅长“突破底线的变通”了，缺少傻瓜式遵守底线规则的精神，所以李渊才会大胆到突破华夷之辨，而变通的向突厥借兵。更糟糕的是，突破底线的李渊父子还胜利了，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利了之后就可以隐瞒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后世的汉奸如吴三桂等人，又何尝不是这一种心理？

其实，虽死而不改，老老实实的遵守最基本底线的民族，才会得到世界真正的尊重，才会有真正的光明！关于这一点，犹太人的做法就值得赞扬，尤其是二战之后的追凶。